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德學 鄧青：帝國理論視野的俄羅斯空間意象研究

作者閻德學系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歷史學博士后；鄧青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11級博士生

內容提要

日本俄蘇史學界盛行使用“帝國”這一核心概念來分析和考察沙俄帝國和原蘇聯的歷史，帝國與比較帝國理論已然構成日本斯拉夫—歐亞地區研究的理論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望月哲男提出通過意象地理的理論框架來重新歸納俄羅斯文化的表達淵源、歷史結構與邏輯思維，豐富了日本學界的帝國理論詮釋圖景，讓我們切實體會到俄羅斯社會在近代體制變遷的過程中，至今仍處於世界觀的過渡期與摸索期。

從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地理學、文化人類學、語言學、宗教學、政治史等學科背景出發，來研究俄羅斯的國家形象和空間意象，會推導出以下幾個關於空間與時間等地方主義的問題：（1）俄羅斯是什么樣的國家？（2）從思想史、文學、藝術或者新聞報導以及游記等表現題材上，俄羅斯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別人又是如何看待俄羅斯的？（3）俄羅斯應該是什么樣的國家？（4）哪些地區更像俄羅斯？（5）哪個時代更能代表原來的俄羅斯？這些問題不算是新問題，完全可以用心理學的認同理論來進行分析和闡述，但是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的望月哲男教授卻嘗試著通過意象地理的理論框架來重新歸納俄羅斯文化所表達的淵源、歷史結構與邏輯。

望月的核心觀點由四個要素構成：第一，俄羅斯的國土區劃和地區形象的總貌；第二，俄羅斯綜合而有代表性的空間意象結構；第三，俄羅斯意象中的方位要素；第四，俄式風景的構建歷史。也就是說，望月注意到俄羅斯景觀意象的分析性層面和綜合性層面，以及俄羅斯與歐洲和亞洲的關係等空間想象力的存在，然后再進一步發現俄羅斯人通過文學藝術的表現對風景進行自我認同，從而獲得固定表達方式的過程。當然，望月並沒有忽略今天在俄羅斯本土這類研究的盛行，以及東方學、后殖民主義思想和全球主義等要素。

1.俄羅斯的地域區劃及其意象

一般來說，將廣大遼闊的俄羅斯國土進行分類，有兩種方法，一是把國土分為若干部分，再把各部分總和起來，形成俄羅斯的形象；二是使用象征性的意象來代表俄羅斯國土的表情。國土地域區劃可以按照地形、氣候、土壤和植被等自然地理的方法進行劃分，也可根據綜合的自然條件和國家形成發展歷史的人文地理方法進行區分。例如日本學者原暉之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研究基礎上，把對俄羅斯形成過程起重要作用的河川流域和俄羅斯歷史的時代劃分綜合起來，進行地區劃分。

根據原暉之的研究，可將俄羅斯劃分為16世紀莫斯科大公國版圖的“莫斯科維亞廣域圈”、在其周圍形成第二層次的“伏爾加-烏拉爾-高加索廣域圈”以及“西伯利亞-遠東廣域圈”等三類地區。這三類地區又可繼續往下劃分，例如莫斯科維亞廣域圈又可細分為西北部、北部、中央部、中央黑土地帶等部分；伏爾加-烏拉爾-高加索廣域圈可細分為伏爾加沿岸地區、烏拉爾、高加索等地的城市和共和國；西伯利亞-遠東廣域圈可細分為西西伯利亞、東西伯利亞和遠東等州、共和國、自治區和城市[1]。地區分類既能適當地區分國土的意象，同時又能凸顯各地區的特征。例如莫斯科維亞廣域圈的北部、中央部和中央黑土地帶，作為東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和俄羅斯平原的本質部分，被認為是最“俄羅斯化的地方”，其中又存在各自不同的景觀。該區域的北部地區是以針葉林、湖沼以及北方的大海為地貌特征，自然空間遼闊，人煙稀少，偶爾可以看到修道院和教會的木結構建筑。伏爾加河及其支流的中央部自然景觀，則從針葉林過渡到混合林，其中遍布著莫斯科等大城市以及周邊的古城、商業城(600306,股吧)市和工業城市。而中央黑土地帶，森林草原開闊，使人聯想起富饒的田園風光。“森林深處”、“莫斯科的農家”、“弗拉基米爾街道”等油畫作品所展現的不同地帶各具特色的自然風光，在這里一目了然。

