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 五毛黨 北漂… 身份泛標籤化是時尚？還是社會分化？

「我是一名蟻族、啃老族、矮窮矬、北漂」遇到不順心的事時，25歲的小蒙常常這樣自我解嘲。他的實際身份是大學畢業生，老家在廣西某縣城，目前在北京中關村一家小公司做職員，月薪約4000元人民幣，有三險一金，與人合租房住，父母偶爾仍需像讀書時那樣補貼他些錢。

蒙媽媽對兒子的狀況倒沒那麼灰心，「他上了大學，在北京找到了工作，算是開頭不錯吧。剛參加工作，哪能都那麼理想，慢慢奮鬥。我和他爸爸都有工資，經濟上幫他一下心甘情願。」蒙媽媽對兒子給自己貼的一連串「標簽」，有的聽說過，有的聽不明白。

中新網援引《人民日報》報導，體制內、體制外，潛規則、明規則，窮二代、富二代……眼下，不論網際網路上還是現實生活中，各種「新詞」層出不窮。其中一些詞彙，對某類現象或群體的概括別具一格，契合人的心理，迅速傳播開來，公眾常常對號入座，以此對周圍的人和事分類、判斷。

社會學上通常將這類行為稱為「貼標簽」。你是「富二代」，立刻有人聯想到開寶馬、愛炫富；你是「窮二代」，立刻有人聯想到生活窘迫，對社會怨氣大；你說央企不容易，會被冠以「五毛黨」；你為外資說好話，會被稱為「新買辦」。媒體在報導時也會大量引用這些「標簽」，譬如「蟻族也想成為體制內」、「窮二代，想當房奴不容易」等類似報導，時常見諸報端，強化了標簽的影響力和輻射面。

許多人對此持無所謂的態度。「一些新詞而已，大家都說，你要是不知道、不跟著用，顯得特別落伍。」小蒙說。在他看來，有些標簽簡潔明瞭，交流中引用一個詞就能說明一種複雜的狀況和心境，「比如『北漂』，就很符合我們這些在北京沒戶口、沒根基的人的狀況。有些標簽，他沒什麼感覺，只是覺得新鮮、時尚。「有同事生孩子了，我們會說他要成為『孩奴』了，其實人家可能並不覺得是負擔，心裏美得不得了呢。」

不過，隨著這些標簽越來越多地融入現實生活，不少人感到了被貼標簽的不適。

陳朝偉是北京一家外企員工，家裏煤氣灶出故障請人來維修。「維修工人來了，不僅修不好，還把灶拆得裝不回去了，最後還要收到府費。我說修好了才能給錢，他就說「你們『白領』欺負我們『農民工』呀！」這句話讓陳朝偉感到很不公平，「農民工」的確為城市建設做了很大貢獻，也吃了很多苦。但就事論事，不對就是不對，不能隨便貼標簽。

「自從我考上公務員後，就被貼上『體制內』的標簽。」馬劍對此很無奈，「同學聚會，大家都說『體制內』如何好。如果我說自己經濟上有壓力，立刻會被人說虛偽。如果我說工作辛苦，立刻有人說我『別裝了』。其實在同學裏，我這樣一個小公務員真的是收入比較低的。」

為什麼人們熱衷於貼標簽？

「『貼標簽』也稱為『污名化』。」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說，即一個群體將某些偏向負面的特徵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將這些特徵刻板印象化，掩蓋其他特徵，成為與之相對應的指標物。

普通人面對紛繁複雜的現象，習慣於將其化繁為簡，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徵。標簽化就是一種簡單歸類，人們可以借助標簽對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淺的印象，降低行為成本。(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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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周圍的事物貼標簽，每個人幾乎都在有意無意間這樣做。只是，當「貼標簽」隨著傳播方式的變化，幾何級地放大影響力和輻射面，繼而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其弊端也引起關注。

據介紹，貼標簽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壞性。能夠流行起來的標簽通常是負面的，它會導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壞。某類事件，可能前因後果極為複雜，但被貼上特定標簽後，多數人就只會注意其標簽所指的內容。

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標簽所包含的負面因素，在現代發達的資訊傳播網路作用下，會迅速地「傳染」到類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個行業、產業乃至地區，忽略個體間大量存在的差異。「河南人」這個標簽就很典型。

第三是不易消除性。標簽流行起來，會發展成一種偏見，其固化的價值觀念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使被貼標簽的對象很難擺脫其影響。譬如，一項調查顯示，被外界認為是「蟻族」的群體，一半以上並不認可這個標簽，他們多數對未來充滿積極預期。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來無論是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中，還是在網路的言論中，都存在明顯的泛標簽化現象。它把同一個特徵歸屬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而不管個體成員中的實際差異，往往會扭曲社會認知。例如，將一個偶發的、當事人無意的行為，貼上富人身份與窮人身份的標簽，就使一個平常的事件變成了一個顯示社會分裂的標誌性公共事件。貼標簽不僅不會使問題得到更好解決，反而會使人們的心理不滿迅速發酵。媒體過多的標簽化式的報導，也在無形中強化了階層意識、磨損社會和諧。

