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斯賓塞：全球經濟滑向一個極端危險狀態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撰文指出，世界大部分地方，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在近幾年都陷入了GDP增長緩慢、甚至於下降的格局，許多人擔心這是否正在演變成半永久狀況，即所謂的「長期停滯」（SecularStagnation）。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創新減速重債遏消費投資

答案也許是肯定的，但這個問題問得不精確，因此意義有限。畢竟，抑制增長的力量有很多種，但並非所有都不在我們的控制范圍內。

誠然，我們當前面臨的許多增長阻力，要想在短期以不危及未來增長與穩定的方式克服，是非常困難的，幾乎不可能。這些持久性狀況可稱之為「長期停滯一」（SS1）。

我們正在經歷SS1的第一個指標與技術有關。若我們如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Gordon）所指，正在經歷增強生產力型技術創新的減速過程，那麼長期潛在增長將受到抑制。但即使創新不大大減速，或很快再次回升，抓住由此帶來的生產力進步所需要的結構調整和行為變化，也得消耗時間。

第二個顯示SS1的條件，是投資和消費方面的嚴重不確定性的影響——如增長、就業安全、政策與監管，以及許多可能影響這些因素中任何一項的發展趨勢。人們根本不知道其政府能否在對抗通縮壓力、遏制不平等加劇、解決社會和政治分裂、重塑經濟增長和就業等方面取得進展。

不願或無力施正確政策組合

未來需求如何遠未可知，最近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民間投資持續下降。家庭消費亦然，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發達經濟體的消費中，選擇性消費比重更大（比如耐用品更新換代、旅行和出外用膳）。從美國經濟由大蕭條中完全恢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間政府接管了經濟中需求側的大部分——須花的時間來看，這一趨勢的逆轉短期無望。

我們陷入SS1的第三個病征是債務。家庭、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無不面臨資產負債表約束，這很有可能抑制了消費和投資，使儲蓄激增，並造成了廣泛的通縮環境。

去槓杆化和修復資產負債表的行動——如承認損失、減記資產、銀行重組——皆對長期有利，但會產生短期損失。事實上，修復資產負債表需要時間，特別是家庭部門，並會對增長產生不可避免的拖累。

情況可謂糟糕。但一個更加精確的問題，卻引出故事的另一部分：一套能夠在一段時間後提升增長層次和質量的政策響應組合，是否存在？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這意味着我們還面臨另一種長期停滯——稱之為「長期停滯二」（SS2）——其症結是我們不願或無力實施正確的政策組合。

這一政策組合的一個關鍵要素，應關注解決不平等性的加劇。助長這一趨勢的因素——特別是全球化和數碼科技的進步——將難以完全克服，但他們的消極影響可以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再分配手段減輕。隨着各大經濟體進入長期結構轉變過程，個人和家庭都需要資源投資於新技能。

反思貨幣政策強化財政措施

此外，貨幣政策也必須進行反思。因為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貨幣政策承擔了大部分的復蘇重任。事實是多年來的極低利率和巨額量化寬松並未充分提高總需求，更不用說充分降低「通縮壓力」了。

但單方面提高利率卻會帶來嚴重的風險，因為在需求受到約束的環境中，提高利率會引起資本流入，從而推高匯率、破壞經濟體內可貿易部門的增長。因此，發達國家決策者應該考慮實施一些資本賬戶管制（正如成功的新興經濟體的做法）——這有利於采取更獨立和度身訂造的方法退出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

第三個重點，是強化財政響應措施，尤其是在公共部門投資方面。特別是，歐洲正在為財政能力運用不足而付出沉重代價——而這歸因於財政轉移和債務在政治上的不受歡迎。但在正確的條件下，養老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負債表也可以用來為投資提供資金。

各國需要考慮改革的領域還有很多，包括稅收政策、公共資金的無效或不恰當使用、產品和要素市場結構變化的阻礙，以及全球金融機構的觸及面與主權國資產負債表於財政困難時的干預金融能力之間的不匹配等。

SS1導致SS2更加難以解決。事實上，即使是強健的國內和國際政策反應也未必足以消除需求和增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委靡不振的風險。但這絕不是推遲在政策行動的理由，因為這的確能夠在某些領域帶來改變。正如我們的政策選擇導致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SS1的形成，不能實施旨在解決SS2的政策，可能造成未來更加難以應付的潛在不穩定狀況。（數據提供:ProjectSyndicate,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