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禪學在現代管理中的重要性

國際知名華裔哲學家成中英融匯《易經》、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儒家以及東西方哲學精要，既能夠包含西方科學管理的精神，又能夠汲取中國哲學管理的智慧，更能夠洞察當代西方管理科學的局限性而加以改進。《c理論：中國管理哲學》是中國管理科學化、科學管理中國化的實踐。

《周易》的生生不息原則是創造性原則。了解一個管理，發展一個管理體系，需在一定層次上掌握動與靜、剛與柔的配合。動的機制是《周易》所說的一生二、二生四的發展過程。靜是從有到無。禪代表悟的境界，這是個靜止、超越原則，從頭做起，超越出來。禪宗與《易經》有相互轉化作用，禪為中國佛教最精密、精華部分，當然是中國文化。禪從6世紀和7世紀到9世紀再到12世紀，有著輝煌的發展，持續至今。中國大陸開放后，對禪的研究開始並發展。禪在中國沒有斷絕，近一千多年，中國人思考方式上也有禪的意味。西方人有幽默感，中國人有禪機、禪趣。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比日本人更有禪趣，日本人想學，但學得不像，日本人把禪看作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禪是從中國道家和佛學中發展而來的。禪的品味在中國人心里早就有了，中國人“一笑置之”、“心無牽掛”等都是禪。管理上也如此，不再執著、盤旋。中國人喜歡率直、誠懇。事實上，禪源於道家精神：變動，能夠投入也能跳出創新，拿得起、放得下，不拖泥帶水，開門見山。禪代表道家精神落實在生活、文字、思想的表現，由佛學注意靜思參悟發展而來。它有佛學的形式，有道家的精神，禪是內於中國而不是外於中國。

禪的特點以慧能為標準，基本上是不執著於象、心、某一定點。定，此處不作冥想，禪定是一種意見或主見，必須澄心靜慮方能達到自我思想解脫。佛教最高境界是不執著，作為無所求、無所得境界，有超脫作用，心完全不受任何東西束縛，達到不帶任何成見、不帶任何情緒的空靈境界。這種禪在生活中有凈化作用，生活中仍要有動作、現象。《易經》在此提供了很好的原則，生生不息使生命具有生氣、生意，使人享受生的境界。故而，由靜而動、由動而靜是一個生命進化與生命發展的必然。那是一個標準，從空無到生命化，宇宙不失有空靈，而也不完全空靈，空無化還要生命化。因為這是根本經驗，人的經驗脫離一個處境，回到一個生命的原點，那個原點還要產生新的宇宙。宇宙再出現、更變化出現的是易的境界也就是一個由無而生而動的生命境界。禪是主觀性的，易則是把主客相互結合起來。有人說禪易，我們說易禪，把禪當作《易經》深化系統中的本體性的超越。而禪易認為易不過是宇宙變化的心靈狀態，具有相當的主觀性。靜、定、悟、超越是深刻了解，沒有限制、障礙，也是對純粹自由的了解，自由到自然，這種自由基本上是心靈自由，能夠自由地探索可能性而又有所見。

現代管理太容易為自己的情緒或當時的處境所限制、影響，管理決策面對很多問題，是很大的負擔。成功固然好，得到快樂、滿足，失敗怎么辦？怎樣不讓自己情緒、個人得失過分影響自己？能夠跳出來，換個角度看問題，保持內心平衡，這就是禪的最大作用，就是自我平衡與自我超脫的作用。一些失敗管理，在於跳不開，陷入因果輪回中，禪使你跳出因果輪回，不必為個人愛恨糾纏。另一方面，禪吸收佛教文化，中國文化吸收了佛學，融合儒家與道家。

西方理性管理機制同樣能為中國融合，產生所謂理性中國化，成為生機活潑的開放系統。掌握西方管理事實上很重要，“c理論”本身是以西方理性主義作為結構發展起來的。作為現代管理形式，作為行為方式，行為是自己經營權力的發揮，尋求社會目標的達到。西方自工業革命后，在企業組織、組織行為、組織結構上有很好的建制，我們是以對企業組織、企業功利的分析為基礎，來掌握企業精神運作方法的。在組織方面、結構方面可以西方為起點，這一起點是學習企業硬體，硬體的功能是面對客觀，掌握現實。西方盡量尋求掌握客觀現實的東西，變成知識和資訊。所以新的組織作為一個開發知識去吸取、掌握資訊，把資訊轉化為一種組織運行作用，才能達到功利，滿足能力的需要、利益的需要。需要可以分層次，有吃飯需要、安全需要、秩序需要、滿足需要、發展需要，如此需要形成樹形結構。需要決定功利，當然也反映在市場里，市場最能反映需要，功利決定市場如何反映和滿足需要。創造出功利、利潤，需要企業硬體，就要把客觀知識、資訊轉化為功利。知識、資訊是科技，加上歷史的因素，資源如地理、人口等，一定要組織好，這是企業硬體，現代硬體。