身份標簽折射出公平焦慮，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使各類身份標簽快速流行，弱勢群體用來表達不滿，反映其內心焦慮。

在國外，貼標簽主要由強勢群體針對弱勢群體進行，弱勢群體往往並不認可。在我國則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針對強勢群體的標簽，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體制內等，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往往主動把標簽貼到自己身上，如自稱房奴、窮二代等。恰恰是這類標簽，流傳得最廣也最容易被用來分析判斷相應的社會現象。

「標簽化式的思維方式，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教授表示。多數標簽針對特定人群，標簽化思維的一個特徵也是以人群歸類來判定其行為，某個人群賦予正面的標簽，那麼這個人群不分個體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則不分具體情況都被打上負面烙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主要是由於我國群體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

許光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社會建設則相對落後，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在社會公平方面。「按照亞當斯的公平理論，人不僅會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進行橫向比較，也會進行大量的縱向比較。我國今天的發展格局是，不僅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很大，群體差距也非常大。」(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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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按10等分法測算，所有群體的收入狀況都有明顯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則不斷擴大，在1988年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準差異明顯，使人們產生不平衡的心理。

分配製度不健全、向上流動的通道不夠順暢，又在一種程度上導致「贏家通吃」，出現了「家裏窮—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繼續處於低收入群體」的狀況，加劇了這種不平衡。與此同時，一些個案，例如有官員通過自己的權力安排親屬進入事業單位或公務員隊伍等，經曝光後進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這使得針對不同群體差異的標簽很容易流行起來，弱勢群體用來表達對強勢群體的不滿，希望引起普遍的社會關注。資訊不透明，監督不到位，溝通不順暢，又使得更多人習慣用標簽思維來對事件進行判斷，忽略事實本身。例如一輛豪華車發生交通事故，多數人往往立刻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豪華車」、「有錢人」等標簽上，很少會去關注事故的具體原因。

「近幾年貼標簽的現象特別突出，還因為傳播方式變了。」許光建表示，弱勢群體相對而言缺少話語權，在傳統的傳播語境中，其表達意見的渠道比較少。網際網路的普及改變了這一切，使各種身份標簽更容易傳播，引起數量眾多的弱勢群體共鳴，反映他們的普遍焦慮。

隨著「貼標簽」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近年來，不少專家呼籲要「去標簽化」。

「貼標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應當避免『標簽化思維』，倡導理性、客觀，不要以簡單的價值判斷代替基本的事實判斷。」許光建說。

標簽思維通常是「一刀切」、「先入為主」，面對問題預設立場，以標簽去思考，阻礙理性探討。例如發生醫患糾紛，網路上往往一邊倒地批評醫生「收紅包」、「缺少醫德」等。但如果一個人的身份是「鄉村醫生」，不論其具體行為，又往往會贏得大量讚美之詞。

「缺少理性，不利於問題的解決，還助長對立情緒。」許光建認為，倡導大眾理性思考，必要的前提是溝通順暢、資訊透明。某個社會事件引起關注，如果不能及時告知事件的來龍去脈，難免會引發各種不好的揣測，使公眾依據當事人的身份標簽進行推測。對公眾容易貼標簽的領域，如事業單位招聘、名校自主招生、拆遷等，要建立高度透明的機制，甚至全程公開，給理性以生長的土壤。

媒體在「泛標簽化」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一些專家指出，媒體加強輿論監督、反映社會弊病非常重要，但是應立足於實事求是反映情況，不宜出於吸引眼球的考慮簡單地貼標簽。特別是一些案件的報道，法律部門還未判決，常常就有媒體依據當事人身份標簽如「富人」、「城管」、「農民工」等下了定論。這樣做會加劇社會對立，也不夠客觀。還有一些標簽，如「捏捏族」、「初老族」等，最初只是網路上的新詞，並無太多意義，甚至有些生編硬造，也有媒體爭相報道，反映了一種浮躁的輿論生態。

與此同時，大量身份標簽廣泛流傳，其所折射的社會問題也應引起管理者的重視。為什麼窮人和富人一有糾紛，輿論常常不辨細節而一致聲援窮的一方？不是不明白「弱者即正義」的局限，不是不知道具體事件具體分析的重要性，而是之前有不少案例支援了這種「站隊」，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又助推了這種情緒。

「不同群體間日益擴大的差距，如果不儘快採取措施加以改變，身份標簽只會愈演愈烈。」李強說。他認為，對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亟須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和矛盾處置機制，增強社會管理的科學性和公平性，讓公眾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會自覺地去除泛標簽化的思維，追求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