在望月看來，地域的差異同時也是歷史文化的差異。例如北部地區在中世紀處於蒙古和突厥族統治之外，因此這一地區被認為是保留著純粹的斯拉夫-俄羅斯文化的地區，沒有受到“亞洲之風”的文化影響，因此成為俄羅斯英雄敘事詩的一大寶藏，也是19世紀以來俄羅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地域[2]。我們知道，在17世紀以前，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從沃洛格達經由大烏斯秋格抵達白海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港，這一條北方河流的交通要道，構成了俄羅斯與歐洲進行交易的主軸，該地區也因此成為開發對象。但是，到了18世紀，在芬蘭灣沿岸建設的新都聖彼得堡壟斷了對歐貿易頻道，北部俄羅斯除了只是加強了修道院與朝聖頻道、分裂派教徒的隱居地等意象之外，從開發和文明開化的進程中剝離出去，結果反而為文化古層的保護做出了貢獻。從北部到中央部，地質上是以沙石為主，農業收益要比南部地區惡劣得多，所以當地國有土地上的農民，想方設法經營農業以外的生產業。因此，如何應對北方嚴酷的自然條件成為當地文化形成的一個要素。當地的木結構建筑、刺繡的花紋和色調，也都反映出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北方風格。例如，20世紀初期的俄羅斯作家米哈伊爾·普里希文就以朝拜聖地的生活和隱城基特日的傳說為題材，對北方的風土、景觀、文化歷史記憶以及創造出各種人物的時空，進行過特寫。

中央黑土地帶在俄羅斯打破“韃靼桎梏”獲得獨立之后，從17世紀到18世紀，它一方面要與南方的游牧民族抗爭，而另一方面則以要塞為單位來構筑立足點。北部國有土地上的農民獨立性較強，而南部“農奴”的土地則歸屬於逐漸進駐的大大小小的地主們，從而成為以地主領地和農民集體農莊為生活單位的地域。奧廖爾、沃羅涅日、坦波夫等地區是典型的肥沃黑土地帶，成為當地農民信仰與習慣的生活區域，在其周圍還居住著以逃亡農民為主體的哥薩克人。在望月看來，南部地域為人們提供了舒適的、優越於北方的自然居住環境，給人的印象是“母親般潤澤的大地”，培育了人們神話和詩歌般的世界觀[3]。然而，從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葉，由於城市化的發展和農業政策的不完善，南部地域的農村被文明所拋棄。像頓河河畔的沃羅涅日，曾在彼得大帝時代作為造船廠建造挺進黑海的俄羅斯艦隊而繁華一時，但是到了19世紀后半葉卻因為識字率和居民流動性較低而成為落后的象征。俄羅斯的許多作家都描寫過中央黑土地帶農民們的世界，然而他們的作品中卻存在著諷刺肥沃土地上的貧窮等意味，這在沃羅涅日出身的作家伊萬·布寧的作品《鄉村》（1910年）中表現得活靈活現。同時，這里也成為近代俄式修辭學的搖籃地，因為陷入貧困的農民身上，孕育著基督教式的謙恭、利他精神以及拯救世界的原動力。

在望月看來，如果歐洲部分的俄羅斯南北部顯示出“俄式空間”原生意象的變異，那么其周邊俄羅斯，像西北部的聖彼得堡地區、伏爾加河中下游流域、高加索以及烏拉爾以東的地區，它們在與歐洲和亞洲等外部世界接觸的過程中，其俄式意象被不斷地提及，並且在這些地區得到了再次驗證。特別是聖彼得堡、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亞等地區，在文學方面對拓展俄羅斯意象所起到的作用，值得大書一筆。也就是說，聖彼得堡在向歐洲學習和靠攏的過程中，同時也是作為新的北部歐洲（北方的威尼斯）而產生出俄羅斯意象，通過不同於莫斯科的自我差異性，創造出俄羅斯內部歐洲對亞洲的一種對抗圖景。而高加索地區通過與山地民族的戰斗歷程，則成為俄羅斯版的東方學的現場，對於“想象帝國”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從帝國主義的構想到被稱為俄羅斯版的“秘魯”、“墨西哥”以及“東印度”的西伯利亞，不僅因為擁有壯闊而且未被開發的自然而發揮著俄羅斯“內部東方”的功能，還對創造與歐洲-俄羅斯對抗的“歐亞帝國的俄羅斯”意象做出了自己的貢獻[4]。

