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書就落伍”：孫中山的“革命不忘讀書”

一

孫中山曾對日本友人說：“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讀書，我一天不讀書，便不能生活。” “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 是他的信條，自香港西醫書院完成學業以來，哪怕是在顛沛流離的流亡歲月，或者政務繁忙的從政時期，他也不忘讀書，讀書可以說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際，讀書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讀書便會跟不上時代，變成一個落伍者。

從1895年第一次經過日本以來，孫中山至少到過日本十五六次，總計在日本居留的時間可能有十來年。在日本志士宮崎滔天的夫人宮崎槌子印象中，孫中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書。有一次，他在宮崎家住了10天，幾乎把他們家的全部藏書都看了一遍，說：“這里的書我都喜歡看。”臨行還用柳條箱子裝了滿滿的一箱帶走。宮崎夫人回憶說，1905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橫濱，常去東京和宮崎滔天見面，每次到他們家來，有空他也是從隨身帶的皮箱中拿出書來讀，讀的書當中最多的是英文書，內容有政治、經濟的，也有哲學的。他還因為讀書而得罪過人，一次，他正在他們家走廊上看書，宮崎的鄉親勝木夫婦聽說他是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主動和他攀談，當時他看書看得正入神，只是隨便答應了幾聲，眼睛沒有離開書。勝木誤以為他傲慢不理人，用當地方言大聲說：“這像什么話！聽說孫文是個豪杰，怎么這樣簡慢人？”

1901年，美國《展望》雜志通訊員林奇在日本橫濱訪問了孫中山后，在3月23日發表一篇報導說，在他當時住的小木屋里擺滿了英文、法文的書籍和刊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軍事等方面。林奇特別注意到其中有許多英文的軍事學著作。

在中華民國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孫中山曾多次到達南洋，足跡遍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地，那里的華僑是他的重要支援力量，其中往來最多的是新加坡。據很早參加同盟會、擔任當地分會副會長的華僑張永福回憶，孫中山平時比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喜歡讀書，讀書時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讀后一定放回原處。孫中山喜歡買書，尤其是地理、歷史、經濟、政治、哲學和中國古籍。孫中山對中國地圖爛熟於胸，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對於各國陸軍組織法及有關書籍、海軍海艦圖等，價錢雖高，也一定要買下來，熟讀到差不多可以背誦。每次買了新書一定要用紙包上一層書皮，保護起來。他的書籍分類擺放，整整齊齊，毫不混亂。就是讀報他也有自己的習慣，先讀專電，然后順序讀下來，不亂翻紙張，讀完仍然折疊好，不隨手亂扔，如果同時有多份報紙，也是如此。

值得我們留意的還有，孫中山不喜歡小說雜著，張永福從沒看見他在讀無益的書，他也不嗜好美術圖畫，對於故事圖畫最多偶爾翻翻而已，對於絲竹音樂沒有嗜好，從沒聽見他唱過歌，也未見他吟誦中外的詩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帶的除了書，只有一副象棋。這些回憶，使我們可以知道孫中山讀書的偏好，他對純粹消閑式的閱讀沒有興趣，他的讀書也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早在1897年他與宮崎滔天筆談時就說自己不能為詩，“蓋無風流天性也”。

孫中山從來不懶散地躺臥著讀書，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認真。對此他還有過這樣一番說法：“因為一般人讀書，或是為個人的前途，或是為了一家的生活，他讀書不認真，成敗得失，只他個人或其一家。革命黨人則不然，身負國家社會之重，如果自己讀書不認真，事情做錯了一點，就不但害了我們的黨，連整個國家社會也被害了。”他博覽群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書無所不讀，甚至一些很偏門的書都有所涉及。邵元沖是他晚年的秘書，曾當面問過他：“先生平日治學非常廣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各種書籍，皆篤嗜無倦，可究竟以什么為專攻？”他回答說：“我無所謂專攻。”邵元沖問：“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種學問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一切學術凡有助於提高我革命的知識及能力的，我都用來作為研究的原料，以組成我的革命學。”

