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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會的興起應是經濟之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5-11-18 08:11


編者按:10月中,共識傳媒與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會聯合舉辦了一場日中有識之士的對話,主題為:“中國現狀與課題”。參與對話的學者有:社科院美國所研究員劉澎、上海師大歷史系教授蕭功秦、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經濟學家華生。

各位學者的精彩發言將在共識網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本文為雷頤老師的發言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於1949年,實際上,1948年末的時候,中共就知道要取得全國性的勝利。中共在前28年都是作為一個革命黨在從事奪取政權的工作,現在則面臨著如何建設國家的問題。因此,1949年3月,共產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為今後國家治理制定藍圖。

這時,國內戰役還沒有完全結束,國民黨還占領著南方,毛澤東在傾全力進行戰斗的準備。因此,毛澤東實際上委派了當時他最親密的戰友、對城市最有了解且長期在“白區”工作的劉少奇主持設計新中國的藍圖。1949年之前,中國共產黨主要是在農村,從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政權之后重點是城市,究竟城市應該怎么辦,對資產階級怎么辦,劉少奇比較了解。當然,劉少奇主持制定也不意味著藍圖是他個人的想法或少數人的想法,而是共產黨的主導觀點。

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已經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要發展社會主義,但是,中國的經濟還非常落后,工業還很不發達,發展社會主義是以后的事情,現階段還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可以有資產階級和民營經濟,七屆二中全會就制定了這樣的藍圖。

1949年9月,為新中國成立作法理準備的“新政協”按照這份藍圖制定了共同綱領,指出中國長期處於新民主主義社會。這樣,共產黨的一個設想成為了國家的大綱。從1949年至1954年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前,這個共同綱領具有大憲章性質,規定中國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允許發展資本主義,農村土地為農民個體所有。

但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黨內高層對於立刻進入社會主義還是堅持新民主主義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等人堅持要鞏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還沒有恢復,工業基礎還不夠,所以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黨內有一批高干覺得應該加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把農民土地變成合作社,在城市對資產階級進行限制改造,這種觀點東北的高崗1950年就提出來了。劉少奇以黨中央名義提出了批評,但毛澤東支援了高崗的觀點,也就是說毛澤東這時候主張中國應該盡快地進入社會主義改造。新民主主義的基本觀點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打倒之后,中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民族資產階級是我們團結的對象,不是斗爭的對象,不是主要矛盾。毛澤東提出奪取政權后,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被打倒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要對資產階級進行斗爭,進行改造。究竟堅持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新民主主義發展資本主義,還是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城市和農村斗爭很激烈,山西有些地方黨的領導人進行了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劉少奇不同意,但毛澤東表示了支援。

經過一番斗爭以后,1953年6月召開政治局會議,劉少奇提出要發展市場經濟,私營企業有對外貿易權,征稅、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要平等納稅。而毛澤東的“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說取得了絕對性勝利。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中國應該拋棄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模式,資產階級、市場經濟這種發展模式。因此,中國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的改造運動,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首先1953年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農民不能把自己的糧食,到后來所有農產品(000061,股吧)拿到市場上自由買賣,只能賣給國家,國家以很低的價格收購,之后農民變為吃農業糧的,城里人變為吃商品糧的,這一下中國變成了二元社會。因為計劃經濟必須固定,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必須固定化,每個地方也固定化,這樣就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從政治體制上或者社會管理體制實現了黨、國家、社會的高度統一,沒有了市民社會,國家統治一切,每個人都在一個單位中生活,離了這個單位你就沒辦法生活,人民也沒有自由度,沒有自由的選擇。最開始,計劃經濟顯示出它一定的優越性,我們可以集中精力發展工業。但是幾年之后問題暴露出來:它不可能均衡、持續地發展。