總之，周邊地區在國家身份認同的構筑中，其獨特的景觀要素成為各自本質性的構成要素，對國家意象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例如，由於極地寒流與大西洋(600558,股吧)暖流的匯合，造就了引發暴風雨和洪水的北方海洋性氣候，而聖彼得堡這座人工都市，給人的意象恰如浮在水上的石造舞臺；高加索的意象則是高山與激流，這在俄羅斯平原上是看不到的；西伯利亞的意象是超越了人力所及的大河湖泊、凍土地帶等自然景觀。望月認為，北部和中央部賦予了“俄羅斯性”的本原風景，而周邊地區則在本原風景之外，提供了別有意味的“他者視角”，提供了異國情緒的詩情畫意，以及內省式的自我定義的動機[5]。當然，與他者視角邂逅的場合，並不專屬於特定的周邊地區。許多俄羅斯知識分子內省式的自我定義，其巨大的動機往往是歐洲社會的體驗。因此，對於個人體驗來說，無法替代的“俄羅斯式場景”，並不一定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單位，可能是首都或者地方、修道院或者學校，也可能是森林、河流、道路，或者是在農家的壁爐邊。

2.俄羅斯的國家意象

在望月看來，國家的空間意象並非定型為國家各個地區意象資訊的總和，而是由意象的客體空間與主體人類之間的互動而構成的富於變化的組合。據此來思考俄羅斯國土的整體意象，就會發現采取詩歌式的修辭學態度更有說服力。換言之，對俄羅斯國土的整體意象與其采用分割與合計的散文式手法，莫如以某種象征性的意象來代表整體意象，並且網羅與其相關的其他意象，同時也要強調多樣性和差異性[6]。例如，通過列舉地理上的名稱來夸張地表現俄羅斯的巨大，從18世紀的頌詩到19世紀之后的愛國詩歌，都繼承了這一點，是非常普遍的取向。像羅蒙諾索夫在1748年為女沙皇伊麗莎白即位所寫的頌詩、丘特切夫於1848年寫的《俄羅斯地理》、尼古拉斯·古米廖夫在1917年寫的《岡察洛夫與拉里奧諾夫》等詩歌，都在一種夸大幻想式的表現中，展現俄羅斯的國家意象以及構成其背景的世界意象，使得意象式的俄羅斯地圖與世界地圖交錯起來。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期，有十余位俄羅斯近代詩人都把個體的俄羅斯地圖等同於世界地圖來加以推介。

按照國民文明歷史的共同體驗來對俄羅斯地圖進行分類，或許可以得出俄羅斯國家意象的基本模式（意象地圖的類型）。望月采用了地理學家拉迪斯·克里斯托夫對國民及國家的理想意象對應於地區的類型，也就是所謂“俄羅斯基本意象”的四種類型，包括：（1）基輔羅斯，是“俄羅斯的都市之母”，是以中世紀“歐洲之子”基輔（現烏克蘭首都）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東斯拉夫人的國家。基輔羅斯沿著第聶伯河、南布格河、北頓涅茨河展開，西部與歐洲文化圈相連，北部與黑土地帶南部接壤，地處氣候溫暖的農業文化圈。因此，克里斯托夫將其形容為“被有機地整合於基督教的歐洲內部，是民主的聯邦的羅斯”。（2）莫斯科公國，是莫斯科維亞廣域圈除卻西北部的其他地域，以伏爾加河以及北德維納河流域為中心，從白海向里海擴展的地域。作為母親河的伏爾加河，把歐洲和亞洲分開，同時把泰加森林的民眾和草原上的民眾聯結起來，為民眾在嚴峻環境下的生存創造了條件。這一地域不屬於歐洲，而屬於同歐洲對抗的另一個世界，成為擁有該類意象人群的認同之地。（3）聖彼得堡，作為18世紀建構的面向西歐的視窗都市，成為認同歐洲並同莫斯科抗衡的象征。（4）歐亞國家俄羅斯，其認同是建立在把從喀爾巴阡山到太平洋(601099,股吧)的廣大區域看做是一個有機整體，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地緣政治學上（超民族性）的意象，即，俄羅斯是繼游牧民族蒙古帝國之后，又一個聯接歐洲和亞洲的歐亞國家[7]。望月認為，上述的本原意象群體，使得現實與理想、事實與神話混淆在一起。最初的前兩種意象是在地理和歷史上與俄羅斯的國家及其文化源泉等概念聯系在一起，但是后兩者卻從更廣大的遠景，來理解在時間和空間上比俄羅斯本身更為深廣的俄羅斯。無論是哪一種意象，都與具體的人、土地、精神遺產以及國家志向存在著聯想關係，並結合某種景觀意象，形成了“祖國的肖像”，並且發揮著作用。更為有趣的是，無論是地理或歷史上的根據，不管是濃厚的意象也好，還是稀薄的意象也罷，在俄羅斯的時空認同主張中，總能反映出跟歐洲的位置關係意識[8]。

