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改革利在全球 投資基建系可行方案

和訊網消息全球貿易新常態與經濟治理新框架研討會在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舉辦。28日，世界銀行前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研討會上表示，全球貿易的新常態，背後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經濟沒有走出2008年的危機所帶來的後遺症。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怎麼讓貿易恢復常態？我想讓貿易恢復常態的前提是什麼？是發達國家必須進行結構性改革。然後讓它經濟增長，恢復常態，那麼全球經濟貿易才能恢復常態。

以下為文字實錄：

但是有沒有辦法，讓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真正能推行下去？這是我2009年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正好碰到這場危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想如果貨幣貶值不可行的話，能不能找到一個替代方案？它跟發達國家貨幣貶值有同樣的供銷，能夠讓發達國家創造就業機會，來對沖它結構性改革的收縮所可能增加的事業機會。那麼從2009年初開始，我就提出了，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作為給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替代方案。那麼基礎設施投資，在短期投資的時候，它當然會增加就業。那麼這樣的，就可以給結構性改革可能造成的事業創造空間。

但是如果基礎設施只是在發達國家國內自己做得話，會有一個問題。發達國家它基礎設施普遍是有的，頂多是老舊。新的隨着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不能說絕對沒有，但非常少。那麼在這種狀況技術基礎設施投資，很多反對所謂凱恩斯主義的人所提出的，政府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創造就業。

但是它像挖一個洞、補一個洞，不提高經濟增長力。那麼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政府增加的債務總是要還的。所以你即使現在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就業，然後就業增加了，家庭收入增加了。可是他預期，未來政府的稅收會增加，那麼家庭要平衡消費，可能現在就開始增加儲蓄。

導致的結果，是基礎設施投資增加，赤字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後，儲蓄增加。那麼導致總需求不增加。如果總需求不增加的狀況之下，這就是所謂的RecardianEquivalence。總需求不增加，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政府的赤字不斷增加。所以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行的。

克服這一點怎麼做？我想克服這一點，就要找到一個這種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生產力提高有很大作用的。那麼這就是要投資一些所謂基礎設施瓶頸的地方，我前面講經濟增長必須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基本上有，挖個洞、補個洞，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高。

但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到處是瓶頸，我們中國可以講說，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屬於最好的。但是中國基礎設施的欠賬還非常多，像今年5、6月份下起場大雨，全國有1000多個城市淹水。淹水就代表地下管網不夠，還有現在一般城市里交通非常擁堵，地下鐵路道路嚴重不足。

但中國還是最好的狀況，如果你到發展中國家去，不管你是到拉丁美洲、南亞、非洲，基礎設施的瓶頸到處都是，那些基礎設計的投資對這些國家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好處。然後我在市場的時候就會研究，發展中國家每做1塊錢的投資就會增加7毛錢的進口，70%，100塊錢的投資會增加70塊錢的進口。這70塊錢的進口當中有一半來自發展中國家，有一半來自於發達國家。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我沒有一個足夠大規模的全球基礎設施的這種機制的話，投資的機制的話，對一部分發達國家應該是屬於有貧簡的基礎設施，但是數量比較少，更多的往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貧簡的基礎設施去投資的話，那麼這樣就能夠給發達國家創造足夠多的出口，而這個足夠多的出口就能夠有足夠高的就業，讓發達國家像貨幣貶值那樣去進行結構性的變革。

而這個基本上是雙贏的，對發達國家來講，它能夠進行結構性改革，讓它恢復正常的增長。對發展中國家來講，能夠消除它經濟增長的情形，讓它將來的經濟增長可以更快，而且它的經濟增長快了以後，它就有足夠的收入來償還負債，所以這里應該講是一個全球的雙贏。

當然如果要進行全球基礎設施的投資是需要有錢的，這個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覺得主要可以由發達國家，它目前是儲備貨幣的國家，原來外匯儲備很多的這些發展中國家，像中國、像石油輸出國，因為對發達國家來講，如果它不走危機的話，它的經濟增長慢、失業率高，政治的財政赤字會增加得非常快，政治財政赤字增加到最後一定是貨幣放量，那就要增加貨幣發行。

那麼與其發貨幣、發失業救濟，那種失業救濟不能夠提高它的生產力，不能夠讓它真正地進行結構性改革，不如發貨幣去支持他自己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那麼這種投資，短期來講跟發失業救濟有同樣的效果，從長期來講，能夠提高生產力，能夠讓他進行結構性改革，所以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它是一個贏。

那麼對於儲備貨幣很多的，像中國和石油生產國，過去儲備貨幣主要是去買美國政府的財債券或者是發達國家的股票，那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債券的利息率是將近0，而股票市場風險是非常大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把這個錢用來支持基礎設施的投資，它只要項目選擇的好，那回報會高的，所以這是贏。而且全球經濟如果能夠恢復正常增長，那麼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像石油生產，像中國這些國家都有好處。

然後除了這兩部分的錢之外，還可以用這種屬於政府的錢，不管是貨幣或者是股權基金來撬動現在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所謂退休基金，還有主權基金，過去他們同樣是買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或者是投資到股票市場，同樣風險很高，回報率很低。

那麼如果有政府的儲備後，政府所形成的、貨幣形成的，或者是儲備貨幣國家的儲備形成的基金，可以撬動這些屬於市場的基金。那麼這樣的話，其實就能夠創造足夠多的錢，而且從研究上來講，比如說亞洲國家，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從2010年到2020年，每年需要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就要達到8000億美元，非洲國家要5000億美元，所以如果這麼弄起來的話，那麼這些投資足夠大，應該可以幫助發達國家來走出這場危機。

那麼這個概念我是在世界銀行2009年初的時候提出，開始的時候大家對這個想法並不是太買賬，因為當時認為發達國家很快就會走出危機，但是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人的支持這種想法，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到處在講這個概念，然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份的世界經濟展望當中也是支持在經濟下滑的時候用基礎設施來投資。

當然你要這麼大的投資的話，那一兩個國家做是不足的，我很高興在20國峰會上面開始往這個方向去走。2010年在首爾開20國峰會的時候，提出首爾發展的動力，第一項就是基礎設施，但是2010年的時候大家都認為危機快過去了，所以只提出說基礎設施對發展中國家好，但是沒給錢。在2012年莫斯科峰會的時候又提出基礎設施投資，同樣沒給錢。

2014年布里斯班會議的時候也提出基礎設施，但也沒有什麼行動。截至2016年在杭州峰會上面提出的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倡議，那麼這個倡議比以前的倡議更實一點，但是錢的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不過它提出了相關的措施，這個相關里面包括我們自己做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還有新的金磚國家的銀行，這些都會去做基礎設施。同時，也給世界銀行增資、給非洲開發銀行增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