西方管理有兩個特點：硬體除組織外，最主要是金融、財政、市場，企業硬體掌握財政—掌握市場—再變成功利。財政結構是硬體結構的一部分。比較而言，不太重視人的資源。企業硬體之上還有一些企業軟件，同一個企業機構可有不同軟件來配合它。“c理論”假設一些基本的企業硬體，來運行企業軟件。我們可以把西方管理硬體當作必要考慮，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文化軟件，即歷史資源與思想資源，必能走上成功之道。歷史文化是資源也是主體性，是自己可以發掘的。在這一點上，美國與日本競爭，美國必須承認日本管理有其長處，美國人可以學，但不一定成功。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軟件，西方人不一定用得好，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思想，同時總是會回到他們自己的思想方式上，只有經過很多次超越、摸索，才能用得上、用得好。“c理論”代表對中國的歷史資源、思想資源的開發，如果不掌握這個優勢，而去掌握西方的硬體來與西方競爭，是不夠的，應當知己知彼。掌握西方的硬體不難，但沒有自己的軟件，競爭力就不會高，就缺乏獨立性，“c理論”不是講單純用中國資源，而是在有西方硬體的情況下發展中國的軟件，因為中國有主體性的管理軟件系統。

一般作預測是以知識為基礎，知識為已知。合理的預測需以知識為基礎作合理推廣，不以知識為基礎或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預測就是揣測。它可能對，但不一定合理。合理不一定成功，但可以是再發展的基礎，不合理可能成功，但只是碰巧。從企業目標講是追求合理，不是不可以用好的思想資源，不是不可以在不同層次上透視一個問題。你作出什么決定，層次給你什么樣的選擇，你隨時要作選擇，因為管理是相互作用的。市場與企業的關係，主管與下屬、同事之間的關係都是如此，都是相互作用。影響到整個管理過程。沒有絕對普遍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國式管理可以理性化，作為一般性的管理形式也許可以走純粹理性管理模式，但在現實中不可能。“c理論”是建立在宇宙變化認識基礎上的。人在變動，有內在規則；宇宙環境也在變動，但也有它的規則。“c理論”是開放的系統，包含理性的創造系統，不是純粹形式的系統。

諸子百家是相互競爭的，看法是矛盾的，如何把它們融合在一起？矛盾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在某一條件下矛盾，在另一條件下也許就不矛盾。思想本身的進展在於找尋一個更廣闊、更高的層次，把矛盾的方面消除掉，展現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方面，使個別思想成為更美好的體系，此即《易經》思想方式的特點，在矛盾中看出矛盾的消除。在更高層次上，相對更高的目標，這種消除在任何辯證方法里都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基本上用新的形式拋棄舊的形式。而《周易》是給舊的東西以新的面貌，保留在原來體系中，是一種保存的、融合的、綜合的思維。黑格爾、馬克思的辯證法是超越的、完全進化，要以新的形式代替舊的形式。《易經》包括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變成一種超越的形式，禪的形式，用此來消除矛盾。具體地看，道家之所長正是儒家之所短，儒家的長處是道家的短處，這兩者長短互見，可以統一在一起，管理是多種作用、整體性的企業行為，它要結合的資源不只一個，決策要相容並包。任何思想都有局限性，過分用某個思想方法都會遇到難題。宇宙不斷變化，宇宙存在不可限制，人的思維、人的概念是有限的，不可能定在一點上，有各種可能性表達方式。局限性可在整體效能中獲得解決。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可把局限性縮小，與其他配合，可作新的延伸。儒家只講人，什么都靠人性、人情來解決問題是不夠的，只有在理性法制領導下，在市場競爭情況下，也許人性、人情的考慮有恰如其分的需要和作用。在此，局限性即可消除，在適當范圍內人性與人情也能發揮作用。其次，局限性在整體性中能獲得新的詮釋與定位。人的經驗不斷增長，通過經驗，西方的、中國的、別人的、自己的，都可以取得思想上新的詮釋。不一定要定在一個人說話的意義上，而是要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說明。不管孔子、孟子、老子等，不妨用新的整體觀念給予解釋，給以新的內涵，消除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