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的辯論應該更多地使用「中國話語」

產業，作為一種極權形態，往往被浸淫於海洋族規則指數思維的農耕者族群子弟所詬議。而事實上，他們並不了解產業是什麼、以及產業對於一個國家意味着什麼：在以國家為巨無霸之人類組織單位之間，產業是一個國家的立身之本；而產業政策，則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主動或被動狀態。

產業源於海洋規則指數主導下的工業產品擴張進程，當海洋族群在歐洲彼岸及縱深腹地安營紮寨，起初以海外貿易或掠奪方式，維持自身的日用生活必需品供給。這種貿易或掠奪方式，顯然成本等等原因而不是長久之計，而改變這一局面的方式，就是照貓畫虎或以標準模式進行異地複製。歐洲工業基礎的誕生、以及作為海洋規則指數領先指標的「科學」範式的產生，開始形成完整嚴密的學科體系及其規則。科學的核心主旨，是理性假設，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均以理性假設為前提，進行相關學科或體系的反覆推演，工業革命及之後的產業化擴張，即是這一推演的實驗，而最終以各種產品生產流程的標準化，完成其作業分工。但是，歐洲及以後的美國，並沒有或極少在本國領域形成固化的產業形態即由產品過程的生產資料集中或價值配置基地化，此所謂如今稱之為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的胚胎。

為什麼沒有形成這一鏈條或集群形態，首先是在工業革命的原始初級狀態，所生產的產品及日用生活必需品，已基本滿足了本區域族群的需要，繼續生產就只能滯銷。所以，必須在產品品質或質量提高方面做文章。但這並不解決根本問題，工業革命的第一個悖論出現：為了滿足人們日用必需品而進行生產，購買和消費人口有限即很快得到了滿足，而廠商為了提高產品競爭力，就必須在產品品種和質量上創新和精益求精。這一努力的結果，卻是消費者或產品用戶的日用必需品使用壽命延長，本來想以此提高和加速產品銷售和生產速度，結果卻是加劇了產品的滯銷困局——這一局限大約持續數十年左右時間，終於找到破局並可極限發揮的途徑：將產品銷往人口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產業化擴張由此肇始。

產業化擴張，如此變成了歐美工業國家的「去產能」運動，然後為了將產品銷往更多的群族，國際貿易關係開始出現。為了使這一貿易關係能夠順利暢通，歐美等海洋群族國家，長途跋涉到人口最為密集、購買力相對較強的中國等國家。由於農耕者規則指數領域的中國，長期過着自給自足的田園耕作生活，日用必需品並不短缺，所以沒有如海洋群族國家之歐美工業及貿易廠商想象中的那麼迫切需求。如果強行銷售，就等於要完成一次該地區群族日用品的替代：將其原先所購買和使用的必需品，換成歐美工業國家的對應產品。

可以說，歐美工業國家與中國及亞洲等國家的國際關係，均不同程度的體現於這一「替代」功能。為了加速這一進程，歐美工業國家將「科學」這一標準格式化功能發揮到極致，通過殖民地形式複製並進行市場經濟實驗。所謂市場，即是海洋規則指數作用下的貿易關係、生產與銷售等規則標準化，並以此標準集成，建立歐美國家的外域或海外「特區」，以此成為市場化的前沿陣地。但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完成歐美產品對所到達之地的本地產品替代。

這無疑是海洋規則指數與農耕者規則指數博弈而勝出的經典案例。因為工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不但將本國過剩的滯銷產品高價銷售出去，而且在「替代」過程發現了購買和消費的無邊潛力。所以，產業及產業化開始形成：將本國工廠進行研發基地升級，把工廠及生產產品的流程打碎並以標準拼接的方式，在產品購買或消費強勁的國家或地區，就近進行「車間」複製，此為產業及產品生產鏈條和產品生產原材料自動集群的產業形態和產業化擴張。

對於深諳這一擴張邏輯的歐美國家而言，決不允許其形成的產業價值指數結構輕易被擊破，所以凡是其所到達之地，必以抑制和消滅該地區的產業巨頭的可能性出現，以維護產業上遊資源控制並實現其獲利最大化永久性和持續強化。