三

在漫長的革命、流亡、從政生涯中，孫中山先生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也沒有放棄讀書，而且往往是革命失敗的間隙，使他有了安靜的讀書機會。他一生中幾次相對集中的讀書時間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從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孫中山在倫敦流亡期間讀了10個月的書。1895年重陽節廣州起義計劃流產，陸皓東殉難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倫敦，結果被清廷駐英使館拘禁，幸得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的老師康德黎奔走，才得以獲釋，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倫敦被難事件”，成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點。此后，他在倫敦居留期間，把時間主要用在了讀書上面，康德黎回憶，他讀書的范圍很廣泛，從政治、外交、法律、經濟、軍事到造船、采礦、農業、工程甚至畜牧飼養，無所不讀，不光借閱康德黎家的藏書，而且自己也買了很多書，有人統計過孫中山上海故居藏書目錄，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種，也許就有他那個時期保存下來的書。

這段日子，孫中山去得最多的還是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他在那里辦過一張為期半年的讀者卡。清廷駐英使館雇用的司賴特偵探社提供的偵探報告表明，他在使館獲釋后許多時間都是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里度過的（也許就是馬克思長期讀書寫作的那個閱覽室），從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偵探報告留下了孫中山清晰的足跡，1896年12月5日上午11點，孫中山去郵局發了兩封掛號信，接著去附近書店選書，再乘車到大英博物館，在那里讀書1小時20分鐘。1897年4月9月上午10點半，孫中山到大英博物館，下午2點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圖書館，到下午7點才離開。4月18日的偵探報告寫得很詳細：“截至我們現在寫信時為止，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圖書館、覃文省街四十六號、霍爾龐郵局。……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他不時地總是進閱覽室，並停留幾小時，偶然地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布萊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圖書館。”

這個階段，孫中山很可能就讀過馬克思的書，對社會主義學說、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別是對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亨利·喬治的學說，其代表作《進步與貧困》出版於1879年，主要觀點是反對私人壟斷土地，主張土地國有，把地租變為上繳國家的賦稅。孫中山對這種單一稅論產生了強烈興趣，他后來提出的“平均地權”、民生主義都有亨利·喬治的影子。在孫中山保存的藏書中有一本亨利·喬治的著作《保護貿易或自由貿易》，是1890年倫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孫中山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再度亡命日本時期，這不到三年的流亡時光，是他第二次相對集中的讀書時期。他從台灣到達日本神戶，上岸時就帶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報告說他帶了大量金錢。過了很久，等到這些皮箱打開晾曬東西時，他們才發現原來里面裝的全都是書。他抵達東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書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報告中就有了這樣的記載：“孫終日閱讀書籍，無其他異常情況。”此后，“終日讀書”成為秘報中頻率很高的詞匯。

東京有家外文書店丸善株式會社是孫中山經常購書的地方。1914年這一年，他就從這家書店買了70多種書，有許多政治類書籍，包括威爾遜的《新自由》、馬愷的《民主政治的危險》、羅賓遜的《聯盟的精神》等。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對德國和歐洲政治的書尤為關注，2月28日一天就買了7種有關的書。當然，他的閱讀不限於政治，他買的書中還有許多哲學書，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鏗的著作，還有羅素介紹柏格森哲學的書。在他故居藏書中還有叔本華的名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書款的英文信，還附了一份有150種圖書的發貨清單。從書店的清單上可知，1915年買的書比上一年還要多，從1月到8月就買了76種書，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的都有，其中有不少關於礦產的書，還有建筑裝飾方面的書，甚至還有養蜂的書。日本便衣警探的秘報說，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書店都有郵包寄給孫中山。

