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俏彬：供給側改革落實到新經濟發展 政府必須率先而為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馮俏彬

和訊網消息10月16日，新供給2016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馮俏彬發表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步走」戰略》的主旨演講。

馮俏彬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傳統的5要素就是人、地、錢，以及科技創新和制度。並推演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從低效過剩領域釋放要素，着重化為當前大家談的特別多的「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第二步：以結構性改革來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把結構性的改革可以容納到里面。第三步：大力發展新經濟，優化要素配置，新經濟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優化要素配置最後的體現。

馮俏彬舉例指出，最近網約車在媒體上非常火爆，很多地方細則的具體規定大家都認為這是在開倒車，這都是和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邏輯和基本要求不合拍的方面。在總結為現行的政府監管制度面對新經濟的時候，馮俏彬引用到一個詞，「白天不懂夜的黑」。

馮俏彬總結到，傳統的舊監管是強調集權、層級、區域和條塊分割，政策制定過程是封閉的，自上而下的，在網約車這個問題上，滴滴寫了封公開信，反映出地方政府與滴滴沒有進行充分溝通，政策的制定過程仍然很多是封閉的。總之，從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講，回過頭來說，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的成果要落實到新經濟的發展上，政府在這方面必須率先而為。

以下為文字演講實錄：

馮俏彬：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步走」戰略》。去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熱，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對此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因為承擔着一些對地方和對各方面官員的講課任務，今年以來我講的主要課程就是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講這個課程的時候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體會，也有一些思考。所以，今天我把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思考跟我們在座的，特別是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50人論壇的諸位專家做一個匯報，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大家經常提到兩個東西，第一個叫長周期，在國家領導人的講話當中也一再提到，習近平總書記一再說長周期的問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可能做出任何努力都顯示不出效果。所以，這個問題上恐怕要做一個長的打算。所以，大家在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會經常使用「長周期」這個詞。「長周期」到底所指何為，這是我想搞明白的一個問題。

我查了一下，經濟增長周期有短周期3-5年，中周期20-30年左右，這里講的是更長的周期，這個時間可以50-60年，它的提出者是俄國的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的周期有具體的內容，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特別在進入工業化革命以後做過一些劃分和分析，其核心觀點是：長周期是一個生產力的發展周期，與技術革命的周期相關。一個新技術的從發明應用和逐漸的成為一個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後再到所謂這個技術的成果被逐漸的人類消化掉，所謂「低垂的果實」被摘完，就會迎來下一個周期。長周期在他這兒主要是一個科學技術發展的周期。

這個周期後來在別的地方也有些提出，比如熊彼特的創新周期。網上有人把工業革命以後經歷的幾波長周期做了一個總結。到現在為止，人類已經經歷了四波長周期的過程，現在正處於第五波。從現在所處的階段上來講，舊的技術革命已經到了一個比較衰退的時期。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和我們看到現在感受到的一樣，我們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整個全球開始走向低迷。所以，這個長周期實際上就是一個科技周期。這個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講。實際上如果我們結合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的判斷，長周期等於科技周期，實際上這後面還有一個等號，實際上是一個戰爭與和平的周期，整個是這樣的周期階段。這個周期階段對我們思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第二，有很多人從不同的方面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供給經濟學是從5個要素的角度來給出的。從我講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這個公式特別有概括性。很多人反映說有時候不知道供給側在說什麼，我講課的時候只要用這麼一個函數，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從供給側的角度取決於這5個要素的組合情況，一下子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所以，大家感覺到這樣表述起來比較容易。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圍繞這樣一個問題，在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自己做了兩步的邏輯推演。第一步圍繞着這五大要素，就是我們講的傳統的人、地、錢，以及科技創新和制度，可以說清楚一個大家非常關心，但很多時候說不清楚的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與市場定位的問題。有些人經常疑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主體到底是政府還是企業，一種更綜合的說法既跟政府有關，又跟企業有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畢竟還是有職責分層，我覺得從5個要素的角度來講可以說得比較清楚，即從微觀經濟主體的角度，它所關心的要素實際上是人、地、錢三個組合，以及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是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所處的位置和主要發揮作用的方面。再往上提一點是中觀層面，我們認為大企業和政府的角度特別關心的科技創新。再往上提，是在宏觀層面，宏觀層面就是作為政府來講，它作為制度的唯一和壟斷的供給者，主要着眼點應是制度。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要素中起的作用應該在中觀和宏觀宏觀，作為企業來講主要是在微觀方面。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有助於我們想明白在這麼宏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中政府和市場到底之間如何定位，他們之間是個什麼關系，這是我往前面推演的一步。第二步還是圍繞着要素，剛才徐司長也講了，要素的流動要以效率為目標來牽引。如果我們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集中在這五大要素的層面，從要素本身來講，他至少要經過幾個階段，這幾個階段包括:第一個階段就是從舊的生產結構中把這個要素釋放出來，第二個階段是要素在市場中按照一定的方式，以效率為導向進行自由流動，第三步，流動的要素一定會凝結在當時的情景下效率最高的部門。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講，我推演出一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步走戰略。