同樣是地理學家的馬克·巴辛則提出要在歐洲和亞洲結合部的研究等具體相位中，來把握俄羅斯的自我認同與歐洲的關係。俄羅斯與歐洲結合部的觀念，隨著近代俄羅斯自我意象的變化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所以，有關西伯利亞和亞洲的意象也隨之發生巨大變遷[9]。也就是說，在莫斯科等於第三羅馬這種自我意象之下，俄羅斯也把歐洲跟韃靼和匈奴的世界等同看待，這種輕慢態度持續到17世紀。對於莫斯科公國來說，兩個世界（兩個大陸）的結合部問題本身不是它所關心的問題。因此，對於歐洲自古以來把亞速海和頓河作為歐亞大陸地峽的劃分，俄羅斯不加任何思考就照搬過來。可是這種狀況由於18世紀初期彼得大帝的歐化政策而完全改變。從俄羅斯把歐洲文化和社會生活作為典范，並努力統一國家意志這方面來看，俄羅斯的國家規模從東歐平原拓展到太平洋沿岸，具有某種象征性的優勢。同當時的西班牙和英國一樣，俄羅斯既存在屬於歐洲文明的主體或首都部分，又有歐洲之外的領土，具備了培養一個大殖民帝國意象的基礎。對於同處歐亞大陸的國家意象來說，兩者結合部的定義愈發顯得重要。最終的結果是，從北極海岸向南伸展到烏拉爾山脈，接著延伸到南部的伏爾加河、頓河，再經亞速海到黑海一線，成為歐亞大陸的分界線，把俄羅斯劃分為兩大部分。

以俄羅斯是歐洲大國這一主張為前提的烏拉爾界線學說，在19世紀以后受到斯拉夫主義者和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反駁。對於泛斯拉夫主義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來說，歐洲和亞洲是連續的大陸，歐洲只是亞洲的附屬物或者是個半島而已；俄羅斯不屬於歐洲，是不同於歐洲和亞洲而獨立自足的地理世界；俄羅斯的國土形成方式也是特殊的，向西伯利亞發展是有機且自然的殖民開拓的結果[10]。同樣，另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拉曼斯基也主張烏拉爾東西兩側的政治與文化有統一性，存在著同一種信仰、同一種語言、同一種國民性[11]。而跨越歐洲和亞洲，過著單一而自足的文化生活的國家意象，則被20世紀的歐洲主義者繼承，形成了更為積極的“歐亞國家的俄羅斯”意象。他們強調俄羅斯不僅是地理上，而且是人種、歷史、社會經濟等經過多個世紀混同的國家，所以才孕育出混同了俄羅斯-斯拉夫、芬蘭-烏戈爾、韃靼-突厥、蒙古等多種要素的混合國家的意象[12]。

因此，以俄羅斯為舞臺的文明，至少有兩個明顯特征：其一，方位上是東西方文明而不是南北方文明；其二，根據意象地理的變動，受到意象影響的地域，與其說是烏拉爾以西所謂歐洲部分的俄羅斯，不如說是西伯利亞。在望月看來，西伯利亞既是冰雪覆蓋的原野，又是資源豐富、充滿著前途的地區，既是流放犯人的地區，又是自由的冒險場；西伯利亞給歐洲-俄羅斯的自我意象附加了條件，並且從正面反映出這種意象，成為改變自我形象的內在他者[13]。

