宋方敏：警惕「國企低效論」為私有化開路

來源：昆侖策網

最近一個時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一股拿國企低效說事的論調忽然囂張起來，充斥於媒體輿論。

如「彭博報道」譏諷「倘若把中國臃腫且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視為一個國家，它會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國家「大部分資本被分配給了一個生產效率相對低下的企業群體」，將「國有企業Vs民營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就可發現「非國有企業幾乎總是效率更高」。

來自「中金公司研究部」某主管的報道，用7張圖證明國企低效，指責「國企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資源，槓杆率大幅上升，但效率卻越來越低下」。

還有個「安邦智庫」，竟然以《錢給國企還是給社會？這是個問題》為題發文，警告「在新一輪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中，如果國家控制的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還向過去一樣流向國有企業，為國有經濟繼續輸血，將有可能產生一種危險的結果——低效的國有經濟占用大量資源後，將在L型走勢的軌道上拖垮中國經濟！」揚言「中國要在經濟下行壓力穩增長，面臨如何投放資源、如何分配經濟資源的選擇：是繼續投向低效且只占經濟規模少數的國有企業，還是投向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全社會？正如哈姆雷特所面臨的生存還是死亡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經濟政策所面臨的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人們不僅要問，曾幾何時，在中央「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要求下逐漸銷聲匿跡的「國企低效論」，為何能夠卷土重來，甚至危言唬嚇？

說白了，是要借去產能調結構之機削弱國企，為再推國企私有化造輿論。

我國國企整體高效遠非私企可比

評價國企效率高低，長期存有爭議，這與考察問題的角度有很大關系。中國國企不同於西方為私人資本拾遺補缺的輔助性國企，而是作為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政權基礎的支柱性國企。考量中國國企的效率和效益，非私企所能簡單類比。一些學者用私企的效率標准片面進行實證分析，在貌似公正的數據包裝下斷言國企低效，這是不全面不客觀的。

我國國企既要追求企業利潤和效益，又要承擔國家戰略發展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更多責任，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綜合起來看，國企的整體效益比私企要高得多。

一是從對國家戰略發展功績看，建國60多年來，我國國企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和人民根本利益創造的發展效率和效益舉世公認，絕非私企可比。

新中國成立後，依靠發展國企，在很短時期內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發展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國防事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數十年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國企發展雖歷經坎坷，但總產值平均增長速度一直高於10%，帶動整個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以央企為主的大型國企，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應對世界經濟風險和支撐國家經濟戰略發展大局上，必須承擔和發揮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對外投資、資源收購和企業並購等，積極融入全球化競爭，形成自身的核心技術和品牌影響力，成為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航母艦隊」。

據《財富》雜志1994年公布第一份世界500強名單，到2016年公布最新排行榜，中國上榜企業名額連續13年增加，從最初入圍僅3家到現在有110家，其中國有企業始終占據絕對優勢，占比接近九成；最新榜單中，前50強的中國企業共有12家，全部為國有控股企業。

可見，即使在全球市場不景氣、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期的情況下，中國國企仍然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排名進一步上升，成為美歐等跨國公司不可小視的競爭對手，促進了國際戰略格局的積極改變，這樣的歷史功績是國內私企無以迄及的。

二是從對國家公共財政貢獻看，雖然目前在我國企業戶數、資產、主營收入占比中，私企已占大頭，國企皆處劣勢，但在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稅金及附加占比中，國企卻遠遠高於私企。

2012年全國企業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稅金及附加占比中，私企僅為13.0%，而國企高達70.3%。2014年規模以上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占全部工業企業的23.7%，但上交稅金占到全部工業企業的44.6%。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那個最困難的時期，中國央企利潤同比下降30.8%，但上交稅金不降反升，同比增長18.6%，這是私企根本談不上的。

由此說明，衡量企業資產回報率高低，不能光看企業的單位資產創造多少凈利潤，還應看回報的利潤給了誰。是回報給私人老板，還是回報給國家和人民，對於一國經濟振興、強盛和全面協調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三是從資本投入與產出的綜合效益看，國企比私企的層次要高得多。

國企不能只重短期效益，更要關注中長期發展，引領和承擔實施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如高速鐵路、大飛機制造、衛星通信導航、載人航天、繞月探測、載人深潛等重大項目，投入巨大，周期較長，不可能立馬見效，但一旦見效，對整個經濟社會發揮的作用力和對國際競爭產生的影響力，絕非一般企業可比。

國企是科技創新的領軍力量，技術進步是其效率考量的重要指標。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絕大多數重大的先進工程和技術項目由國企承擔；我國經濟技術要求較高的生產資料和重要消費資料的生產領域，80%以上的技術產品都是由國企提供。總體講，國企的科技含量、產品質量和發展後勁比私企強得多。僅以中央企業為例，從2006年到2009年科研投入年均增幅高達37.3%，建立了占全國46.2%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並且囊括了歷年全部的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從企業對社會就業創造的貢獻看，也並非有人所言是「國企占用了大量資源」，而「創造的新就業崗位數量幾乎為零」，「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績單應該是中國經濟資源錯配的又一佐證」。其實，在國家改革政策下，過去20年國企一直處於數量收縮狀態，而技術集成度不斷提高，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領域被私企占據發展，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用新增就業崗位數量來衡量國企與私企優劣呢？