第一步：從低效過剩領域釋放要素，着重化為當前大家談的特別多的「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特別有感觸的，現在各方面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成「三去降一補」，我個人認為這是說不通的只限於這五大任務是不夠的。還要有一些往前端走的事兒，要以結構性改革來推進。

第二步：以結構性改革來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我們很多方面的東西都涉及到復雜的改革，圍繞着這五大要素有一系列的改革要推進。所以，這是把結構性的東西可以容納到里面。

第三步：大力發展新經濟，優化要素配置。在當時、當地，在當代的時代條件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後的成果體現在哪些方面，我認為根據現在各個方面的情況來看恐怕要落在新經濟方面，新經濟最後成為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優化要素配置最後的體現。

這是我的想法，這個想法涉及到我們開篇說的要經歷一個長周期，基於一個科學技術進步的周期看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事情關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有很多的書籍和論文，簡單說第一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是解放了人的體力，第二次工業革命是解放了人的距離，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即將解放人們的腦力。未來的產業發展方向從目前我們聽到、看到，無論是官員還是專家學者，這個方向的討論都是在朝人工智能的方向發展。所以，這就形成我們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大致的趨向。當然，里面有很多具體的內容，在此不再多述。

在明確了這樣一個產業發展方向之後，回到中國新經濟的問題。關於新經濟，現在比較流行的是新經濟指數，這是北大國發院和財新智庫合作的，克強總理經常表揚。這里面涉及到九大經濟類型，按照他們的說法，現在新經濟對於我們整個經濟的貢獻已經達到30%以上，他們每月發布一次，這是廣義的新經濟的內容。在這里，新經濟包括的內容很顯然看得出來是指未來我們有比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潛力的產業。

但一般談到新經濟的時候，實際上新經濟的范圍要窄很多，主要是指互聯網經濟，即基於互聯網為基礎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主要是這一套。在國家」互聯網+戰略」提出來以後，很多企業都在說，怎麼樣才能+互聯網，或者怎麼互聯網+?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在我們現在幾百上千的產業當中，真正實現互聯網對它全方位改造的就1.5個行業，一個是電商，還有0.5個行業是正處於波折中的網約車行業。

關於新經濟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我花了很長時間看了很多新經濟方面的書，試圖想把握住新經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通過這些學習，這幾個「新」應該是有一定啟示意義的。第一個是新要素，簡單的說信息成為生產要素。第二是互聯網成為新的基礎設施。第三是商業活動的主導權從以前的消費者，還有流通商、生產者轉向消費者。這三點變化非常重要，我特別認為第一個，你現在的產業是否是利用好了要素作為一個新的生產要素，這個是判斷你是否實現了互聯網+或者+互聯網的非常重要的標志。

對於全社會來講就是互聯網成為基礎設施。最近馬雲的一個講話提到一個「五新」，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能源、新基礎設施等，他也提到，未來政府推動這個事情要出新的「五通一平」，即政府所有的政策導向是不是通向這」五新」，」一平」就是政府要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生產經營環境。這和新經濟之間很多認識當然是非常合拍的。所以，這個問題上我們講傳統經濟和新經濟相比一個最大的變化是權力的轉移，以前的權力是在生產者，以及相應的以經濟為導向的政府的身上，但是在這種互聯網+的時代，權力主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是我們講的拆圍牆，世界變平，還有信息充分的擴散，因此消費者這方面的權利大大增加。。

最近兩年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情況是非常好的，我們互聯網已經達到了將近6億。另外，我們互聯網的普及率水平非常高，在世界上肯定都是站在最前面的。另外，大家特別關心的分享經濟，《中國分享經濟報告》指出，現在我國分享經濟的規模已達到了兩萬億，有五千萬左右的人參加到分享經濟的過程中，而且展望未來，分享經濟未來五年的增長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的時候占GDP比重將達到10%以上。這說明什麼問題？我們現在正為經濟下行所困，但是經濟增長的曙光和亮點是在的。我們怎麼不糾結於過去的停滯，而去擁抱新的機會，這一點對各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這個基礎上，圍繞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兩點基本的看法，這個基本的看法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果很可能最後要體現在新經濟發展的怎麼樣。這是我的一點認識。另外還有一個是從長周期的角度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不是五年的事情，我們五年規劃到2020年完成「三去降一補」的具體任務，如果用長周期的觀點來看，用科學技術發展的觀點來看，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不可能是一個三五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就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事情。這個長期的事情，對我們來講可以理解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下半場。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前三十年我國實現了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化，後三十年要實現的是要素市場化。所以，這些方面合起來，就很可能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

