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2016年經濟改革行動指南釋放微妙信號

《智谷趨勢》嚴九元撰文指出，風險越大，改革的推進就會越慎重。外界期待 2016年“供給側改革”能夠轟轟烈烈，恐怕是不現實的。中央為 2016年的經濟中國定調是“穩中求進”，穩字當頭，不得急行。通過比較“權威人士”前后對經濟政策總體思路兩次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微妙的差別，其中透露的資訊耐人尋味。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新年伊始，當習近平在“山城”重慶考察港口和高新企業時，人民日報 4日在頭版刊發了重磅文章，由“權威人士”來解析當下熱火朝天的“供給側改革”。

這篇文章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主要原因有三：

1.自習近平在2015 年11月的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會議提出“供給側改革”以來，外界對這一新提法議論紛紛，存在多種解讀。而“供給側改革”是 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官方選擇在年初刊發此文，顯然是確保改革方向在設定的軌道上運行。

2.“權威人士”的身份比較特殊。 2015年5 月，人民日報同樣在頭版刊發《五問中國經濟》，出面回答的同樣是高深莫測的“權威人士”。人民日報旗下公號“俠客島”對此解釋：“ ‘權威人士 ’出現的基本語境是，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級別領導人來發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說。 ”

3.2016年中國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即使保持 6.5%的增長底線也面臨嚴峻挑戰，外界希望更深入了解高層對經濟形勢的最新判斷以及具體對策，這是人民日報文章受到關注的另一重原因。

接下來的問題是，“權威人士”關於“供給側改革”和中國經濟的說法透露了哪些值得關注的信號？

“供給側改革”提法出現以來，引發多種解讀，甚至出現了“計劃經濟回潮”、“企業破產引發下崗潮”等聲音。某種程度程度上，人民日報的文章就是回答，“供給側改革”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權威人士”開口的第一句話便是“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在有各種解讀”，其潛臺詞是——接下來才是正確的解讀。

先看看“供給側改革”不是什么？文章提到的有兩點：

1“供給側改革”不是實行需求緊縮 。

2“供給側改革”不是新的“計劃經濟”。

不是實行需求緊縮，暗示政府在投資和消費刺激方面的力度不會減弱；而否定“新計劃經濟”的標簽，則是為了論證改革措施的合法性。

文中一共有四次出現了“讓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字眼，多次強調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這從反面也印證了社會對“有形之手”過於強悍的擔憂。

先破后立，對於“供給側改革”是什么的問題，“權威人士”的回答很明確，有這么幾點值得留意：

1.“供給側改革” 是接下來經濟治理的主攻方向。這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后，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

2.“供給側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3. 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根本解決之道在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說到底，“供給側改革”是為了解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問題。經濟學家周其仁曾計算， 2007年第一季度，中國gdp的季度增長折成年率是 15.2%，到2015 年第三季度是 6.9%。換言之，不到十年，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增長速度去掉了一半以上。這樣的下滑趨勢，無疑令人擔心。

2016年中國經濟走勢如何？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會呈“v”型走勢，隨著房地產投資回暖和刺激政策的見效，中國經濟增速或會在在下半年反彈，呈現前低后高的“ v”字型。

不過，在《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文中，權威人士得出的判斷是“在當前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 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 l型增長階段。”

這顯示，在高層看來，短期內暫時看不到經濟反彈的動力，對於 2016年經濟增速繼續下滑已做好心理準備。高層為十三五期間設定的增長底線是 6.5%，這個增速或構成設想中的“ l”的底部。讓中國經濟軟著陸，是“供給側改革”的目標。

減稅的力度有多大，關係著“供給側改革”的決心有多大。

對於明年的財政政策，“權威人士”的表述為“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重點和力度有所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對企業實行減稅，並用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彌補收支缺口。”財政政策用力的方向很明確，即減稅。