邵元沖回憶，日本當時出版了一套大部頭的《漢文大系》，類似中國的《四部備要》，包羅很廣，孫中山雖然經濟不寬裕，但還是買了一套，堅持每天閱讀幾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報證實，1914年6月18日，神田區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給孫中山送來《漢文大系》18冊。

世界各國有許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時期，都有過類似埋頭讀書的階段。在和宋慶齡結婚后，他們買的書中還有許多和家庭、婦女、健康、優生有關的書，有可能是宋慶齡讀的書。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閉戶著書”的幾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讀書的時期。4位加拿大華僑送給他的上海故居，樓上有他的讀書室和藏書室，曾在這里見過他的一位蘇聯人馬特維耶夫·博德雷回憶：“在幾乎頂到天花板的玻璃書櫥里，擺著許多書。書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書籍的名字。大概，他閉著眼睛也可以找到這里的任何一本書。”

這個階段，他一心撰寫《孫文學說》《實業計劃》等著作，需要閱讀大量參考書，廣泛收集資料。在他買的書中既有線裝古書（比如一些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方面的書），也有舊版的外文書，還有新出的書，以英文書居多。在1918年7月寫給兒子孫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書店訂購了上百種新書，還沒運到。

《孫文學說》提及的中外學說、書籍至少有幾十種。為了寫《實業計劃》，他參考的英文書籍光是經濟方面的就有240多種，有西方經濟學家的許多著作，如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等，有工業、財政、銀行、貨幣、信貸方面的，有城市規劃、水陸交通方面的，也有關於中國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專門資料。

1923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在戎馬倥傯的間隙，廣東博羅縣的一艘船上，月白風清，孫中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賞月談天，黃昌谷問他：“像先生這樣愛讀書，又愛讀新書，從前讀過的書籍自然是多，但是讀過了的書籍，是不是都還保存到現在呢？究竟一共讀過了多少種？讀過了多少本呢？”孫中山回答：“我幾十年以來，因為革命的事情，居無定所，每年所買書籍，讀完之后便送給朋友們去了。至於讀過了的書籍種類和數目，也記不清楚了。從買書的費用說，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每年所花的書籍費至少有四五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大概只有兩三千元。”他對書的癡迷，這件事可以說明：1908年，他到達倫敦時，旅費告罄，吃住都發生了困難，湖北籍留學生曹亞伯在同學中募集了三四十英鎊給他救急。過了幾天，當曹再去看他時，卻發現他將這些錢全部買了書。

孫中山愛讀人物傳記，從培根、達爾文、富蘭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學家、宗教先知的傳記，到毛奇、拿破侖、克倫威爾、華盛頓、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俾斯麥、威爾遜、納爾遜等政治家、軍事家的傳記，他對毛奇、拿破侖、俾斯麥的作為都有很高的評價，他收藏的拿破侖傳至少有五個不同版本，在屢次遭遇失敗的困頓中，拿破侖起起落落的經歷也許給了他不少的安慰。

孫中山是個政治家，他愛書、讀書，卻不是那種盡信書的人。他反對好讀書不求甚解，也反對死讀書，或者將古人的解釋再解釋一次，“你一解釋過去，我一解釋過來，好像炒陳飯一樣，怎么能夠有進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過這樣一番評價：“我們讀書是彎著腰去接近書，中山先生則挺著胸膛在讀書，合於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於他需要的便等閑視之。我們是役於書，而他則是役使著書。”他一生買過、讀過的書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來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後十年的書，也就是和宋慶齡結婚以后買的書為主，共計1932種，5230冊，涉及古今中外哲學、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歷史、科技、醫學、體育、天文、地理、人物傳記等，還有百科全書、年鑒數十種。他求學時代的書基本上沒有，辛亥革命時代的書也很少有保存下來的。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閱讀有關居住方面的書（當時他仍想修訂“民生主義”的講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臨終之際，在家事遺囑中將書籍列為自己留下的首要財產：“余盡粹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