客觀地說，在目前非金融世界500強企業里，中國央企創造的就業規模與美國企業大體相當。而在國內，就單位企業或單位企業資產所提供的社會就業規模，國企大大超過私企；且國企職工生活水平的綜合指標也明顯高於私企。我國國企還承擔着扶貧幫困、抗御風險、應對災害、優化生態環境、協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支持國防布局建設、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多方面社會職能，這些擔當必然給國企加重負擔，表面上看是降低了企業效率，而實質上是國企給社會發展帶來了私企無可比擬的高效益。

四是從成本和利潤比較看，我國國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與私企競爭，同樣表現出經濟高效性。

有研究表明，國企能夠嚴格遵守國家規定，所承擔的稅負明顯高於私企，節能降耗的成本也高於私企，還承擔着養老幫困、抗御風險、應對災害、維護國家安全等多方面的社會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利潤收入仍然實現了較快增長。

以本世紀頭十年（2000-2010年）為證，我國工業國企資產年均增長11.4%，而利潤年均增長19.9%，這是舉世驚嘆的成就。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利潤總和2.3萬億元，是2003年的4.7倍；截至2015年底，所有者權益40.1萬億元，是2003年底的4.8倍。據有學者研究，1998—2006年，國有企業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均維持在30%以上，而同期私營企業的增長率僅為25%左右；2005和2006年，國企的成本費用利稅率分別達8.44%和7.09%，而私企則僅為4.93%和5.27%。可見國企的市場競爭力和效率水平比私企只強不弱。

有種論調，把國企任何一點績效都貶責為靠資源「壟斷」而予以否定。事實情況是，目前我國國企絕大多數都處於非壟斷行業，在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中並不享有特殊的壟斷占有條件。真正屬於壟斷行業的企業極少，且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像水、電、油、氣和鐵路等壟斷性行業，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價格都由政府制定，由於政府定價要考慮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和宏觀經濟形勢、社會穩定等因素，在一個時期保持相對平穩的物價水平，往往會造成相關國企政策性虧損，這並不能證明國企效率低下，相反是社會優越性的表現。

而國際國內鐵的事實證明，一旦壟斷行業被私有化，第一惡果往往就是「漲價」，這種「效率」是靠向消費者開刀割肉、轉嫁負擔獲得的，是用社會公眾利益損害換取私人資本利益提高的假效率、惡效率。

客觀上講，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在一定條件下存在企業個體效率有高有低的差異分布，是不奇怪的；但從總體狀況看，無論是社會效益水平，還是企業本身的技術、管理和經營水平，國企都要比私企高，而且高出不止一個檔次，根本不存在國企比私企低效的普遍性。

對當下國企面臨的困境應有客觀認識

應當承認，在目前我國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調整任務艱巨、國際市場低迷、國內矛盾疊加的情況下，部分國企出現了產能過剩、庫存積壓、負債加重、經營困難的低效甚至虧損狀況，但對此應作具體、客觀、公正的分析。

首先，要看到當前部分國企面臨的低效狀況只是局部性和階段性的，是整個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後必然經受的陣痛。

在經歷30多年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增長速度放緩、發展驅動轉換、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時期，這必然不同程度地影響所有企業。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直線前進的，在市場競爭的選擇中經受效率水平的波動和曲折不足為怪。經濟轉換時期，出現局部性和階段性的國企低效，並不意味着國企全局性和長期性的低效，更不能由此整體否定國有企業在宏觀和微觀意義上客觀具有且被長期歷史所證明的經濟高效性。

其次，要看到造成當前我國部分國企低效或虧損的主要導因不在企業，而屬政策所致。

實事求是說，部分國企今天遭遇的是全行業性的產能過剩局面，造成這種結構失調狀況，是與過去一些年政府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施行了擴張性宏觀政策和扭曲的產業政策，以及聽任市場擴張沖動、推助產業結構盲目發展帶來的直接後果。對於國企本身，可謂「不可抗力」影響。

在我國經濟建設和改革歷史上，由於政府瞎指揮給國企帶來困境的情況，已經多次發生過。我們必須把政策引導責任與企業效率責任分開，不能把政府的政策失誤歸罪於國企低效。其實，越是經營機制高效的企業，在錯誤的指導下產生的結果也會越顯著。如果把政策指導失誤的責任歸罪於國企，政府犯錯卻讓國企「買單」，那就違背了常理。今天進行結構性調整，政府也不應該對受困的國企甩手不管，簡單推給市場，而應當積極扶助、科學引導，多方努力、共渡難關。

