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發展 從1949年起就一直存在兩個謬見

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回顧了資本主義，這個受到利潤最大化和資本積累所驅動的經濟系統的內涵，以及中國從19~21世紀初艱難曲折地探索自己的經濟發展的進程。在20世紀末全球新自由主義崛起時，美國和歐洲轉變成為金融擴張、債務驅動的消費型，並依賴從低工資國家進口製成品。中國捨棄了中央計劃經濟，並從亞洲鄰國的工業起飛過程中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積累，特別是那些中國海外僑民的投資，最後把自己轉變成為一個以出口為驅動的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心。

「冷戰」時期，中國一直是地緣政治中的重量級人物，從美國和蘇聯的競爭中獲得「漁翁之利」。現在，中國獲得經濟繁榮所釋放的能量，令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也有所上升。在本書第二部分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前景的不平衡的影響。很明顯，中國沒有意圖或能力改變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因為中國的繁榮已經嚴重依賴於跨國自由貿易和投資流動。中國通過其對美國的公共債務購買「成癮」，為美國經濟的全球支配地位不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中國的繁榮正在改變青睞於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平衡。最後，很顯然，因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來源，全球經濟持續復甦的成功將取決於中國自身的經濟再平衡，而這將需要中國深刻的社會和經濟改革。

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謬見

這本書挑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淵源，以及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影響的兩種流行的觀點：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對過去毛澤東時代主義的徹底告別；中國經濟的繁榮令它對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產生了顛覆性力量。

關於第一個觀點，許多人認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改革，這兩個事件形成了兩個突出的斷層，將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資本主義的入侵時期（1850~1949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1978年），和市場經濟的改革時期（1978年至今）。當然，共產黨人一直掌握政權和鄧小平同志的改革是引發社會結構、政治秩序和政府政策等重大變化的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我們不應該讓我們願景被這些變化所蒙蔽，從而忽視了在中國長期增長的資本超越了這些分水嶺事件。第1章和第2章討論了即使曾經歷史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市場經濟，但由於政府擔心牟利活動會帶來社會動盪和不安，而壓制中國商人階級在18世紀的資本積累。商人階層於是產生轉向官僚仕途的傾向，而不是堅持世代傳承資本積累，這意味着在清代中國缺乏企業家階層來集中農業部門和商業部門所產生的大量剩餘，然而這種農村剩餘轉移到工業部門卻發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國。與此同時，中國的一些企業家遷移到了南洋的歐洲殖民地，他們成為中國僑民資本的網絡，這個網絡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並幫助刺激了21世紀之交的中國經濟繁榮。

清朝在1839~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失敗後，中國的國家精英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快速培養資本積累和工業化，並從經濟上和軍事上趕上歐洲。德國、日本、俄羅斯的現代化的精英們利用集中的國家權力從農村擠壓和獲取剩餘價值，跳躍式地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晚清時期的改革者曾也試圖通過發起國家資助的工業化計劃，來遵循同樣的路徑。但是，在鴉片戰爭後清朝國力日漸下降，它從根本上缺乏有效調動和集中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與其他在後起工業化國家相比，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這也烙印着中國受制於在20世紀之交兩個新興的工業國家--俄羅斯和日本，以及中國軍隊與其對抗的恥辱。這之後清朝加速沒落，最終在1911年覆滅。

1911年的大革命後，在地方軍閥、中共紅軍的軍事壓力以及日本入侵的情況下，執政的國民黨並沒有完成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目標。儘管當時社會和政治混亂，商業化的農業經濟仍有不錯的增長，但在這一時期，國家支持的工業化還遠遠沒有達到效果。一直到中國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並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才真正實現了工業化。

許多最近的研究指出，1949年前，在中國的某些國民黨統治區內，發展國有企業和國家控制農產品(000061,股吧)曾作為手段來加快農村剩餘的提取和工業資本積累（Kirby1990,1995;Cohen2003;Bian2005）。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所做的是將國有部門擴大到整個經濟和集體化農業中，把國家變成資本積累的獨家代理。因此，儘管在1949~1979年中國受到國際上的孤立，但卻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網絡。它還成功地捍衛了國家主權和地緣安全，無論是來自美國還是蘇聯。中國的毛澤東時期代表了一個世紀的國家精英追求國家主導產業化的頂峰。

回顧歷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所遺留的工業基礎，鄧小平執政時期所實施的改革措施不會成功。在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執政時代所建立的國有企業和基礎設施，確實是改革時期經濟起飛的重要基礎。例如，許多外國公司在中國投資並沒有從零開始，而是首先與國有企業成立合資企業。與此同時，許多國有企業在國家財政和政策支持下，發展成為規模龐大的跨國企業，雖然其成為上市公司，但政府卻占有公司絕大部分股份。現在中國大部分的大型企業都起源於毛澤東時代，或是源於那個時代所發展的國有資產（Nolan，2012）。國有企業持續發展與國家進行最主要的資本積累，這與長期的歷史分不開。在俄羅斯和東歐的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出現了國有企業的類似優勢，因此也不足為奇了（經濟學人，2012A）。

其他毛澤東時代的遺留產物，包括戶籍制度和在人民公社內進行農村教育和農村衛生的公共投資來限制農村-城市的遷移。這些政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有文化和健康的農村勞動力，可用於20世紀80年代的出口型私人企業以及鄉鎮企業。在毛澤東時期的自力更生的政策使得中國避免了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這個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和蘇聯集團帶來了巨大的重創。