3.俄羅斯國家意象風景的反論性格

一般來說，某一地域南北縱軸的方向，往往受到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特別是受到氣候要素等絕對條件的影響；而東西橫軸的方向，相對來說無法避免先進文明的影響。俄羅斯文明進程基本上也是沿著東西橫向方位軸展開的，無論是以西歐為基點的地緣政治學出發，還是從東正教的宗教立場來看，歷史上都是如此。但俄羅斯的自我方位認同並不一定總在東方，甚至可以說，正因為俄羅斯無法將自己認同為具體的東方和亞洲國家的這種意識，才造成了有關東西方橫軸的無休止的辯論，並且創生出俄羅斯的邏輯和修辭學。其實，這種意識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對中世紀之前的俄羅斯來說，作為東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比較容易理解。基督教文化圈通常把日出之地跟伊甸園聯想起來，而且在15世紀東羅馬帝國滅亡之后，俄羅斯作為第三羅馬的觀念也促進了東方俄羅斯的這種自我認同。在文化上的兩極參照系較為徹底的俄羅斯世界觀中，東方世界是避免世俗西歐世界染污的神聖之地[14]。望月認為，俄羅斯的這種文明觀念邏輯，恐怕一直影響到20世紀后半葉的冷戰時代[15]。

然而，彼得大帝的現代化和歐化改革卻動搖了俄羅斯的上述自我認同，作為以往非歐洲俄羅斯的民族象征的“東方”，失去了絕對價值。以彼得大帝時代為分界，俄羅斯的自我認同發生了自東向北的變遷。關於從18世紀到19世紀初俄羅斯自我認同發生變遷的動因，奧特·貝爾采用俄羅斯符號學來進行研究，並撰寫出《俄羅斯浪漫主義文學中的北方》一書，對俄羅斯自我認同變遷的原因歸納為五點內容：

一是源於俄羅斯自身的定位。彼得大帝的改革不僅重新審視了東西橫軸，而且積極向北方拓展，尤其是遷都聖彼得堡和通過北方戰爭戰勝瑞典，更是向國內外宣告了北方俄羅斯的存在。二是源於西歐對於北方俄羅斯的評價。以萊布尼茨為代表的西歐知識分子把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羅斯，贊譽為北方一支具有未知可能性的年輕力量；伏爾泰等反天主教主義者則對未受羅馬天主教影響的北方俄羅斯抱有“良知”上的期待。三是源於北方的人性學說和北方的詩話世界。受到孟德斯鳩關於風土與人性關係學說的影響，俄羅斯萌生出勇猛、具有男性特征並且感情真摯的“北方人”的意象類型。而凱爾特-斯堪的納維亞的北方神話和愛爾蘭詩人奧西恩詩歌的流行，也促使俄羅斯“北方式的詩情”和世界觀的形成，並且具有一種自由與獨立的志向，以及夾雜著些許憂郁與悲傷的氣質。四是源於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1812年發生的衛國戰爭，北方俄羅斯巧妙利用了氣候風土條件，擊退了拿破侖軍隊，成為北方俄羅斯勾畫愛國主義自畫像的絕好事件。五是源於浪漫主義和文化上自我肯定的欲求。隨著浪漫主義的流行，俄羅斯民眾對歷史和大眾文化的關注度高漲起來，並且排斥當時貴族階層普遍存在的艷羨法國的思想，由此促發了重新評價俄羅斯北方風俗和詩情畫意的覺悟[16]。

由於上述諸多因素的推動，從18世紀到19世紀初，北方俄羅斯的自我意識及其表現得到了啟蒙。這種身份認同不管東西方文明的發展趨勢如何，都作為某種普遍的結構而得以保留。例如，創造了19世紀東西文化對抗學說版本的彼得·恰達耶夫在《瘋子的辯護》中這樣定義：俄羅斯人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是純粹的北方國民[17]。而且，俄羅斯會根據不同的場合使用若干種“北方”意象：一種用在橫亙於歐亞大陸、當前俄聯邦的北部地區，還有一種是把俄羅斯歐洲部分（莫斯科維亞廣域圈）的北部地域限定為北方；甚至有時候，聖彼得堡代表著北方，而在其他場合，整個俄羅斯的全境都被稱為北方[18]。

