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只是烏托邦 貿易達爾文主義才是真正的現實

摘要：「自由貿易都是粉飾和宣傳，只是資本流動的一張畫皮。貿易的所有目標就是確保在達爾文主義博弈中占據優勢，以獲得或保持主導地位。」

「忘了自由貿易吧，主導者唯有資本流動。」

Charles Hugh Smith 在他的部落格 Of Two Minds 上一語驚人。該網站被 CNBC 評為頂級另類金融網站之一。

他稱，所有的「自由貿易」說法都是胡扯，是冠冕堂皇的粉飾和宣傳。沒人真心相信完全的自由貿易。這樣做只是為了對海外重要資源、資產和市場打開大門而已。

他認為，貿易的所有目標就是確保在達爾文主義的博弈中占據優勢，以獲得或保持主導地位。

在一個流動資本主導的世界裡，它們占據着比較優勢：這種資本可以用很低的利率（接近零）在一個國家借到數千億美元的貸款，然後用這些錢在另一個國家戰勝當地資本，競得資產。

流動資本可以壓倒一個國家的政治力量，買到優惠措施，購買和開採資源，擁有廉價勞動力，直到資源枯竭或者競爭促使利潤降低。到那時，流動資本就關閉工廠，解僱員工，換到其他地方。

全新的自由貿易定義

「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捍衛者和批評者傾向於把問題極端化：本質上非好即壞。而 Charles Hugh Smith 認為，在現實世界中，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混淆始於如何定義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經典定義來自於十八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大衛 · 李嘉圖（David Ricardo）：貨物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以獲得比較優勢，即出口那些生產效率較高的產品、進口本國生產效率較低產品的國家將受益。

Charles Hugh Smith 認為，雖然李嘉圖的自由貿易概念具有直觀的吸引力，但它並沒有描述資本流動的後果。「資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動，尋找最高的潛在回報，追求它們的首要方針：要麼擴張，要麼死亡。」

資本的流動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十八世紀人們對貿易的簡單認知。 因為在當今的世界，由於供應鏈的全球化，進口國家的資本擁有出口國家的生產性資產，因此，貿易不能再以貨物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來衡量。

在今日全球化的自由貿易版本中，資本流動可以通過在國家和資產之間的轉移來對勞動力、貨幣、利息、監管負擔和政治優惠套利。很多零部件來自其他很多不同的國家，利潤也不是只流入來源國，而是所有的資本持有者。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類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也提到了這一點：

如果貿易數據能更加精確地說明產品是如何製造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可能就不復存在了。簡而言之，問題的關鍵在於：目前的貿易數據是根據每種產品都有單一來源國的假設情景來計算的，而且，產品的進出關申報價格都屬於這個來源國。

貿易的唯一目標

在 Charles Hugh Smith 看來，貿易可以歸結為四個具有達爾文主義性質的目標：

1、尋找外國市場來吸收過剩的產品，簡單地說，就是找地方傾銷商品。

2、低價獲取外國資源。

3、通過這些資源抵禦地緣政治競爭對手。

4、為國內資本和信貸打開國際市場的大門，以便讓國內資本可以買下所有可用於生產的資產和資源。

他認為，貿易的所有目標就是確保在達爾文主義鬥爭中得到優勢，以獲得或保持主導地位。

無獨有偶，合肥工業大學人文經濟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張才國在 2007 年 12 月出版的著作《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新自由主義又被稱為一種「新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扛着自由化的大旗，企圖重新退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倡導「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邏輯。

關稅只是限制貿易的表象 

貿易限制可能是小國家為了避免本國資源和資產被那些幾乎不限制貸款的大國流出的資本所吞噬的少數途徑之一。這種方法在歷史上很常見，美國也用過。

而 Charles Hugh Smith 認為，真正的行動並不體現在關稅上，而是在用於限制貿易的官僚主義工具里，國家的軟實力和硬實力都是為了保證廉價資源，拒絕讓地緣政治對手獲得這類資源。

他不無諷刺地寫道：限制貿易的官僚工具在日本和其他依賴出口的國家並不是以簡單粗暴的直接方式來表現，而是已經變成了一門藝術。他們可能不會徵收明眼可見的關稅，而是在商品進口環節中布下一個個具有官僚主義風格的「坑」。

操縱本國貨幣也能起到限制貿易的作用。一些國家強力干涉本國貨幣匯率，阻止它們變得過強或者過弱，以此讓自己的出口依賴型經濟獲益。 

Charles Hugh Smith 還指出：

抱怨、哭訴「自由貿易」其實是把讓他們受益的達爾文主義策略置於首位。

自由貿易的真正獲益者

在 Charles Hugh Smith 眼裡，「新自由貿易」只是「資本流動」的一張畫皮：

一旦資本可以從央行自由流動到全球企業的帳戶，沒有哪個國內企業的出價會高於海外流動資本，畢竟近水樓台先得月，最接近本國央行的資本可以零附近的利率水平借到幾乎無限制數量的資金——在搶購資源和資產時，這可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優勢。

人們不禁要問：「資本流動」究竟讓誰得益？

Charles Hugh Smith 的答案很簡單，消費者從所謂的「自由貿易」中獲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皮毛，企業、銀行和貸款機構則獲益匪淺。

美國尤為如此。自從中國加入 WTO 以來，美國企業的利潤翻了兩番。早在 2005 年 Charles Hugh Smith 就預計，由於與中國進行對外貿易，美國消費者在 27 年年間（1978-2005）省下來的錢預計達千億美元，企業盈利更是擴增了數兆美元。

如果說消費者因為國際貿易而省了一美分，企業則多賺了一美元。但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跨國企業在勞動力、信貸、稅收等方面全球套利，其成本大幅下降。換句話說，吃到差額、賺到利益大頭的實際上是美國企業，而不是消費者。

總部位於美國的蘋果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每當 iPhone 或 iPad 走出位於中國的富士康工廠，被運送到美國加州的長灘，它們就被算成是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因為按照 WTO 的規則，商品在哪裡裝配，就屬於哪個國家。

根據三位經濟學家在 2010 年的測算，蘋果公司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每一部 iPhone 都會增加 200 美元的對華貿易逆差。

當然，一個更合理的標準是承認 iPhone 和 iPad 沒有單一的來源國。因為至少有來自五個國家的十幾家公司提供零部件。

沒人質疑，iPhone 價格的最大部分應該歸屬於美國，而不是中國。因為知識產權和市場營銷才是 iPhone 價值的最大來源。分析師們預計，每一部 iPhone 留在中國的價值最低僅 10 美元，以直接支付給富士康或其他合作商的收入形式留在中國。

『新聞來源／華爾街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