另外一個方面，當前經濟在下行，為了實現經濟的增長，各方面殫精竭慮，想盡了一切辦法。在這個問題上要看到，真正能挽救中國經濟走出泥淖的，還是要把希望放在新經濟方面。這方面遇到的困境就是我們的新經濟和舊的監管制度之間的不合拍。這方面大家看到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最近網約車在媒體上非常火爆，很多地方細則的具體規定大家都認為這是在開倒車，這都是和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邏輯和基本要求不合拍的方面。實際上大家看到，網約車的例子不是單個的例子，這之前還有一個跨境電商的例子，這是我們關注到的，也許我們關注到之前還有別的很多例子，這方面的問題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來新經濟和舊制度之間的不相適應。這張圖表反映的是跨境電商政策去年出台以後，媒體上稱為48新政，由於稅率大幅度的上升，加上」兩單」的管理規定，基本上使跨境電商一夜熔斷。我追溯了很多資料，反映出有關部門在推動跨境電商制度改革的時候，初衷點是很正確的，就是促進稅制公平，維護一個正常的生產貿易環境，這一點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從結果上來講就是不好。到5月24號「新政」叫停，暫停一年推出。現在，網約車走了一模一樣的路子，剛開始大家的出發點都很好，但是執行過程中後來造成沒法執行下去。現在網約車的地方新政是一個什麼走向完全可以預計，可以看到它下一步是什麼。這當中暴露出的思維邏輯是一樣的。

在總結為現行的政府監管制度面對新經濟的時候，我用一個詞叫「白天不懂夜的黑」，真的不明白人家怎麼回事兒。我們傳統的舊監管是強調集權、層級、區域和條塊分割，用這個詞對照跨境電商的例子，再對照今天網約車的例子，每一個詞對他們來講都太形象了。第二條也是，我們的政策制定過程是封閉的，自上而下的，在網約車這個問題上，今年7月份交通部出台網約車的管理意見的時候，我還在博客上說這個很好，看的出來交通部很親民，而且和滴滴出行這樣的平台公司有充分的溝通出台了這個意見，但是到後面到這次地方版政策出台，滴滴寫了封公開信，反映出地方政府與滴滴沒有進行充分溝通，政策的制定過程仍然很多是封閉的。這導致一些官員、部門出於一些良好動機、非常正當非常正確的動機出台的政策，就可能遭遇到市場的不認同，最後造成這個政策沒法實施，這對政府的公信力有很大的傷害。還有監管方式差別，以事前審批為主，但是事中、事後監管不會，包括跨境電商中的「兩單」的例子、網約車當中一些不適當的規定……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舊的政府監管制度面對新經濟的時候，對新問題、新需求是難以及時回應的。在新經濟成長的初期，政府往往疏於引導、基本上不管，結果這些行業借勢野蠻生長，長到一定階段對舊的利益格局形成嚴重沖擊，政府此時又出拳過快過重，基本上一拳就把它打暈了。即使各方面都認為需要監管，比如網約車安全性，一定是需要監管的，但是政府的做法是慣性的，這樣形成我們叫「舊鞋裝新腳」，主要的意圖就是你的新經濟必須要適應舊的監管制度。這些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從出路上來講，還真是要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樣一個初衷上，就是從管理到治理，切實推動政府職能轉型。在新經濟和跨境電商的例子中，就可以非常明確的看出來，所謂的治理問題現在已經不再是停留在專家學者的討論當中，不再是停留在政府一種觀念的倡導當中，而是要落在具體的問題上。在這些具體的問題上，如果不用治理的模式，就可能使你很多動機非常良好的政策出台以後受到市場的抵制，最後撤銷，最後極大的傷害政府的公信力，出現事與願違的結果。

這方面有很多具體的思路要改，這里面我們提出幾個。

1、底線監管，基本上要符合安全性，不要違法違規，這和負面監管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2、引入一些平台治理、行業協會治理。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在零售電商領域，平台已形成了很多新的規則，這些規則是各方的參與者都非常認同的，這些規則到一定的時候，就要上升到行業規則，還有一部分要進一步上升到國家行政法規的角度。所以，這方面在制定規則的問題上要充分的聽取平台的意見，平台的問題上還是有經驗的，尤其是大的平台。

3、大數據治理。我們可以看到在跨境電商中可以看到，稅號管理的方式很顯然沒有用已有的大數據解決問題。所以，希望用一種舊的管理制度要求跨境電商一定要適應這個東西，後來適應不了造成大家的反彈。

4、柔性轉型，平衡好傳統經濟和新經濟的關系。新經濟是帶有一種破壞性的創新，對既有利益格局的確有很大的沖擊。網約車上大家看得很清楚，存在出租車公司和網約車的紛爭。在跨境電商上也是一樣的，海淘業和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之間也有利益之爭。在這當中，主要是要認清方向，做好預期管理，要柔性轉型，轉的彎子不能太大，但是不能不轉，你可以給出一個三五年的預期，逐漸把這個事情落實下去。給大家一個充分的調整時間，這樣就可以避免我們政府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時候看起來很快，但是效果不好，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總之，從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講，回過頭來說，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的成果要落實到新經濟的發展上，政府這方面必須率先而為。

這是我今天匯報的觀點，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