計劃經濟實際上是領導人的計劃和領導人的決定。后來,又有了1958年大躍進和文革,大躍進造成三年重大災害,文革長達十年,造成了重大災難。

毛澤東去世之后,1978年共產黨領導層開始反思這種體制帶來的危害,認為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就提出了改革開放,也就是我稱之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向一個現代社會過渡。用歷史眼光看,這種社會轉型實際上從1840年鴉片戰爭就開始了,但一直沒有完成。1978年的改革我認為也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大家都承認,改革三十年來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人都能感覺得到,估計日本人也有感受,比如普通中國老百姓(603883,股吧)到日本旅遊,從前想都不敢想,現在每年有幾百萬人次,今年恐怕要突破五百萬。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相對滯后,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利用權力尋租獲得了更巨大的社會利益,人們對社會的不公平感受特別深刻。事實上,總體說來每個階層都有獲利,但獲利的份額非常不同,人們就感受到不公平,希望繼續改革。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經濟能不能可持續發展,社會能不能穩定,這就是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之一。

中國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講究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比如規定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整個國家的指導思想,進行改革開放很多做法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講要公有制、一大二公、計劃經濟,你搞改革開放,有市場經濟,是否符合馬克思?最開始大家都認為馬克思說的是對的,誰都不能反駁;中國的現實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覺得中國必須走市場化,有一定的商品經濟,於是就開始說不爭論,我們回避這個理論上的爭論,可以先進行一些改革,看好還是不好,人民歡迎不歡迎,如果歡迎那就是好的,就可以繼續做。但因為中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長期不爭論是不行的,后來就提出一個理論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它的基本核心就是說馬克思的理論是對的,計劃經濟是對的,公有制是對的,但是馬克思設想是這個社會工業高度發達之后才能實行,中國現在還很落后,工業還不發達,所以必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還必須有市場經濟,必須改革開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開始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但是從90年代起,就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指中國是有自己的文化、歷史、政治特色,世界上通行的其他政治制度,普適價值、普適原則不適合中國,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80、90年代起了不同的作用。80年代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是中國在經濟方面和世界上普適的市場經濟體制接軌,突破蘇聯模式,走市場經濟道路;到90年代以后直到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說中國有自己的特色,其他的很多制度不適合中國,這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爭論。

我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除了經濟上的成就,實際更重要的是市民社會的興起,因為有私人企業,有民營企業,開始出現市民社會,打破了從前的全能主義社會模式,個人的獨立性大大增強,民營經濟的gdp已占到65%左右。很多人開始有自己的選擇,個人可以不在國家單位工作,國家單位開除了個人,個人可以到民營企業工作,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強。還成立了許多民間組織,成立了ngo、基金會,一些主要從事環保、慈善的機構。開始的時候,這些組織和政府發生什么關係,怎樣合法,沒有法律登記,但是有一個特殊的詞匯“掛靠”, 建立慈善組織或者民間機構,明明是你們建立的,你們出的錢,但是“掛靠”必須在一個國營單位下。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民間社會的能量、力量和意愿、救災速度甚至效率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政府,民間機構人人捐款,民間機構志愿者空前發達,所以2008年中國政府對ngo組織態度發生了變化,從前是警惕的、懷疑的,2008年開始,認為它可能對政府工作和對社會有幫助,所以人們把2008年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或者中國市民社會的元年。民間機構發展得很快,現在對公民社會或者市民社會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也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改革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中國從前也有各種各樣的行業協會,它們實際是政府組織,政府官員擔任行業協會的會長、領導。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構脫鉤整體方案》,要行業協會和政府職能脫離關係,真正成為一個行業的協會。但同時又規定這些脫離關係的行業協會包括所有的ngo、基金會、民間組織都要成立共產黨的組織,成立黨委會。這就是說脫離了政府行政機構,又要成立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究竟怎樣運作,怎樣活動,是雙方需要探討的,一方面是共產黨需要解決怎樣領導、管理民間社會、民間組織的問題,另外民間社會也面臨著怎樣建立黨組織、怎樣接受它的領導的問題。這也是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我認為無論如何,市民社會的興起,公民意識的覺醒,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

謝謝各位!