這裡強調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遺留對中國經濟繁榮所做的貢獻並不是要減輕鄧小平同志所發起的市場改革的重要意義。只有在這樣的改革之下，才能讓那些從「二戰」以來就開始蓬勃發展，散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長達三個世紀且不斷積累的東亞產業資本進入中國，並利用毛澤東時代建成的工業來釋放出新的繁榮。因此，「冷戰」後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執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與出口導向型東亞資本主義資本的混合，這才點燃中國經濟熱潮。

關於中國經濟崛起的謬見是，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強大的、顛覆性的、反現狀的力量，並將挑戰美國在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主導地位，以及美國所宣揚的自由市場。這種看法往往過於誇大中國的意圖和顛覆全球現狀的能力。批評現有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左翼作者認為中國將會實現他們的願望，帶來一個挑戰正統的自由市場的新視角。他們也希望中國打敗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取代它並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與此同時，許多右翼作者更傾向於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現有的國際機構構成威脅，但這是一個需要野心的威脅。2003年，國際政治專家阿拉斯泰爾•莊士敦（AlastairIainJohnston）認為，與其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修正主義，中國表現出更強的維持現狀的傾向。本書表明，經過十多年的全球動盪和中國的持續崛起，這個特徵現在仍然有效。

正如第3章和5章所討論的，中國沒有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儘管其領導人的姿態和國家媒體的措辭有所變化。相反，中國一直是幫助美國延續其全球霸主地位的關鍵力量。中國的許多企業都得到華爾街金融機構的幫助，在股票市場如香港和紐約上市。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美國和歐洲這兩家最大的市場對其製成品的需求，而中國對這兩個地方的出口都大部分用美元結算。大量的美元通過貿易順差流入中國，推動中國不斷「上癮」美國國債投資，把它作為流動性最高、規模最大的以美元標的儲值的價值。自2008年以來，中國已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債權人，而這種融資使美國得以繼續維持入不敷出的生活。對美國國債的投資促使全球「美元本位」的延續，「美元本位」一直是美國的全球權力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中國出口部門所帶來的外匯已經成為國家銀行肆無忌憚創造流動性的基礎，而這又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固定資產的投資。簡而言之，中國的繁榮依賴於全球自由市場的建立和美國的保證。因此中國遠沒有興趣來破壞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現狀和美國對其的領導。

雖然中國不太可能終結美國的全球主導和新全球自由主義秩序，但它在這種秩序中打破了全球的權力平衡，使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與美國和歐洲打交道的時候，能夠獲得更有利的談判條件。在整個戰後時期，發展中國家依靠美國和歐洲資本的金融援助及信貸來發展。他們也依賴美國和歐洲市場對其原材料進口。由於這種依賴性，美國或前殖民國家能夠很容易干涉他們的政府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蘇聯集團的力量開始減弱並在蘇聯解體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和擴大，達到頂峰。受國際債務危機的影響，這之中的許多國家被「華盛頓共識」征服，這個共識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所推動的一系列激進的市場改革和關於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如果這不能稱之為災難的話，那麼華盛頓共識的結果至少也的確令人失望，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改革之後經歷了債務不斷惡化和經濟增長低迷。如今，即使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變卦，不再熱衷於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市場化改革了。

第4章和第5章表明，中國的經濟繁榮使它成為向發展的世界購買能源和原材料的新買方。中國也成為非洲和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伴隨著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投資，中國政府向其貧窮的經濟夥伴提供援助和貸款。中國在發展中世界的存在，確切地說與美國、歐洲，甚至蘇聯的存在都不相互匹配。但它確實緩解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後冷戰」時期經濟上對西方的依賴。雖然中國並沒有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聯繫的紐帶存在，但它確實為其增加了許多投資者和貿易夥伴，從而提高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的議價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經濟繁榮正在改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但我們需要記住，中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以及其自然資源的進口，都是由同樣的資本主義邏輯和國家利益的驅動，這也推動西方列強進一步擴張到發展中國家。這體現為在發展中國家所創造的新的競爭和剝削，所以，中國開始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被視為一個新的「殖民大國」，它令合作夥伴國家產生非工業化並獲取它們本土的資源。因此，中國是幫助發展中國從發達國家那裡獲得自主權的推動者，也是攜手傳統核心力量幫助重現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現實力量。第4章還指出，儘管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暫時扭轉了西方和其他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不斷增長的全球不平等的長期趨勢，但其超出了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持續增長，將帶來全球不平等增長的復甦。因此，從長期來看，中國的繁榮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收入兩極分化的動態。

第6章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失衡，而且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惡化，這實際成為導致經濟危機的全球經濟失衡的來源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迅速釋放出出口型工業化和國家部門的債務融資，導致消費和投資之間的不平衡日益惡化。國內消費增長相對緩慢，導致中國越來越依賴國外市場，不斷膨脹的貿易順差和增加購買美國國債，從而導致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的債務泡沫的擴張。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債務融資投資的擴大也造成了中國自身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而這註定是要被壓下去的。在2008年大蕭條開始後，中國經濟在2009~2010年迅速反彈，而這一反彈完全是由加倍債務的過度投資所驅動，這加劇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中國經濟即將來臨且不可避免的再調整將在全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文：孔誥烽）

來自《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