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關鍵五年：2016-2020改革進入深水區

書名：《未來關鍵五年：2016-2020改革進入深水區》

作者：王國鄉陳志武許小年周其仁茅於軾

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6月

內容簡介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陣痛、社會轉型加劇，經濟趨勢與社會矛盾從未如今天這般撲朔迷離。針對這些情況，國內最權威的經濟學家，根據多年思考、調研，為我們在當下及未來順勢而為，看清未來趨勢，用智慧跑贏經濟下行壓力與平安渡過社會轉型危機，給出了極具針對性的分析、建議。

作者簡介

陳志武生於1962年7月。華人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過墨頓•米勒獎學金。他的專業領域為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現受聘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教授、前任院長，著名經濟學家。2010-2012年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許小年1953年出生，現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曾任職美林證券亞太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曾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許先生為人直率，敢為敢言，他看似驚人的言論之下，隱藏着經濟學家的獨立精神和最朴實的市場經濟原理。

王國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退休教授。1935年出生於河南省南陽市。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曾任新華社記者。1982年入鄭州大學任教，主講西方經濟學與國際金融理論。1987年調入北京籌建人民銀行創辦的中國金融學院，任國際金融系主任、國際金融學與西方經濟學教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98年退休。退休後，該學院並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茅於軾生於南京。經濟學者，國內民間經濟學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民間學術機構「人文經濟學會」理事長。2014年4月26日，茅於軾成為英國Prospect雜志評選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獲獎者之一，名列第四。

許小年：我理解的「新常態」：經濟蕭條至少五年

我今天分享的題目叫「面對現實，回歸常識」，主要是我對宏觀經濟的一些判斷和感覺，以及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企業應該如何去應對。

為什麼叫做面對現實，現實到底是什麼？我相信各位都已經感覺到，每天都是在市場在打拼，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企業的經營問題，現實是比較嚴峻的，中國的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常態，這個新的常態，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我個人看法是在新的常態下，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中低速增長的時期。

這個中低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7還是6，或者是5，這個我不好說。因為我們的統計數據和我們在微觀層面上的觀察有比較大的出入。如果硬讓我說出一個數字，我真的說不出來。國際上一些媒體對於中國宏觀數據和微觀上的差距的問題，也都發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出他們的困惑。所以這個宏觀的數字，我想我就不要講了。

中低速增長也就是比過去要明顯的低下來，而這個增長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結構性的。我個人認為，主要是結構性的放慢。結構調整的困難決定了我們經濟的新常態將持續比較長的時間，這時間持續多久？我最近看到外電報道，財政部長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講，中國經濟面臨困難的形勢可能要持續5年的時間。對於財政部長的估計，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這樣經濟增長放慢的情況下，「新常態」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政府會采取什麼樣的對策？這是大家關心的焦點。我自己的觀察，在「新常態」的情況下，政府不願意也無力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我這樣的觀察是否准確，有待於進一步明確。但是我認為，不采取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當前的形勢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原因我等一下會提到。

所以，現實就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結構性的。結構性調整的困難決定了「新常態」的長期性。政府不會出台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和過去不同的形勢。這是我們生活其中的現實。

在行業的層面上，我們觀察到的是，過剩產能的普遍存在，各個行業為過剩產能而苦惱，在過剩產能的壓力下，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不斷的降低價格，試圖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而降低價格在宏觀層面上顯示的是生產者價格指數連續30多個月負增長，在傳統實體經濟中，投資機會缺乏。所以，現在我們缺的不是錢，缺的是能夠盈利的投資機會，這是另外一個現實。

再看企業層面，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資本價格、資金成本呈現出來的剛性，並沒有隨着經濟增長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經濟疲軟，另一方面成本出現剛性，換句話說就是企業的利潤率受到了擠壓。一些企業過去靠低成本擴張非常成功，而這種傳統的經營模式不再適應市場，企業面臨着嚴峻的挑戰。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起來看是因為在90年代的中後期，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發生了本質的轉變。這個轉變具體是什麼？1978年以來我們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依靠經濟體制的改革帶來效率的提高而實現的。經濟體制改革帶來效率的提高，具體體現在由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比計劃經濟更加有效，資源從農業部門轉到工業部門，資源從國有部門轉向效率更高的民營部門轉移。即資源配置在市場價格信號的引導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門和行業轉移，這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增長。