在望月看來，北方俄羅斯的自我認同並非一目了然，而是文化上的建構。有時它被用做外部標簽，有時又被內化為極其隱微的表現。在18世紀的聖彼得堡，巴洛克文化得到了應用，於是，與北方城市結合的各種美稱，例如北方的帕爾米拉[19]、北方的羅馬、北方的品達[20]（指羅蒙諾索夫）、北方的塞米勒米斯塞米勒米斯，古代傳說中的亞述女王。（指葉卡捷琳娜二世）等等，與歷史上的典型人物和自然結合起來，制造出一種淺薄的、仿佛“北方伊甸園”招牌一樣的意象[21]。而在19世紀浪漫主義以后的文學中，北方俄羅斯的意象又被內化為表達者的精神，作為一種自我投影，反映出一種審美意識和世界感覺。可是，這些差異並沒有動搖“北方俄羅斯”的自我認同。甚至可以說，這些差異性反倒被理解為北方俄羅斯自然條件豐富多彩的一個指標。

望月指出，俄羅斯北國意象的成熟，絕不是單純的個人經驗的反映，而是與國家集體的意象變遷與深化，發生著連鎖反應。因此，望月試圖通過文學藝術的體裁，來嘗試把握北方意象到底是通過何種過程內化於俄式的自然表現之中的。

他首先考察了俄羅斯人對北方美景的發現。在近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眼中，祖國的自然環境非但不是嚴酷貧瘠，反倒成為一種奇妙異質的景色，與歐洲風格的自然美景不甚相符。在歐洲人的眼中，俄羅斯北方的廣大空間，形狀與顏色單調如一，生物和靜態物體既不宏大又缺乏力度，完全欠缺構圖要素，在外國人眼中無法感知。但正是這種平坦而空寂的廣大空間意象，才成為望月提出的“空虛的俄羅斯”的意象原型。有趣的是，19世紀后期的俄羅斯畫家們也對這種“非美術的”自然景觀給予了集中而排他性的關注。例如，以俄羅斯北部針葉林為繪畫題材的伊凡·希施金曾對學生說：“將來出現創造奇跡的畫家，一定是俄羅斯畫家。因為俄羅斯是一個風景國家。”[22]而擅長以夢幻般的色彩來描畫伏爾加河流域風光的列維坦更有一番感懷：“沒有誰能戰勝俄羅斯！只有在俄羅斯，人才能成為真正的風景畫家。”[23]

對同一自然的態度與評價的差異，反映出俄羅斯藝術家的視覺、審美意識、表現手法、精神狀態等綜合變化。而這種變化是在18～19世紀較短時期內產生的，完全改變了俄羅斯風景在文學與美術作品中的描繪。俄羅斯藝術家在18世紀以后，在描繪俄羅斯時，具備了充足的興趣和目的意識。可是，面對本國的自然環境，為描繪“俄羅斯式的景觀”而產生的動機和手法，卻是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期以后出現的。其主要原因在於，俄羅斯的自然景觀是在18世紀被本國詩人們發現的，他們運用歐洲的文學觀和自然觀來審視並發現了“未曾見過的景觀”，並使用歐洲“伊甸園式的語言”記述下來。因為在18世紀的歐洲，理想之鄉的意象和描寫自然美的牧歌文體風靡一時。盡管俄羅斯的景觀與意大利、英國以及瑞士的景觀各異，但牧歌體也適用於俄羅斯。新古典主義認為，大自然被理想化才能夠被理解，俄羅斯藝術家的使命就是參照歐洲的理想景觀，對本國的自然進行調適規範。在向19世紀變遷的節點上，俄國人開始直接關注本國的景觀。在若干動因中，有奧特·貝爾闡述的對“北方俄羅斯”自我認同的深化和疊加的因素。以北方風格的“奧西恩詩歌”流行為契機，在繪畫的規範中加入了非牧歌體的“崇高”概念。以文藝形式來說，就是從新古典主義和感傷主義向浪漫主義變遷的過程中，例如加比里拉·德爾加賓描繪卡累利阿的地方景觀“瀑布”（1794年），其中融入了廣大、荒涼、空虛、神聖和敬畏等概念，將北方的惡劣天氣和空寂的森林景象通過視覺等手法，作為一種崇高美表現出來。此外，拿破侖戰爭之后，俄羅斯的國民意識高昂，也促使他們通過本國的國民性來觀察非歐洲的大自然。可以說，國民性和自然觀的連鎖反應，造成了國家自我認同在風景中的投射，結果為俄羅斯的風景之美開啟了一種有別於西歐的規範追求[24]。

