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陽：中國東盟關系邁向“鉆石十年”的障礙

    來源：《世界知識》，2015年第24期 作者系云南大學緬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李晨陽

自從1991年中國與東盟正式建立對話關係以來，中國一直努力通過深化雙邊的經濟合作，改善雙方之間的政治與安全關係。經過20多年的努力，雙方的經貿合作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很多安全領域也開展了功能性合作，尤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取得了較大的成效，在南海問題上的對話也在向前推進。但是兩者之間的安全關係並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善，相反東盟對中國在安全方面的疑慮還有所上升。東盟在經濟上相對依賴中國、在安全問題上嚴重依賴美國的二元結構進一步固化，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東盟關係能否真正邁向“鉆石十年”的一大障礙。

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在當代國際關係中，“政冷經熱”的現象並非罕見，如同近年來中國與美國、日本關係一樣。但這只是因為安全關係的緊張程度尚未達到臨界點，否則經貿關係勢必大受影響。尤其是中國—東盟關係並不同於中國與美日的關係，東盟不是有些人所說的中國“后院”，而是中國走向遠洋的門戶和前庭，中國與東盟安全關係的變冷將不僅影響雙方的經貿合作，更將阻礙中國走向世界。所以，只重視中國與東盟的經濟關係、忽視安全關係並相信經濟關係的深化將能扭轉中國與東盟安全關係的觀點在理論上不成立，在實踐中也行不通。為了促進“一帶一路”戰略在東南亞的實施以及瀾湄合作的發展，有必要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東盟的安全合作。

首先要提高對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認識，並把安全合作放到中國—東盟合作最優先的位置。我們要改變此前發展與東盟關係過程中重經濟、輕安全的做法。柬埔寨和平與合作研究院創始人兼主席施里武親王最近在和筆者等人座談時指出，只有先解決了安全問題，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才能落到實處，“一帶一路”和瀾湄合作才能真正推進。李克強總理2013年10月在文萊提出的中國“2+7”合作框架中也提到了要加強安全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其次要提高對安全問題的透明度、開放度。盡管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與東盟領導人的會談中以及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伙伴關係的行動計劃中都提到了要加強安全領域的溝通與合作，但在現實的外交行為和學術交流中，南沙主權爭端等敏感的安全問題往往被要求不提或少提，提了也難以深入溝通。但是不談這些問題，對方並不能準確了解我們的立場和政策，有可能產生戰略誤判；我們不主動溝通，也容易被視為心虛理虧或者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筆者認為，我們在心態和管理上都需要進行調整，即把學者的意見和政府的態度脫鉤，政府不必為學者個人的見解負責，學者也不能代表國家。

第三要積極參與各種安全合作機制，構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安全合作新機制。二戰后至今，東南亞地區曾出現了多個安全合作機制，目前仍然存在並發揮一定作用的機制包括東盟地區論壇（arf）、香格里拉對話（sld）、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和東盟防長擴大會等，中國除了繼續積極參與上述安全合作機制外，還可以完善中國—東盟防長會議和香山論壇等機制。尤其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安全問題不必都放到多邊場合去討論，而應由中國和東盟獨立自主地進行對話。有些實在不便在官方層面鋪開談，可以通過二軌渠道進行深入對話，比如南海問題。

第四是安全合作的路徑選擇要由易到難。南海主權爭端在短期內難以完全解決，在近期主要是危機管控，避免我方與南海主權聲索國以及域外大國發生武裝衝突，為此需要相關各方采取切實行動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盡快制定“南海行為準則”並使其真正發揮作用。為了增強互信並為南海問題的解決奠定必要的基礎，中國和東盟可以選擇較少涉及領土（海）主權爭端和政治敏感性小的領域入手，如在湄公河流域聯合執法、打擊海盜進行護航、海上聯合搜救，還可以在網絡安全、金融安全、跨境犯罪、商品走私、人口拐賣、武器泛濫、毒品種植與販運、環境保護、漁業糾紛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務實的合作。其中嚴控槍支彈藥應是一個新的合作點，當前中國和東盟都面臨著恐怖主義襲擊的可能性，尤其是伊斯蘭國（isis）對本區域的影響有所擴大。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以負起更大的責任，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可以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如提供設備和技術指導、分享情報資訊等。
總之，秉著積極、開放、務實的態度開展與東盟之間的安全合作，有助於塑造一個有利於“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