提問1:第一,中國似乎在煽動愛國主義,對周邊國家的影響非常消極,對此您有什么看法?第二,您也提到了非政府組織的話題,可是憑我的感覺,政府以外的普通人民或者民間機構的聲音我們很難聽到,好像審查得比較厲害,官方控制得非常嚴。如果軟外交能夠發展得更好的話,中國實力會更強。

提問2:雷老師說改革開放最大的成果是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出現。清朝時,中國的經濟占全球的三分之一,當時也有文化非常發達的市民社會。在這幾百年的近代史當中,如何定位現在中國的市民社會?

雷頤:謝謝提問,也給我提供學習的機會,我覺得“軟實力”這個概念提出來之后,中國就面臨著問題。中國始終覺得外交不僅僅是直接的交往,軟實力和文化的影響更重要,所以在很多地方建了孔子學院,加大了對外宣的力度。坦率來說效果不是非常成功,有些地方對孔子學院也有質疑。實際上,軟實力和國內的制度、經濟、文化的建設有關。這些建設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沒有獲得周圍國家甚至是世界普遍認可的時候,軟實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把國內的制度、經濟治理好,軟實力自然而然能跟上來。

關於愛國主義我寫過很多文章,最近出的書也專門搜集了很多材料寫愛國主義。中國從1989年之后,特別強調了愛國主義,因為從那時候意識形態有了調整,從幾乎完全強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開始增加大量的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內容。經過幾十年的宣傳,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也得到年輕人的接受。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森大廈株式會社設計的,是一座當時最高的大樓,中間有一個圓的空洞透風,網上馬上就有人說這是兩把軍刀托起一個太陽,是日本國旗。由於輿論壓力,上海方面要求必須改動,最後改成了方形的孔。這種例子很多,我覺得在這種觀念對周邊國家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壓力,今後怎么樣處理這個問題,也是外宣或者軟實力真正要做好的。

第二是關於人才、ngo,剛才我講過,這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所以意義還是很重要。比如說你說確實很難聽到,但是畢竟能聽到了。從前完全沒有,今天就聽到了。比如說,共識網也是民間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機構,沒有他們組織,我們不會在這里演講。類似的機構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做的事情越來越重要。一些慈善組織,比如治理環境的阿拉善,都是著名的企業家組成的。這里國家政策有一個矛盾,一方面希望是真正的民間組織,另一方面提出組織里要建立共產黨的黨支部,這個關係怎么處理,雙方都有一個磨合期、試探期。中國社會或者市民社會往什么地方發展、怎么發展,這還有待發展的過程。確實如華生所說,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結果,或者說最有意義的一點。如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往回退,繼續往前走,我相信市民社會會越來越發達。

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中國在1949年以前是有民間社會的,甚至在清末的時候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傳統歷來是有民間社會,但是這個民間社會向現代市民社會轉變有一定的過程,因為中國從來是個皇權比較大的社會,但是皇權有限,它允許民間社會存在,甚至允許一些士紳有自己的武裝、民團、商團,維持地方治安、地方統治。但是實際上,在清末,現代社會觀念、現代權力觀念被引入到中國。我的新書談了這個問題,有一些士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清朝統治者允許他們擁有商團,希望他們用商團維護治安,但是他們的權力觀念發生變化,覺得首先是為了自己的權利,無論是誰都不能侵犯我們的權利。從前士紳覺得,一切都來自於皇帝,皇上是天子,要我們的錢我們就要給他,我們主要的責任是維持地方治安。清末,皇上還用中國傳統方式來要求商人,必須給我多少錢,鐵路必須賣給我,這時候商團就開始反對清政府,他們從反對革命逐漸走向支援孫中山革命。我有一本書提出一個新觀點,我認為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只是一個導火索,真正決定辛亥革命成功的就是這些商團、商人,或者說是以士紳為核心的民間社會。民間社會從傳統的民間社會向現代民間社會轉變了。但1949年之后采取了蘇聯模式,黨、國家、社會高度統一,消滅了社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還是與中國社會弱小有關。我覺得改革開放的意義就是民間社會逐漸產生。謝謝各位!(共識網)

(本新聞來源: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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