另外還有激勵機制的改變，其中特別突出的是一大群企業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現，這些企業家為了提高企業的效率，千方百計尋找市場急需的產品，千方百計降低成本。他們在市場經濟中有着強烈的提高效率驅動，遠遠超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因為國有企業受到體制的限制，對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所以當我們談「中國模式」的時候，我們混淆了一個概念，其實我們有兩個「中國模式」，從1978年到1990末是一個「中國模式」，從1990年末到現在是另外一個「中國模式」，我們經常把這兩個「中國模式」混淆了，現在有必要區分一下。

從1990年到現在是什麼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資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動GDP的增長。現在中國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的，我們知道，政府發錢、支配資源、拉動經濟的增長。政府的資源從哪里來，來自於稅收，來自於國有銀行擴張信用，政府的資源來自於中央發行貨幣，主要是依靠這樣一套方法來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2009年啟動了4萬億刺激計劃，更是第二階段中國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錢、靠銀行發貸款，靠銀行印鈔票來拉動經濟發展，跟前一個中國模式有本質上的區別。

這樣一個靠政府拉動短期需求維持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第一個「中國模式」和第二個「中國模式」的區別在於可持續性，如果依靠企業家的創造力、創新力提高效率，這個增長是可持續的。而依靠政府拉動增長，這是不可持續的。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政府的資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業家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這是第一個「中國模式」和第二個「中國模式」的區別。第二個原因，在經濟學上叫做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政府不斷發錢，央行不斷印鈔票，雖然可以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是促進的作用越來越弱，經濟學上叫做邊際效應遞減。政策同樣存在着邊際效應遞減。

我們可以看到，2009年我們曾有過4萬億刺激政策，2012年實際上執行的是4萬億2.0，4萬億2.0的效果就比4萬億1.0的要差。本屆政府也試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結果發現效果不理想。所以，現在就停下來了。

政策的效用遞減和我們吃東西、用藥是一樣的，一種藥用多了，藥力會不斷衰減，我們叫做投資的效用遞減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遞減。因此，依靠政府投資拉動增長，短期可以見效，但是長期無法持續。

2009年，我們執行了4萬億刺激計劃，結果使得本來就已經產能過剩的各行各業又在執行過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產能。這是造成我們面臨困難的一個原因。

另一方面，由於4萬億主要靠債務融資，結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債務、銀行壞賬的問題，這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一個很大隱患，這個隱患不清除，我們無法進入下一輪的增長。我認為，新一輪經濟景氣短期內不會到來，大家要做好長期的准備。

新一輪經濟景氣的前提條件有兩個，第一個是清理過去積留下來的債務，中央政府已經采取措施了。今年「兩會」時，財政部宣布推出1萬億的長期債務置換的計劃，用長期債務置換地方政府已經到期的短期債務，說白了就是解決企業貸款展期的問題。年初提出1萬億，年中加到2萬億，現在加到3萬億，這說明地方經濟的債務問題比當初估計的還要嚴重。

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大隱患，如果地方政府債務不清理就會轉換為銀行的壞賬，銀行的壞賬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債務問題劃不出來，如果房地產市場價格下挫，銀行壞賬會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實現經濟新一輪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把過去單純依靠政府政策拉動經濟所遺留下的問題清理掉，不清理掉就變成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包袱。第二個前提是必須從政府拉動需求的模式再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種，通過改革釋放市場能量的增長模式。

這兩個前提沒有達到之前，我們還是「新常態」，還是要在「新常態」下思考企業的經營。由於到目前為止，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態」可能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怎麼辦？市場永遠處於變化之中，企業必須求變，這就提出了轉型的問題。

不僅國家經濟要轉型——經濟增長模式從單純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轉向基於市場，釋放市場力量，發揮企業家的創造和創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續增長的道路。企業也需要轉型——首先要轉變觀念，轉型的最大障礙在每個人的頭腦中，是傳統觀念，是習慣性思維。這是最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