在完成了工業流程產業標準擴張的同時，歐美國家為了徹底斷絕所到達國家消費或購買者購買本國產品的慾念，進行更深度、更徹底的「產業」化實驗，以維護產品暴利壟斷地位，染指並完成產品及商品的交易關係的格式化，此即稱之為「市場」以及一系列的規則安排，統稱為市場經濟制度。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海洋族規則指數領域的國家，在進入農耕者規則指數領域的國家進行殖民及「特區」實驗的同時，就是在該地區或國家招募合作者或幫手，以彌補本國人口規模有限、外派或移居的不可持續：讓熟悉該地區的本地人，去海洋族規則指數領域的國家，接受名以「科學」的標準體系化思維塑造，使其在接受這一塑造過程後，返回目標所在地，代替自己完成所要完成的使命——此無疑是最成功的實驗：這些被稱之為留學生的群體，在百餘年來的出國、歸國曆程中，成為自覺維護工業國家在本國的幫辦，不遺餘力地協助歐美工業國家打開本國的市場，徹底完成了對本國產品的替代，包括思想及思維模式的替代。

在「科學」的原產地，理性假設僅僅是一種假設，但農耕者子弟卻當真了。人類行為真的是理性的嗎？歐美國家為什麼能不斷地進行科學進步和技術演進，因為其深知此「理性」僅僅是一種假設、甚至條件都不算。海洋族規則指數領域的國家，希望並誘導這些農耕族群領域來的子弟信以為真：你是我花錢雇來的幫手，是我的「產品」之一。

所以，這些被海洋族規制指數格式化的「產品」們，其毫無「產業」概念。因為歐美國家拒絕其進入和涉足本國的產業（藍領作業工人就業已經困難、不需要更多外來者搶奪飯碗），即在歐美產業上游及核心技術領域，很難見到農耕者子弟的名字，此列為農耕者子弟接受歐美格式化教育和思維塑造的「禁地」。只要明白這一點，就理解為什麼1949年後的中國，在引進如錢學森這樣的學者回國時，美國為什麼深懷敵意並持拒絕態度。隨之之後，即驗證了這一「擔憂」：錢學森在美國未必已經到達當時美國產業上游及核心科技的前沿，但回國後與其他科學家一起，奠定了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的基礎——此已成為1949年後中國至今賴以「話語」的淺顯根基。

換言之，歐美國家百餘年來對中國等農耕規則(文明)領域地區而言，僅僅需要的是市場，即更多的用戶、或成規模的消費者購買歐美產品，儘管這些產品已經「中國製造」，但其僅僅是「加工」，因為獲利大頭仍屬於被歐美國家壟斷的產業上游；而不需要、拒絕其出現產業的任何徵兆或跡象，因為那樣不但會從自己控制的市佔率分一杯羹，而且危及既定格局的安全。

1978年之後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是海洋族規則指數作用於農耕者規則指數的更深度的成功案例：假如說之前的中國留學生還需要歐美國家花錢培養的話，之後的中國留學生不但可以自掏腰包、且政府予以種種補貼，支持去接受歐美國家的「產品」塑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本土的所有高等教育的教材里，已經被歐美教科書侵占和壟斷。這三十餘年，中國沒有多少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但購買和消費盡了歐美國家所生產的產品：這一局面，並沒有因為歐美格式化教育歸來的「產業經濟學家」們，而有絲毫改變，相反只能使其加劇。

這一點，在中國被稱為「史詩級」的林毅夫、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存廢之爭中，得到真實的反映——林、張被稱之為接受歐美教育回國即成為頂尖序列的經濟學家，以一場黏貼性的辯論，如果放在產業政策的「原產地」會被笑掉大牙，在中國卻成了「史詩級」，相互賣弄聰明，卻徹顯對產業本質的無知：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產業、產業政策的目的是什麼，而是互相黏貼躉來的歐美經濟學等名詞和概念，來無休止的表演誰理解的更準確，以博得歐美導師們的青睞和本國決策層的重視。除此之外，對中國現實及解決產業矛盾本身毫無價值。

我曾經寫過一個「為什麼產業結構調整會窮途末路」的小文，對產業及產業政策進行了淺顯的辯析，自認為比林、張之爭更具價值。因為一個國家沒有產業就談不上經濟安全；沒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技術，即在國際競爭中沒有之核心競爭力。直接的表現就是，中國只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市場」，在產品價格、消費趨向方面，完全受發達國家控制或左右，既無還手之力，更無壯大和超越其的機會和可能。

林毅夫、張維迎作為中國經濟領域的某種標誌性人物，對產業及產業政策的理解，如此邏輯混亂或概念互換，已說明了一個不忍卒視的「事實」：無論是學界，還是其門生主導下的政府產業決策部門，根本缺乏什麼是產業、產業政策為什麼的基本常識，已部分地回答了我之小文「為什麼產業結構如此窮途末路」的疑問。以此基礎，再加上決策部門行政極權意識，中國產業政策只能導致產業結構趨於緊張，而無益於戰略布局指引以及市場環境的改善。

（作者為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氏指數研究院院長，以上為作者《量子指數理論》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