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美國的選民為何會支持特朗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在最近數周的全球訪問行程中，人們總會問我兩個問題：唐納德·特朗普會否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他的競選之路為何能走到今天？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對於第一個問題，雖然預測政治比預測經濟更困難，但希拉里·克林頓的勝算原本是極高的。然而兩人的支持率竟能如此接近則令人費解：希拉里是美國最具資格且准備最充分的總統候選人之一，而特朗普卻是最不夠格且參選最倉卒的人之一。此外，盡管特朗普出眾及許多出格言行，但其選舉之路卻依然繼續，要是在過去他早就走不下去了。

為什麼美國人願意去玩這麼一場特朗普可能擁有六分一勝選機會的俄羅斯輪盤死亡游戲？美國以外的人都想知道答案，因為雖然他們無從左右大選，但這一結果卻會影響他們。

這就為我們帶來了第二個問題：美國共和黨為什麼提名一位連黨內領袖都表示反對的候選人？

很明顯，眾多因素幫助特朗普擊敗另外16位共和黨主要挑戰者。比如個性就很重要，有些人似乎對特朗普在電視真人秀中展現的個人形象非常受用。

但幾個基本因素似乎也促成了兩位候選人勢均力敵的狀況。首先，許多美國人在經濟上確實比他們在四分一個世紀前更為窘迫。全職男性僱員的收入中位數低於42年前的水平，而對於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來說，找到一份能拿到足額工資的全職工作也愈來愈難了。

工資仍停留60年前水平

事實上，那些位處收入分配底部群體的實際（扣除通脹因素後）工資依然停留在約60年前的水平。因此當特朗普指出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的時候，他立刻就能找到了一個龐大的聽眾群體。但問題在於特朗普對於這一症結的診斷和開出的處方都是錯誤的。美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在過去六十年中表現良好：GDP增長了近六倍。只是在大規模減稅政策之下這些增長成果落到了位於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一批人手里──比如特朗普，而他還會將此繼續延伸和深化下去。

與此同時，政治領導人承諾的將惠及所有人的改革──例如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卻未能兌現，甚至遙遙無期。於是那些生活水平陷入停滯或衰退的人就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美國的政治領導人要麼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要麼就是在說謊（或者兩者兼有）。

特朗普想把美國所有的問題都歸罪於貿易和移民，但這是不對的。即使貿易不走向自由化，美國也依然會面臨去工業化：由於生產力的增長超過了需求的增長，全球制造業的就業人數一直都是在下降的。

在那些貿易協定失效的領域，並不是美國遭到了交易伙伴的拋棄；而是因為美國的貿易議程被大企業利益所左右。美國企業的表現一直以來都很好，人們也致力於確保那些因受貿易協定影響而陷入困境的美國人可以分享發展收益，但這些努力卻遭到了共和黨人的長期阻撓。

因此，許多美國人感覺自己受到了超出他們控制之外的力量的沖擊，並導致了明顯不公平的結果。一直存在於人們心中的那種「美國是個充滿機會的熱土，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活得更好」的願景也因此遭到了質疑。對許多選民來說，全球金融危機可能是一個轉折點：他們的政府營救了那些使美國陷入破產邊緣的富有銀行家，而似乎對失去工作和家園的數百萬普通美國人不管不理。該體系不僅產生了不公平的結果，而且似乎是故意被操縱去這樣做的。

對特朗普的支持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基於對政府失去信任而產生的廣泛憤怒。然而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會使情況變得更為糟糕。當然，他承諾施行的另一個版本的滴流經濟學（trickle-downeconomics，認為對富人減稅能增加富人消費支出，從而向下惠及其他階級的經濟理論）──幾乎對所有美國富裕階層和大企業都進一步削減稅負──將產生的結果肯定不會比上一次實施該政策時更好。

事實上，正如特朗普承諾的那樣發動針對中國、墨西哥和其他美國交易伙伴的貿易戰將令所有美國人更貧窮，並為解決如「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及氣候變化等問題的全球合作制造新的障礙。使用本可投資於技術、教育或基礎設施的資金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建一堵牆就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浪費資源方式。

美國政治精英們應該從此領會到兩個訊息。首先，在過去四十年中塑造了多項經濟政策的簡單化，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是存在嚴重誤導性的，而GDP的增長正是以不平等狀況的惡化為代價。滴流經濟學理論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會發生作用。市場不存在於真空中。通過重寫規則和重組市場，來為社會頂端階層造福的戴卓爾—列根「革命」極大地增加了不平等，但卻完全辜負了其促進增長的使命。

這就引出了第二個訊息：我們需要重寫經濟的規則，以確保普通公民能夠受益。任何無視這一教訓的美國和他國政治家將為此付出代價。變革意味着風險，但特朗普現象──以及歐洲出現的幾個類似的政治走向──揭示出如果不注意這一訊息將帶來的更大的風險：社會分裂，民主敗壞，經濟走弱。（文章來源：hk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