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很猶豫 曾刪計劃生育

一年前的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開二胎，這意味着中國堅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鬆動。實際上，二胎並非什麼新鮮概念，張競生1920年時就提出，可以給只生兩個孩子的父母獎勵，而超過二胎則抽稅。建國後到計劃生育正式實施前，中國的人口政策曾經多有波動。易富賢在其著作《大國空巢》中介紹了這一過程，是計劃經濟在人口政策中的體現。到毛澤東逝世時，生育率已從1970年的4.8，降低到了3.2。

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針對艾奇遜這種觀點，毛澤東在1949年8月發表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反駁道：「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國土。」

毛澤東的這些觀點與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1839年-1897年）的觀點類似。

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1879年)一書中曾有一個著名的比喻：「鷹和人都吃雞，但鷹越多吃雞越少，人越多吃則雞越多。」因為人不但能吃雞，也能養雞。

解放初，中國是限制墮胎的。1950年4月20日，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布《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的辦法》。1952年12月31日，衛生部制定了《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

但當時城市嬰幼兒死亡率已經下降，部分幹部和城市居民由於工作和住房等現實壓力，有強烈的避孕要求。

而1952年在印度成立了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已經開始掀起。當時節育不但在知識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而且在政治領袖中有相當大的共識。

1953年春，張競生寫下1.3萬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建議實行計劃生育。中央機關收到後批示「退回、酌辦」，把信退回廣東省委，省委又把它退回張競生所在單位。

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曾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但鄧小平副總理於1953年8月要求衛生部改正，並敦促抓緊下發《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中說：「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這樣一個增長率的供應問題，卻是我們的大負擔。」

1954年11月10日，衛生部發出《關於改進避孕及人工流產問題的通報》，規定「避孕節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藥品均可以在市場銷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委員長在一次關於節制生育的會議上宣布：「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

中央領導的表態給了邵力子（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知識分子勇氣。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開的政務院會議上以及1954年9月17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兩次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1954年12月19日，邵力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關於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長文。1955年7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第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會上，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計劃生育的建議，得到馬寅初、竺可楨等人的支持。

按照毛澤東時代黨內關係的準則，梁中堂推測，首先是因為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有了轉變，然後才有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表現。

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說：「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梁中堂考證認為這是現在看到的毛澤東講計劃生育的最早資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述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順便提出：「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並表揚了邵力子。馬寅初按照大會安排的發言，回應了毛澤東「講話」中有關計劃生育的思想，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

馬寅初當時也是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陳雲也對馬寅初的觀點非常認同和重視。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其實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倒是談不上「新」，並未達到嚴復的高度，而與張競生1920年的觀點非常類似，比如避孕、晚育；「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

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心中還是很猶豫的，反覆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講話，最後將計劃生育的內容全部刪除，而是強調：「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然後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發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

毛澤東心中一直認為「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但他並不反對節育。1957年10月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認為「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當然，還是要節制生育，我不是來獎勵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認為「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恐怕還要發展一點」，但他仍然強調：「我是贊成節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他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

1959年、1960年《光明日報》、《新建設》發表了一系列批駁馬寅初的文章（不僅僅是他的人口論）。馬寅初也毫不妥協，1960年在《新建設》發表《重申我的請求》說批他的文章「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

而馬寅初的前任蔣夢麟（代理及在任北大校長長達17年）可沒有馬寅初那麼好的運氣。他因為在台灣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1959年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

1959年海峽兩岸對人口問題的爭論與1932年美國的一場爭論非常相似：統計學家路易斯·都柏林（LouisI.Dublin，美國大都會生命保險公司第三任總裁）說：「人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將人口成比例地減少一半，經濟和社會問題不會改善」，他以此來反對亨利·奧斯本的控制人口的理論。

1959-1961年大躍進期間，中國人口停止增長。1959年5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香港《大公報》記者費彝民時說：「中國人口多，任何東西要算兩個賬，一個是把生產增加的數字，除以六億五千萬，就不多了；一個是把每一個人多吃的數字乘六億五千萬，數字就不少了。」

但毛澤東仍然堅持「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觀點，將《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收錄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於1960年9月公開出版。

1962年12月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

中國人口由1950年的5.5億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億、1970年的8.2億；而人均GDP卻增長非常緩慢。以1990年的國際元為基準，中國人均GDP從1950年的448美元（1936年為596美元）僅僅增加到1970年的778美元；而當時發達國家已經超過1萬美元，台灣地區為2537美元，非洲平均為1335美元。要知道，公元元年中國人均GDP也有450美元。也就是說，1970年中國大陸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生活水平與兩千年前的先祖們沒有多大差別。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人口多是貧窮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國務院轉發衛生部、商業部、燃化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要求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

20世紀60年代各地在計劃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積累了很多經驗；避孕措施也進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來中學教育的跨越性發展，導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華國鋒兼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周恩來提出：「計劃生育屬於國家計劃範圍，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長都計劃不好，還搞什麼國家計劃？」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1973年12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會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兩胎間需要有間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1974年底，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

1973年12月25日，華國鋒在接見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代表時就明確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認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我們要多從宣傳教育着手，解決人的思想認識問題，不要訂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不要強迫命令。有的地方規定，不按計劃生的不報戶口。這不行。人家生出來了嘛，在新社會還要叫他健康成長。」1974年9月19日，在接見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代表及女用長效口服避孕藥科研總結會部分代表時，華國鋒說：「提倡晚婚、計劃生育，要有正確方針、政策，不能強迫命令。有的規定生第三個孩子不上戶口，不發布票，不給口糧，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華國鋒在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預備會領導小組時談話說：「要做好宣傳工作，注意防止強迫命令。不要一說抓緊搞，就搞攤派指標，生了孩子不給報戶口。……有的單位卡得很厲害，懷孕六、七個月還非叫流產不可。」可見當時對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個年代對其他事情一樣暴風驟雨。也說明1975年雖然中央反對強制，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使用強制手段了。

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革結束，中國生育率也下降到3.2。

本文摘自易富賢《大國空巢》。中國發展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