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定位與前景

   文章來源：《東南亞問題評論》公眾號 作者陶欣欣系復旦大學博士候選人

2015年11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台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就進一步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了意見。習近平明確提出：“我們歡迎台灣同胞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歡迎台灣以適當方式加入亞投行。”

11月11日，臺當局“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預估亞投行最快2016年初成立，台灣將會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義加入亞投行。鑒於亞投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認為台灣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然而，台灣加入亞投行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將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將面臨諸多掣肘，為化解這些阻力，本文嘗試探討兩岸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可能的突破點，以期兩岸關係得到進一步發展。

台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定位與角色

只有準確把握台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定位與角色，才有可能正確理解台灣將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和面臨的阻礙，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理解這一定位與角色。

首先，地緣定位。“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從地緣角度看，台灣與福建隔海相望，而福建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起點，“一路”串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印度洋的戰略合作經濟帶，台灣相比“一路”沿線其他國家占盡與大陸相近的地理優勢。

且福建與廣東、天津一起於2014年12月被國務院批準為中國第二批自貿區，福建自貿區的建設除了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更是促進兩岸經貿交往與合作的重要平臺，必將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而從大陸的角度看，若台灣能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將大大推動福建自貿區的發展。

其次，歷史定位。從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歷程看，由於歷史原因，兩岸經貿往來一度受到很大限制。1979年元旦，大陸方面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倡議“三通”。直至2008年12月15日，兩岸空運直航、海運直航與直接通郵開始啟動。2009年6月起，有大批大陸企業赴臺設立了公司或代表機構。

2010年6月，兩岸簽署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開啟了兩岸經貿制度化合作的新階段。5年來，隨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后續協議的商談以及兩岸日益頻繁的互動，兩岸經貿合作的深度、廣度和制度化程度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正是處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岸經貿合作最高水平時期，有利於台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再次，心理定位。習近平在11月7日的“習馬會”上提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亞投行候任行長金立群於11月9日表示，台灣加入亞投行是中國內部事務。這些觀點都很明確的表明台灣在大陸方面的心理定位。

對比“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和地區，台灣在大陸人心中始終處於“一家人”的地位，因此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能夠更好地與大陸達成諒解與互信。從台灣方面看，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最新民調顯示，台灣有50%的民眾認為，台灣未來終將和大陸統一，而認為可長久維持現狀的比例只占14%。良好的民眾對兩岸關係的心理定位將為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降低阻礙。

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將面臨的掣肘

雖然從以上三點定位來看，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存在諸多優勢和有利因素。然而同樣有一些不利因素可能對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起到負面影響。

首先，美國的阻撓必然發揮影響力。美國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在安全領域和經濟領域都加緊了在東亞的行動。美國很多學者認為，提出時間較晚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為了抗衡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所做的謀劃，因此美國政府需要設法阻撓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現。一方面是加緊美國自身應對措施的醞釀與落實，如加緊推進tpp談判、抓緊推進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等等。另一方面是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現制造障礙，這主要體現在美國向其盟國施加壓力，使其放棄加入亞投行，或放棄其他與中國合作的事宜，以及在南海問題上挑起事端，等等。雖然美國在台灣的影響力並沒能阻止“習馬會”的成行，但在未來“一帶一路”建設中，美國對台灣的阻撓作用卻不容忽視。

其次，台灣2016“大選”可能出現的權力更迭，是最顯著的不確定因素。目前距離台灣2016年“大選”不足2個月，但根據最新民調顯示，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支援率依然較高。如果蔡英文在“大選”中勝出，由於其一貫堅持的政治主張，台灣將把參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定位為國際性事務，這必將與大陸方面在觀念上產生巨大衝突，從而影響“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進行。且蔡英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將難以具備與大陸進行積極交流的基礎。並且民進黨上臺后，肯定將把加入tpp作為最優先選項，並以馬英九政府時期做出的對陸事項需要全面審查為由，無限期擱置甚至推翻台灣加入亞投行、參與“一帶一路”的計劃。