再者，還要看到在困境中我國大部分國企的績效表現是好的，仍然發揮着經濟頂梁柱的作用。

在當前經濟轉換期，我國私企的虧損面比國企的虧損面要大得多，那些無力掙扎、不死不活，甚至停業關門、破產倒閉的「僵屍私企」大量發生，多得難以計數，但我國輿論場並未以「效率低下」責之，仍然為支持其發展不懈鼓與呼；而對於少數國企暫時處於困難處境，怎麼就能擎出「國企低效論」來全盤抹黑？

事實上，當下能夠為整個國民經濟轉型發展提供堅強支撐的恰恰正是大批好的國企，而絕不是靠私企。我國國企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納米材料、量子信息和超級計算機等領域取得的重大創新成果走在世界科技發展前列，在智能電網、新能源、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掌握了一大批關鍵核心技術，並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為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和構建新型產業體系發揮了引領作用。若無視這些現實，反倒說國企效率不如私企，要靠國企私有化走出經濟困境，道理如何講得通！

做強做優做大國企的改革目標不容動搖

從主張私有化的角度看問題，凡是公有制經濟，凡是國有經濟主導的體制，永遠都是低效的，這是「鐵律」。因為，只要看到企業在為國家和人民擔責任、增效益、作貢獻，看到資源、財富在社會層面上的使用和分配，就會覺得這是私人資本利益的損失和浪費。反觀之，私營企業的高效率，往往憑借勞資利益關系的對立和分化，通過加重雇傭剝削、漠視勞動條件改善和向社會轉嫁負擔等辦法，即以犧牲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為代價而取得，這對公有制經濟來說，並不承認是其生產效率的真正提高。可謂體制不同，利益出發點不同，效率標准也不同。公有制度的效率觀，要讓私有制度的信奉者認同，很難說不是一種奢望。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內外總是有些人把矛頭對准我們的國企，抹黑國企，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搞垮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我們不能上當！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如果沒有國企作為市場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確立。經過多年改革，我國國企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但也要看到一些國企在如何適應市場資源配置，完善企業制度機制和國資監管體制，提高國資運行效率，防范內部人控制、利益輸送和國有資產流失等方面，還積累了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我們不否認國企存在問題，改革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國企存在問題」與「國企存在就是問題」完全是兩碼事！國企改革，只能為做強做優做大國企解決問題、排除障礙，開辟更好的前景。

鼓吹「國企低效論」的目的，不是為了把國企做強做優做大真正解決問題，而是為了把國企搞弱搞垮搞掉，搞國企私有化。

最近，遼寧9家省屬核心國有企業在沈陽產權交易所向全社會征集戰略投資者，全面推進「混改」，引發網民熱議。

據沈陽產權交易所公告和發布的數據信息，充分說明「這些企業，技術實力雄厚、產業鏈條完整，具有強大的新產品研發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都是遼寧國資的優良資產、核心企業，其市場競爭力、盈利能力、發展前景都相當可觀，與網上某些專家所言的「東北衰落是由於經濟被國企吸干了」，這是「被逼出來的混改」，靠「引入資金盤活資產」、「引入更高效的管理機制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等風馬牛不及。

至於說遼寧國企比例過重，拖累了經濟發展，完全沒有根據。其實，遼寧利稅80-90%以上來自國企。2013年遼寧省納稅百強企業排行，國企（國有控股）仍占87家，那13家躋身百強納稅的各種私企，總共才納稅66.34億元，其中，民營企業納稅43.88億元，而中石油大連分公司一家就納稅145.34億元，民營企業的納稅額，都不及中石化大連分公司納稅的零頭。無怪乎許多網友對這次打包出售國企股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質疑這種靠出賣家底、殺雞取卵的方式搞改革，是否與做強做優做大國企的改革目標背道而馳。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低端產業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要加快發展，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當前重點是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這些無疑都是國企理所當然要帶頭完成的任務。但是，絕不可以成為削弱和搞掉國有企業的借口。

國企是全體人民的國企，是全體勞動者的國企，遇到困難不能不顧國家利益和工人死活，一混了之、一賣了之，應該依靠工人階級力量，發揮主人翁積極性，同舟共濟，集智聚力，在結構調整中該轉向主動轉，該組合積極組，大家發奮圖強、共同努力去實現轉型升級目標。

政府責無旁貸地也應該提供支持和幫助。

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把化解過剩產能變成消化國企，把暫時遇到困難的國企當作「僵屍」處理，甚至給所有的國企都戴上「低效」的帽子，走出賣產權、國退私進的路子。

歷史證明，這個口子一開，再好的國企也會「被低效」「被僵屍」，為私有化創造條件。國企私有化，絕不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擺脫下行壓力的出路，只有緊緊依靠國企，發揮支柱作用，才是引領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轉型發展和健康騰飛的希望。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國務院國資委國企理論宣傳特約研究員；此文部分觀點以《國企真的比私企「低效」嗎？》發表於《國企》雜志201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