在回頭看看 2015年5 月，“權威人士”同樣在《五問中國經濟》中闡釋“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時，加大降稅清費力度。”減稅也被提及了，但其重要性顯然不如這一次。

對企業減稅，將是明年財政政策的重點，也是檢驗“供給側改革”力度的真正標尺。經濟學家馬光遠此前警告：“減稅減負是美國供給學派的真正內涵和精髓，如果中國的供給經濟學和美國的供給學派學習，最該學習的就是減稅。如果再不給企業減負，明年出現企業倒閉潮，一切就來不及了。”

面對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嚴峻現實，渣打銀行預測， 2016年中國政府出臺大規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比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更大。

此前官方多次強調2008年4 萬億刺激力挽狂瀾的正面效果，但這一次卻罕見地承認 4萬億帶來的弊端，“我國相當多的產能是在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國內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一些產能又有所擴大”。

既然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首要任務，那么再模仿 08年搞強刺激無異於火上澆油。

“權威人士”的表態也很明確 :中國不搞強刺激。因為“我國相當多的產能僅僅依靠刺激國內需求難以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這就相當於準備了兩桌飯，就來了一桌客人，使勁吃也吃不完。”、“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 v型反彈”。

不過，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是底線，一旦顯現出斷崖式下跌的跡象，影響波及於經濟之外領域，也許屆時“微調”隨時可能升級為“強刺激”。

該篇文章值得注意，還在於官方第一次提及“供給側改革”的風險。

自“供給側改革”一詞進入主流議程以來，媒體大多是論證該項改革的必要和正確，但對其中的風險，則甚少提及。

但市場已經注意到該項改革的可能風險。此前中金公司的一份報告稱：“供給側改革不利於短期經濟增長。”

從歷史上看，上世紀 80年代撒切爾夫人在國內實行供給側改革，啟動初期陷入陣痛，失業率由 1979年的5.30% 攀升至1984年 5月的11.90% 。既然欲在供給側重新洗牌，必然實行市場出清，隨之而來的企業關門、員工下崗等都是無法回避的棘手問題。

此次，官方媒體首次分析了“供給側改革”存在的風險。“權威人士”的說法是，“供給側改革”可能會導致一些企業“關門倒閉，引發職工下崗失業、收入降低等”。特別是“個別產能過剩嚴重的地區會出現職工集中下崗和財政支出困難”。

“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必然會帶來一些沖擊，而且這些沖擊很可能會從經濟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由此可見，“供給側改革”的潛在風險不可謂不大，一旦延伸至社會領域，更具有不可預測性。

風險越大，改革的推進就會越慎重。外界期待 2016年“供給側改革”能夠轟轟烈烈，恐怕是不現實的。中央為 2016年的經濟中國定調是“穩中求進”，穩字當頭，不得急行。

通過比較“權威人士”前后對經濟政策總體思路兩次描述，我們可以發現微妙的差別，其中透露的資訊耐人尋味。

2015年5 月的《五問中國經濟》中，“權威人士”將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概括為“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一共三點。

而在最新的文章中，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思路的表述則為“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兩相比較，這一次多出了“產業政策要準”和“改革政策要實”兩項。

何謂“產業政策要準”？文章的解釋是“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對企業加以引導，而不是去確定具體項目，或選擇把錢投向哪一家企業。”

“權威人士”此次新增“產業政策要準”，至少透露了 2個資訊：

1.隨著“供給側改革”的鋪開，將會變動大量的產業政策，產能過剩的產業和新興戰略產業這兩類產業會是重點。

2.產業政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執行，此前地方政府在產業政策執行上手伸得太長，致使政策初衷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警告地方政府“不要去確定具體項目”。

此外，作為 2016年經濟改革的行動指南，強調“改革政策要實”固然必要，但某種程度也從側面印證了“政令不通”的頑疾。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裹足不前對經濟改革構成了嚴重的窒礙，“供給側改革”的推動者同樣不得不帶著鐐銬跳舞。（文章來源：《智谷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