再次，民粹的社會氛圍、“反中”的政治操弄、不負責任的媒體輿論，對台灣與大陸的良性經濟互動始終存在極大的掣肘。“反服貿”等運動的前車之鑒，讓人對於台灣參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前景心存疑慮。與兩岸服貿協議一樣，參與亞投行及“一帶一路”涉及到大量產業、經濟、金融政策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與綜合考量，但島內許多政客、媒體和民眾恰恰沒有足夠的理性與耐心從專業、客觀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部分人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亂”以從中牟利，因此民眾極易在相關事務推進的過程中受到煽動和挑唆，對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兩岸經濟關係的深化發展，產生非理性的對立情緒和對抗行為。

最後，即使國民黨在2016“大選”中獲勝，其黨派內部存在的問題仍可能左右涉及兩岸的重大決策，從而對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產生負面影響。國民黨在其存在的大多數時間里，都深受派系之爭的困擾。馬英九曾經試圖在國民黨內部“消滅派系”，但收效甚微。有媒體認為，此前的“柱下朱上”已經反映出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的最新發展，標志著中國國民黨的黨內下野，“台灣國民黨”實質上臺，所以整個國民黨的政策路線已出現終極意義上的轉變。國民黨“本土派”、“獨臺派”等對於台灣參與“一帶一路”的真實態度，還有待觀察分析。

兩岸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突破點

以上幾點不利因素主要集中在政治層面，而“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則是經濟合作。雖然政治因素會在很大程度上對經濟合作產生作用，但如果能夠運用政治智慧，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區別對待，通過兩岸經濟領域務實合作，必將使“一帶一路”建設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協調一致。

首先，加強多層次金融合作。一是在亞投行規則下的金融合作。亞投行作為區域性金融機構，主要業務是援助亞太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台灣申請加入亞投行后，對亞投行規則的遵守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理解為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金融合作。二是在自貿區內的金融合作。

由於現階段正處於自貿區建設初期，目前福建自貿區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遠不及上海自貿區且未出臺可操作的細節措施，因此大陸在促進自貿區內的金融合作方面還有大量工作可做。三是在更廣泛范圍內的金融合作。從長遠來看，兩岸加強金融合作，還需要通過擴大開放，增加兩岸互設金融機構，完善人民幣與新臺幣的兌換和流通機制，並解決大陸企業在臺融資等一系列問題。

其次，對接福建自貿區和台灣自由經濟示范區，加強貿易合作。福建自貿區和台灣自由經濟示范區存在很多的相似點，可以實現全方位的對接。一是福建和台灣都擁有豐富的港口資源，但是港口規模、投入和產出方面還有提升空間。兩岸可以加強港口間的學習交流，推進區域輻射，使福建成為台灣與大陸對接的物流中心。二是福建和台灣擁有共同的信仰媽祖文化。這一共同的信仰有利於形成民間信仰文化集群，從而推動旅遊產業發展，提升雙方的旅遊貿易水平。三是以福建自貿區和台灣自由經濟示范區的服務貿易產業合作推動兩岸產業升級，促進經貿深度融合，實現兩岸服務貿易之間的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再次，以高新技術交流為著力點加強創新合作。科技、人才和資訊化是現代城市的先導要素，同樣也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關鍵要素。相較於較為成熟的經貿關係，兩岸人員來往和科技合作還需加強。大陸科技產業的市場非常龐大，尤其是科技研發資源豐富。兩岸可以通過加強高新技術交流，加強合作分工，建立機制平臺，努力整合科技資源，實現創新合作。

多年來，兩岸經貿合作已經獲得了豐碩的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樣的局面來之不易，值得兩岸共同珍惜。雙方理應攜手維護和平發展的大局，更不應讓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有所倒退。面對全球及區域經濟發展的劇烈變化，打造升級版兩岸經濟合作模式已成必然之勢，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建設，就是其中十分有力的一步。今後兩岸經濟合作應秉持“習馬會”所開創出的兩岸精神與智慧，以“人民有感”、“互利雙贏”為目標，致力經濟結構調整、合作產業轉型升級，以及合作領域與平臺的升級，打造包括共襄“一帶一路”盛舉在內的升級版兩岸經濟合作模式。

只要兩岸堅定和平發展共用紅利的理念，遵循正確的方向往前走，用心處理各項兩岸事務，就沒有不能化解的爭議，不能克服的困難，更沒有不能逾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