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億美元外儲消耗之爭：政府被批不明智

和訊網消息811匯改後，有人把人民幣匯率與美元利率相提並論。《中國經濟學人》欄目注意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為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CF40高級研究員管濤所著的《匯率的本質》一書作序。其中提到，在中國過去兩年8000億美元之巨的外儲損耗，以及政府在干預外匯的時候行為的適當性。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無人對真理壟斷。因此，當和訊網《中國經濟學人》問及該話題時，管濤坦言，願意回應下這一點。

管濤在其《匯率的本質》一書中寫道，「藏匯於民」是我國資本外流的重要原因。資本外流的正規渠道無外乎「藏匯於民」和「債務償還」，前者包括境內主體增加外匯存款、出口延收和進口預付，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存放和貸放境外等。所謂「債務償還」，既包括境內主體減少國內外匯貸款、本外幣外債，以及進口延付和出口預收等，也包括境外主體堅持存款、債券和股票等人民幣資產，以及減少來華直接投資等。

余永定在給管濤《匯率的本質》的序中提到，在匯率穩定時期，如果中央銀行管理的外匯儲備完全轉移到國民手中，轉移到主權基金或一般國民手中，變成其他形式的資產，外儲的減少稱之為「藏匯於民」，但中國過去兩年8000億美元之巨的外儲損耗，卻很難「藏匯於民」一筆帶過，企業套利平倉導致的外儲下降只是讓少數利益集團獲利，不能簡單地把外匯儲備減少說成「藏匯於民」，更何況其中的很多大企業是外國跨國公司。

那麼，投機者賣空活動導致的外匯減少不是「藏匯於民」。資本外逃更不能說是「藏匯於民」。即便上述活動的所有參與者都是中國居民，央行在人民幣升值和貶值期間分別買入和賣出美元，實際上是全體國民代替某些部門和利益集團承擔了本應該由他們承擔的風險與損失，從而增加了在不同部門和社會集團之間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

管濤回應道，首先在2015年以前，中國政府一直在做減少外匯儲備的積累、創新外匯儲備的用途。比如絲路基金、亞投行等。余永定建議，既然已經積累巨額外匯儲備，而且外匯儲備已經成為中國國力重要象征，我們就應該慎重使用這些外儲。增加戰略物資進口、根據「一帶一路」戰略逐步增加海外直接投資、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等都是使用外匯儲備的有效方式。

不過，由於外匯市場的變化，市場主體自發的增加外匯市場、境外資產的配置。管濤對《中國經濟學人》說，「跟我們多年所想一致，也是我們預期調控的目標」。

因為，市場本身是順周期的，政府才是逆周期的，市場減少外匯資產時，政府為了讓人民幣少升一點，積累大量外匯儲備，這是一個逆周期的調節過程；現在市場順周期，由於匯率預期的變化，市場增持外匯資產，政府的反向操作恰恰是正常的。

總體上來講，余永定認為，中國是個凈債權國，投資收益為負，因為利用外資的成本高，對外投資的回報低。對外投資回報低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對外資產配置60%-70%都是儲備資產配置，儲備講究的順序是安全、流動、盈利，盈利排第三，相對收益就偏低。

因此，如果通過市場化的渠道去投資，能增加更高的風險，也意味着會獲得更高的回報，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對外凈債券投資收益為負的這種外匯資源使用效率不合理的狀況。

「我們要把事情從市場還是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不能簡單地用市場去苛求它」。管濤在《中國經濟學人》欄目中表示，我們會面臨一種情況就是當可能會影響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臨時采取一些措施去引導或控制，也是必要的，即使從市場的角度講，也不能說它是非理性的。

無論如何，余永定認為，我們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在干預外匯市場的過程中大量消耗外儲。「我認為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不明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