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國相比美國的Fintech怎麼玩

互聯網金融是金融與科技的結合，在美國融合金融和科技的行業叫Fintech，這個領域在過去的五年中在美國也是很紅火的。中國的「互聯網金融」能夠快速發展實際上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紅利。要理解「改革紅利」先要從「金融壓抑」這個概念談起。金融抑制的理論是由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在1973年創立的，是指政府通過法律、規章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和過度監管，限制了金融中介機構通過競爭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從而阻止了經濟的有效發展。在一個金融壓抑的環境下，金融體系同時存在着被壓抑的需求和被壓抑的供給。金融體制改革和監管松綁將被壓抑的需求和供給同時釋放出來，將潛在的勢能變成了強大的動能。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金融體系供給側有後發優勢，因為沒有多少產業積累，所以不需要顧及多年積累的沉淀成本，而可以直接運用行業領先技術和業務模式。比如，1991一家荷蘭國際集團下設的INGDirect就開始互聯網金融業務；在金融基礎設施方面，1996年網景（Netscape)瀏覽器首先用「雲計算」開展互聯網服務業務；在互聯網支付方面，1998年美國的PayPal首創電子支付。美國20多年來的互聯網金融方面成功的經驗以及失敗的教訓，無疑會給中國互聯網金融公司以啟發和借鑒。同時，金融體系需求側，金融壓抑使得客戶得到的金融服務因為品種少，價格高，質量差等因素而壓抑了客戶的金融需求。壓抑越強反彈空間就越大，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互聯網金融讓那些以前沒有享受到金融服務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務，以前享受到金融服務的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務。互聯網金融能以更低的價格產生更好的客戶體驗。

當然，美國也存在金融壓制，美國國會近幾年在金融領域也有許多新的立法，美國證監會也不斷制定出新的金融規則，這些法規的變化都旨在推進金融改革，以釋放創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但是美國的金融業幾百年以來一直是以市場為主導，而且也有不斷改革的過程，所以美國的金融壓抑程度必較低，釋放壓抑的空間比較小，金融改革的紅利也就沒有那麼大。另外，美國金融業有多年的投資積累，由於沉淀成本的原因，它們的轉型升級一定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遞增過程，而不可能是象中國那樣的一個跳躍式的變革。總之，美國的金融生態基本上是與中國的金融生態相似的，行業變革的大方向也是一致的。在金融服務體量方面中美兩國都是以傳統金融為主，創新金融為輔。而在金融行業增長方面則兩國也都主要是依靠創新金融業務。兩者的區別是中國的創新金融的增速更快，而美國創新金融的增速比中國是要慢一些。

互聯網金融最有可能有突破成就的地方是「普惠金融」。美國普惠金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阿馬德奧·賈尼尼（AmadeoGiannini）。在1904年賈尼尼創立美國銀行旨意為普通大眾提供金融服務。但是一百多年來，美國普惠金融一直受到一個很強的阻力，就是金融行業的收入通常是跟成交量或者財產管理量掛鈎的，比如，投行融資按2%的成交量收費，資管業則按財產規模的1%(AUM)收費，而券商則以交易量收傭金等。很顯然，金融服務從大單或者大戶得到的收入會是他們從小單或小戶所得收入的好幾倍，而其相應服務的時間成本卻是相差不多的。所以美國金融服務更面向於為富人提供服務，而一百年來美國面向大眾的普惠金融的歷史是一個很艱難的歷史。互聯網金融能夠改變這種現狀，因為互聯網金融的邊際成本是趣零的，這就使普惠金融變的有獲利的可能。比如，近幾年美國在機器人投資顧問方面搞的如火如荼，業界領頭企業WealthFront和Betterment都想把傳統成熟的金融模型部署到用戶體驗良好的網站上，以實現面向大眾的普惠金融美夢。從普惠金融市場的規模來看，中國的普惠金融市場規模可能會比美國的普惠金融市場規模大好幾倍。首先，這是因為中國人口本來就比美國人口多好幾倍。其次，中國平民有高儲蓄率的習慣，所以即便中等收入的民眾也有投資理財的需求，而美國一般平民除非通過退休金是沒有儲蓄的習慣的，所以美國人口中有投資理財需求的比例也小。再次，美國的金融參與以機構投資者為主，而中國的投資者參與以散戶為主，散戶當然比機構更有普惠金融服務的需求。上述原因的合成便導致中國普惠金融市場比美國普惠金融的市場還要大。

