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產階級為什麼在選舉中支持特朗普？

專欄作家Joshua Kurlantzick撰文指出，美國人越來越認同這樣一個理念：強勢領導人不一定要買國會或選舉的賬，那還不如借這個機會出口氣，於是支持特朗普的人越來越多。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現代版的墨索里尼？

隨着唐納德·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初選中所向披靡，他那噴槍一樣的風格已經讓一些評論家將他形容為現代版的墨索里尼，擔心他會將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危險政治之風帶入美國。實際上，特朗普的崛起並不意味着法西斯主義的回歸，他的政治風格也跟墨索里尼風馬牛不相及。相反，特朗普是現代民主退步大潮的一部分，這個潮流已經在發展中世界持續了十年，如今正在奔向美國和西歐。特朗普賴以崛起的大環境，可能更像2000年的泰國和2010年的土耳其，而不是1933年的意大利或德國；特朗普的政治手段也更接近於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或泰國前總理他信。

從許多南歐國家開始民主化的20世紀70年代初，到2005年前後，民主浪潮似乎席卷全球。從1990年到2005年，全球選舉制民主政體增加了近50%。然而，根據監測民主狀態的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數據，2015年，自由程度下降的國家數量連續第十年增加，是50年來最長的民主退化期。更重要的是，自由之家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2015年「自由程度（同比）下降的國家數量達到這10年來最高水平」。

在許多國家，民主的失敗是因為當前這代領導人已被證明是民選獨裁者。上世紀20或30年代，佛朗哥的西班牙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等法西斯政權本質上是通過推翻現政權上台的，其手段要麼是武力，要麼是用卑鄙手段主導某一次選舉。與他們不同的是，當今的民選獨裁者明白，定期舉行投票對於他們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合法性至關重要，即使這些投票並不完全自由。大選結束後，諸如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土耳其的埃爾多安、泰國的他信或者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之類的領導人，敢於藐視一切體制—公正的司法、自由的媒體、憲法對權力的限制、充滿活力的私營部門等等，他們眼里只有選票。

在埃爾多安治下，土耳其政府已經封住了大多數批評性媒體的嘴；而在馬來西亞，納吉布政府已經摧毀了總檢察長的獨立性，用高度可疑的雞奸罪名將反對派領導人投進了監獄。特朗普在他的競選之路上已經表現出類似的傾向。他總是夸耀自己的民調支持率和初選戰果—很難想象墨索里尼會站在群眾面前，不厭其煩地援引最新民調數字來鞏固他的合法性。但特朗普不屑於自由政治的其他方面，承諾將動用自己的總統權力，修改保護言論自由的法律，迫使大企業按照他的規矩制造產品，並將發動貿易戰，不惜違反美國歷屆總統簽署的諸多國際協議。

媒體性質的變化也促進了這種民主倒退。通過讓國內媒體屈從於自己的意志，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泰國的他信、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馬來西亞的納吉布以及很多其他的民選獨裁者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聲望。他們有的親自收購媒體（貝盧斯科尼），有的通過代理人收購媒體（他信）；他們動用政治權力威嚇媒體（他們全都這樣），或者表現得談笑風生，讓媒體覺得自己必須要報道他們。尤其是貝盧斯科尼，跟特朗普一樣特別能言善道，報道他的新聞是如此讓人亢奮，以至於很多意大利媒體最初都非常熱烈地追隨報道他在政壇的上升之路。研究公司MediaQuant的分析顯示，在這個初選季，特朗普得到的媒體報道數量是其他任何一位候選人的兩倍還多。

當今的獨裁者得益於蔑視民主政治的中產階級的崛起。曼谷的中產階級市民曾經支持他信的鐵腕風格；最近發表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報告顯示，美國人越來越認同這樣一個理念：強勢領導人不一定要買國會或選舉的賬。這一切似乎表明，中產階級已經厭煩了自由政治。在美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公眾對總統和最高法院的信任度降至有史以來最低，對國會的信任也接近歷史低點。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民主選舉的政客們承諾了太多選舉政治做不到的事情，民選領導人都信誓旦旦地宣稱能夠近乎奇跡般地保證經濟增長。

民主與經濟增長掛鈎？

在美國，民選政客們一再犯下同樣的錯誤，將民主與經濟增長掛鈎，其實並沒有證據表明自由政治能在短期內產生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長遠而言，很多研究表明，民主政治對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人類發展更有好處。）許多領導人都曾進行這樣的關聯：遠的包括冷戰之後的東歐領導人，他們發誓政治自由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變革；近的則有比爾·克林頓、喬治·W·布什和巴拉克·奧巴馬等美國總統。而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看到經濟擴張在民主體制內停滯，或者經濟增長伴隨着收入不平等的不斷擴大，他們就開始猜想，專制領導者是否可能帶來更高的增長。他們開始相信，獨裁者可以打破政治僵局，或者可以采取限制移民之類的措施—他們盼望着這樣的措施多多少少會讓自己得到更大的經濟利益。

跟那些民選獨裁者一樣，特朗普借助了民主與短期增長之間錯誤關聯所引發的憤怒。他比查韋斯之類的民選獨裁者更願意拿移民和少數族裔當替罪羊。而且，他的言辭雖然充滿憤怒，但並不帶有極權主義氣息，跟馬來西亞的納吉布或者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比較像—他們使用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激烈語言，但沒有鼓勵種族清洗和群起攻擊少數族裔。

事實上，當今的民選獨裁者都有靈活的意識形態，基本上取決於自己的個性、政治生命和財富積累。他們希望國家對經濟實施大范圍的控制，但不是法西斯政府那種徹底的控制。當左傾民粹主義能夠帶來選票時，泰國的他信選擇支持左傾民粹主義；而當迎合商界能夠讓他得到政治支持時，他又發出親商的言論。特朗普也一樣，在貿易和醫療保健等一系列問題上是一條政治變色龍。

然而，他們不是墨索里尼並不意味着這些領導人無害。現代威權主義的蔓延會滋生出更多的獨裁。就像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一些國家的民主發展會點燃鄰國的民主之火一樣，一個強權人物在一個國家的成功似乎會給其他國家的獨裁者們壯膽。

貝盧斯科尼、他信、查韋斯以及納吉布這樣的民選獨裁者往往也會導致他們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狀況遠比自己上台時更加糟糕。在委內瑞拉，多年的中央集權經濟體制導致了國家預算不斷膨脹和公司治理的不斷弱化。該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基本食品只能定量供應。在貝盧斯科尼的治下，意大利經濟已經停滯了十多年，因為他的政府花了大量時間用於避免這位總理因為欺詐和其他指控而鋃鐺入獄。

與他們打破政治僵局的誓言相反，現代的獨裁者們也嚴重破壞了社會體制，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復元氣。泰國十多年來街頭爭斗不斷，包括司法體系在內，沒有誰能夠調解政治沖突。而選舉後摧毀反對派的政治權術導致了更大的對立，當選獨裁者的對手們會竭盡所能推翻他們，甚至包括發動軍事政變—他信在2006年、他的妹妹英拉在2014年就先後被軍事政變趕下台。

在芝加哥的游行示威演變成暴力沖突之後，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3月中旬發表社評稱，如今美國的選舉也出現火藥味十足的「群眾斗群眾」。「特朗普現象可謂揭開了美國社會思想動盪的蓋子，」文章說，「大選多數時候改變不了人們的命運，這已是美國人的經驗，那還不如借這個機會出口氣，於是支持特朗普的人越來越多。」 （文章來源：商業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