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有很大的潛力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規劃司司長徐林

和訊網消息10月16日，新供給2016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規劃司司長徐林發表以《以改革為核心深挖城鎮化增長紅利》的主旨演講。

徐林表示，目前一些宏觀指標出現了好的變化，總的來看，第三季度的經濟是穩定的，第四季度也不會出現大的偏差。所以，中國今年全年的經濟要實現年初確定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不會有問題。徐林提出，目前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基礎上，強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要在「三去」的背景下，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這個領域，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有很大的潛力，也有大的增長紅利。我們已經出台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核心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徐林認為，我國城鎮化對增長的紅利，潛力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口轉移，我們現在城市化率用國家統計局的結果是56.1%，它是用城鎮常住人口來衡量的。而用大數據技術，基於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超過一千人的時候，這個地區定義為城市化地區）來判斷，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1%。現在雖然各個省、各個地區都推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舉措，但是有些特大城市的門檻甚至比過去更高了，這是不利於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不會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

第二個方面，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的配置，重點是城市資本有農村土地的組合配置。

徐林舉例到，在浙江、成都、江蘇等地區，都可以看到資本和農村建設用地結合、重新高效配置組合形成的案例。農民在這種結合過程中得到了財產性收益，因為他們本來已經閒置的土地資源得到更高效配置，也滿足了城市居民和城市資本的需求。這樣一種需求空間隨着中國收入水平的提高，隨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空間會越來越大。制度上給這樣的農村建設用地高效配置模式給予更完整的制度和法律的保護，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而且它對中國未來的增長是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的。

以下為文字演講實錄：

徐林：很高興參加今天的會議，今天的發言主要是我基於宏觀形勢分析的的一些個人體會。最近大家都在研究三季度經濟形勢，並對第四季度和明年經濟的走勢和政策進行分析和建議。大家也都看到一些宏觀指標出現了好的變化，總的來看，第三季度的經濟是穩定的，第四季度也不會出現什麼大的偏差。所以，中國今年全年的經濟要實現年初確定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我們在分析當前的時候，既要看形，還要看勢，看未來走勢，我們心里應該清楚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是比較大的，這種壓力來自於國內外環境和經濟變量的多重影響。

考慮今後經濟政策的制定，要看到我們當前政策面臨的壓力。雖然我們今年能夠保持經濟的基本穩定，但我們是費了很大力氣才實現的。雖然我們沒有提出強刺激的政策組合，但是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本身是帶有刺激性的，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帶有一定的擴張性，我們未來實現的增長，壓力在於要在「三去」的基礎上保持「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年均6.5%以上的增長。實現這樣的增長，要做這種平衡，在過去實施的五年規劃過程中是不曾出現過的，但是現在的五年規劃我們要處理這樣tradeoff問題。

今後出路何在？我們目前提出的是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基礎上，強化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為什麼要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在我們新供給圈子里大家都是有共識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我們要在「三去」的背景下，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在這個領域，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有很大的潛力，也有大的增長紅利。我們已經出台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核心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人的城鎮化在中國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呢？大家知道，城鎮化本身無非是要素在空間上的更加聚集的過程，我們過去在研究城鎮化時專門查過城鎮化的定義。維基百科對城鎮化的定義非常有道理，城鎮化是農業人口從農村向城市地區轉移，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對這個過程大家都沒有任何異議。但是我覺得最關鍵的是後面那句話，是整個社會適應這種轉變的過程。整個社會適應這種轉變的含義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制度上怎麼能夠適應這種轉移，並推動這種轉移。因為這種轉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要素更高效配置的一個過程。我們現在面臨的難題是制度上如何適應這一快速轉變。

我國城鎮化對增長的紅利，潛力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人口轉移。我們現在城市化率用國家統計局的結果是56.1%，它是用城鎮常住人口來衡量的。最近我看了幾個研究，特別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的一個研究，他們和阿里巴巴合作，用大數據技術，基於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超過一千人的時候，這個地區定義為城市化地區）來判斷，認為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1%。

我們在城鎮常住人口的戶籍問題上還有很大的空間。最近我們有一個文件經國務院同意發布了，就是一億人口落戶的問題，這一億人口的落戶不僅是農業轉移人口要在他的工作和居住地落戶，還應該關注那些非農業轉移人口在工作和居住地落戶問題，這批人是從小城市或者是小城鎮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轉移就業的人群，很多是大學畢業生，並不是農民，由於他們在工作居住的城市不能拿到戶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們的需求。他們很多人不能正常買車，也不能買房，甚至還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限制。這樣的限制如果能夠放開，當然也包括對農業轉移人口，這批人對所工作居住的城市會有更高的忠誠度，對他所工作的企業也會有更高的忠誠度，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大的確定性，他的消費行為會變的更穩定更加無憂。這是有利於擴大需求的。所以，這樣的供給側制度改革如果能夠放得更開一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需求一個非常好的結合點，李克強總理把這樣的結合點稱為一種黃金結合點，我覺得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第一，雖然各個省、各個地區都推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舉措，但仔細看這些舉措的時候，會發現其實一些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特大城市門檻設的並不低，有些特大城市的門檻甚至比過去更高了，設置了一些新的門檻，有的城市還在往外趕人，這是不利於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不會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

第二個問題，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高效的配置，重點是城市資本有農村土地的組合配置。五要素無非是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人的流動、資本的流動相對於土地來說要自由一些。但我們看到，資本和土地要素的結合是要有制度保障的。目前的需求主要體現在哪面？我們可以看到，城市資本有比較強烈的和土地要素結合的需求，特別是資本和農村土地要素的結合，這種結合就是投資，而且是民間投資。但是我們在農村土地要素配置的制度方面限制是比較多的，這種限制是來源於我們過去對耕地保護的擔憂。主要是認為如果在制度上放開了，有可能會導致耕地的減少。這一擔憂不無道理，但並不是沒有辦法來管理的。從我們的調查研究來看，我們現在農村有大量的建設用地是閒置的，越來越多的農民人已經進城打工了，有的也進城居住了，雖然很多農村轉移人口不能在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落戶，但很多在當地的中小城市和縣城買了房子，很的人已經在縣城和鎮上居住了，他們在農村的宅基地大量的閒置。在城市群地區特別是在都市圈地區，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和城市資本，對農村宅基產生了種資本和土地要素結合的需要。我們在浙江、成都、江蘇等地區，都可以看到資本和農村建設用地結合、重新高效配置組合形成的案例。這樣的案例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經營模式，像大家說得比較多的民宿和基於民宿的旅游服務業發展，也包括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但我們的調研發現，這樣的一些結合，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市場主體還是有擔憂的，因為這種結合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得到制度和法律上明確完整的保護。我們應該看到，農民在這種結合過程中得到了財產性收益，因為他們本來已經閒置的土地資源得到更高效配置，也滿足了城市居民和城市資本的需求。這樣一種需求空間隨着中國收入水平的提高，隨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空間會越來越大，我們需要做的是什麼呢？是制度上給這樣的農村建設用地高效配置模式給予更完整的制度和法律的保護，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而且它對中國未來的增長是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的。

利用今天的時間談一下自己的觀點，是我個人工作中的一些體會，希望在座的各位經濟學家、專家們能夠深入研究這些問題，能夠在政策、制度改革方面提出更切實有效的建議，推動我們的制度改革和完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