歷史證明，每當一個行業發展到最火熱的時候，行業最需要提升的是責任感，道德意識，風險意識。無疑，中國互聯網金融正處於這樣一個關鍵的時期。責任感在美國實際上是一種法律要求，受托責任(fiduciaryduty)是一種法律責任。受托責任要求受托人提供的金融服務必須完全是為委托人利益而行動的，除非經委托人明確的知情同意，受托人絕對不可從其關系中獲得任何利益。從美國的法律觀點看，毫無疑問，互聯網金融供給側對互聯網金融需求側有受托責任，互聯網金融供給側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互聯網金融需求側服務，而不能存私心雜念直接或間接地損害需求側利益。更明顯的是，互聯網金融供給側的需要建立道德意識，雖然中國平民的儲蓄率很高，但是中國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的，在全世界各國人均收入的排榜中還要倒數，所以，從互聯網金融前端導入的客戶的大部分資產是客戶辛勤勞動而積攢下來的辛苦錢，因而互聯網金融供給側有道德的責任使這些資產產生穩定的收益。舉例來說，在中國最有名的美國投資者是股神巴菲特，他管理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價是每股20多萬美元，當股價達到一定高度幾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用股票拆分的方法將一股分成數股，這樣可以為散戶投資者提供便利，因為購買一手的股票的金額會有限。為什麼巴菲特一直反對拆分伯克希爾的股票呢？巴菲特其實根本就不希望散戶投資者購買伯克希爾的股票，因為購買伯克希爾的股票有風險，股神根本就不希望散戶投資者辛苦賺來的錢卻丟在伯克希爾的股票上。巴菲特認為吸引散戶散戶投資者購買伯克希爾股票而讓投資者虧了錢是不道德的。另外，美國監管部門有一條最重要的規則叫投資者適宜性規則2111（suitabilityrule2111)。對於特定人投資的適宜性是投資過程中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這一點無論是從法律的角度，還是動用投資者資金需要既明智又審慎的責任，都是最根本的。如果因為投資不當而造成投資者不可接受的損失，或不可接受的低投資回報，或者因投資損失而造成投資者不可接受的精神壓力與痛苦的話，那麼這種互聯網投資的產品對特定的投資者就是不合適的。

總之，許多金融創新的概念是在美國首先創立的，但是由於中國有最大的普惠金融市場，當美國創新的概念應用於中國市場的時候，往往有倍增而驚人的效果。這種優質效果使財富積累變的可能，而財富積累是下一輪創新的輸入要素。所以中國互聯網金融的成功為下一輪金融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並且，這一輪中國互聯網金融領先美國，也會增強美國在互聯網金融趕超中國的動力，這在實際上會形成一個世界金融創新雙引擎的格局。因為金融業和科技業已經是全球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雙引擎，而中國和美國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發展互動又在另一個維度上產生了雙引擎格局：既競爭又合作是一種穩定的生態型的動力模式。美國有最大的金融市場，中國有最大的普惠金融市場，中美兩國在科技和金融領域的雙馬拉車不僅能帶動中美兩國的經濟而且能拉動整個世界經濟。（恆生世界2016年第五期）

作者簡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物理系畢業。1985年李政道項目赴美留學，獲得羅格斯大學工程學博士、計算機學碩士，紐約大學企管碩士等學位，並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在業務上精通資本市場，交易所，尖端金融軟件工程的研發，套利技術的研發。現是FoocheeTradingLLC業主，StevensInstituteofTechnology金融工程系兼職教授，曾就職於高盛的SLK統計套利部門，之前曾就職於JP摩根的場外衍生品風控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