在確立俄式景觀描寫的過程中，強調南北部多樣性的周邊地區，曾起到巨大作用。可是，對於國民自我認同具有更大意義的是中央俄羅斯的自然景觀。在這里，俄式之美被內化為不言自明之愛和藝術表達的對象，一系列的“讓步”和“反論”等修辭技巧得到了展現，並與愛國主義情感和意識形態結合起來[25]。長期以來，俄羅斯人將本國的自然與南歐世界的自然進行著比較。平坦的景觀、低云籠罩的天空、寒冷的氣候等令人郁悶的自然條件，使得北方俄羅斯在南北參照系之下毫無疑義地處於劣勢。俄國詩人站在這種立場，承認他們向往南方，但仍要表達對北方的熱愛。或者更進一步，他們在坦言北方自然的冷寂和嚴酷之后，馬上來一個反說式的定義，“正因為這樣，所以”俄羅斯是美麗的。這種讓步和反說等修辭技巧，在俄羅斯作家維阿澤姆斯基的《初雪》、瓦西里·托曼斯基的《懷念北方》、果戈理的《涅瓦大街》《死魂靈》、丘特切夫的詩歌等文學作品中都得到了表現。

為了表現出更為率真的情感，有兩大要素在從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要素是積極關注民眾及其文化，另一個要素就是向往童年的鄉愁。一般來說，普遍主義的教養階層對於國民文化的承擔者——民眾的關心，當然有一半動機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但在藝術上卻促進了對民眾的生活場所——農村的研究。從1830年代的抒情詩到1840年代自然派作家以農村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在向現實主義變遷的過程中，農民與他們的文化以及農村的自然環境，都成為作家的關注焦點。而所謂的鄉愁因素，則是地主和貴族對他們的童年以及他們領地自然風土的回憶。在此浪漫主義的視角之下，相對於人工的都市生活，牧歌式的田園精神就與以家族為單位的血緣共同體的理念結合起來。伊凡·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的夢》（1849年）、列夫·托爾斯泰的《童年》（1852年）、謝爾蓋·阿克薩科夫的《家庭記事》（1856年）等作品，都把農村地主領地的自然風光作為一種和平、安逸、美麗的空間來描寫，反映了童年時期的意象。隨著對民眾的關注和對自然景觀的情感移植，以及人道主義、自然主義與社會批判的感情渾為一體，19世紀中葉的敘景精神既不需要18世紀國外的審美規範，也不需要果戈理風格的夸張表現。俄羅斯作家能夠直率地面對俄羅斯農村的自然風光，並感受其中的美。

而從“讓步的修辭技巧”和“奇妙的愛”等歪曲的表現方式中解放出來，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1852年）成為俄羅斯自然描寫的典范。因為在望月看來，屠格涅夫從步行者的視角描繪了人間的動態近景，而丘特切夫則描繪了聖像的靜態遠景，使得19世紀中期的俄羅斯意象呈現出兩極化現象。可是，俄羅斯風景畫家們走上類似的風景構筑和內化進程，要比俄羅斯作家們晚幾十年。而成為后現代作家和思想家重新評價和解構對象的，也正是這種俄式意象風景背后的俄式視覺[26]。通過望月哲男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學和文化研究對於地區研究乃至帝國研究的價值。望月一再強調，應該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分別采取相應的研究方法，希望通過文學、思想、舞臺與電影藝術、造型藝術等時空意象的綜合研究，對下述問題進行闡釋。例如，在近代俄羅斯文學與文化思想研究領域，主要采取以19世紀俄羅斯文學及評論為題材，對近代俄羅斯文藝的模式特征、思想意義、社會文化的作用與功能等進行比較與綜合研究，探尋近代俄羅斯社會與文化的特征及其文化思想史上的意義和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對於當代俄羅斯文藝的研究，則通過體制變遷后的俄羅斯文藝的研究，考察當代俄羅斯的文化狀況、思想狀況、文化與社會體制的相關性、作為表現歷史意識與文化認同的文學的功能、文藝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係、20世紀俄羅斯經驗的世界史意義等[27]。綜合研究俄羅斯文藝的時空意識之后，我們會發現，俄羅斯社會在20世紀末的體制變遷過程中，徹徹底底地體會著認同危機，至今仍處於世界觀的過渡期與摸索期。（注釋略）

文章來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