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科舉的齷齪事：抄范文也能得前三名

科場如集市，狀元次品多

討論晚清科舉問題，還要提及時代名人肅順以及不太有名的耆英。他們兩個都有宗室背景。肅順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無比的優越感，如果說耆英以敢說而著稱，他肅順就是以敢干而著稱，並且耆英實際上也死在了肅順手上。

經過宮廷職務的短暫歷練，肅順在咸豐皇帝即位時，就干到了內閣大學士的高位，並有其他兼職。此時，他才三十五歲。《清史稿？宗室肅順傳》稱:“以其敢任事，漸向用。”也就是說，他這只政治股票在一路飆升。

肅順在四十二歲時(咸豐七年，1857)，成為大清王朝既年輕又有實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書，兼都統。他的威力之大，無法細說，但僅就他的親哥哥鄭親王端華對他的附和，足見一斑；另一位親王，怡親王載垣也堅定地與他結成政治同盟。

時當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豐皇帝命有關部門議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絞死，但肅順堅決不同意，上疏要求將耆英立即正法。咸豐皇帝怪他“其言過當”，算是批評，然而總究還是采取了彈性處分:現在殺，但不砍頭，讓耆英自盡。

弄死了耆英，肅順徹底知道了自己的分量。在柏葰一案上，他再顯身手。

柏葰也是位權高位重的大臣，蒙古正藍旗人，進士出身，道光末年干到了兵部尚書的高位，並授內大臣職銜。稍后又調吏部，任尚書，並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之職。

咸豐八年(1858)，柏葰受命主持順天鄉試，並任文淵閣大學士。順天鄉試是為國家選拔儲備人才的重要考試，歷來為作弊、投托者所追逐。也就是在這次重要考試中，一向有“素持正”之名的柏葰犯了致命的錯誤。考試作弊情況被糾彈，咸豐皇帝命復查，結果一下子查出五十份有問題的答卷，史稱“文宗震怒”。連渾噩的文宗(即咸豐皇帝)都震怒了，可見問題之嚴重。柏葰被一擼到底，聽候處分。

偏是天公不作美，咸豐皇帝派出復查此案的大臣是怡親王載垣，而柏葰一向又與載垣、端華、肅順三人的關係很緊張。案件復查中，查出了柏葰家人靳祥徇私的事情:靳祥受羅鴻繹之托，向柏葰講情，取羅鴻繹入榜。柏葰耐不住靳祥講情，答應羅鴻繹將場外代答的試卷送進去，調換現場答案。

肅順抓住鐵證，要置柏葰一死。靳祥被投入監獄並死在獄中不論，只說咸豐皇帝這一頭，他考慮素來的蒙滿關係，不想處死柏葰，史稱“上猶有矜全之意”。然而，皇上也抗不住肅順的壓力，只好下旨殺人。咸豐皇帝發詔說(今譯):

“科場考試是國家選擇人才的重要儀式，凡有借營私舞弊者，法律規定從嚴查處。自從大清國開科以來，還沒有哪位主持考試的大員敢以身試法的。現在，柏葰身為國家一品高官，辜負皇恩、無視法律，竟到如此地步。他柏葰身為大臣，而且還是甲科(上第)進士出身，怎么會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為家人的說情，就答應調換試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斃獄中，嚴加審訊，事情又怎么會不得徹查呢？國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葰又知法犯法。雖然說他的供述中有情有可原之處，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說到此處，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淚了！”

雖然說這個案件不乏肅順挾嫌報復的成分，但若是讓肅順這樣的人抓到證據的事情，應當說是非常普遍事情了。民國初年許國英所撰《清鑒易知錄》在提及柏葰案時說:“自嘉慶、道光以來，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舉考，競相打通關節，把得中高科看做是舊有之物，把請人預薦主司而得中視為平常之事。”

用現在的話來說，科場作弊，成了“法不責眾”或曰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身跨大清與民國的文化學者徐珂(1869－1928)在其筆記《清類稗鈔》所記科場諸事，當算是對柏葰事件時代背景的寫照。比如他講的通關節的故事，即是如此。故事說:京師凡有考試，無論大考小考，人們都爭相提前拿考到題目，逢上科舉更是如此。考生去拜訪考官，遞張紙，紙上寫幾個讓別人查不出頭緒的文言文虛詞。在這幾個字下，畫一個黑色墨圈的人，表示愿出白銀一百兩拿到考題，而畫個黃色圈的人則表示愿出一百兩黃金拿到考題。有一次科舉時，某考生打通了關節，考官告訴他，寫八股文時要連用四個“一”破題，便能中前幾名。該考生如應而行，寫道:“儒一而不為一，聖人一勉之一誡之焉。”如此寫法，可以說是狗屁不通，但該生偏偏就中了進士並名列前茅。

一個國家如此生產次品人才，國家政務又由這些次品人才來管理，不亡國，那就是怪事了。

清代文人自動承襲明時之弊，科舉時抄寫范文也成了一大奇觀，而就是有了范文，有的人都抄不好，以致於考官有時要從抄得較好的參試者中選人才。如此而為，真讓人哭笑不得。而在行此“善舉”的學官來看，這樣可以鼓勵學生們認真背誦《四書五經》。乾隆年間著名文人彭芸楣任浙江督學，一次到某地主持考試，收卷后，大為驚詫:該地生員質量很差，沒一份卷子合格。倒是有三位抄范文的人，答卷尚可:第一個原來照抄，另兩個則對范文各稍作段落順序變動，也勉強可看。彭督學就將這三人列為前三名，予以公布。他對前來看榜的生員們說:“能把從小讀的范文一字不落地背下來，記性不錯，應當鼓勵，所以取他為第一。”

乾隆素以整頓科場弊案而留名於中國的監察史，而事實上呢，從他那個時代起，教育體制就敗壞透頂了。所以，到清亡后，民國時代的許國英說嘉慶、道光兩朝以來科場請托成風，也不為過，甚至說是比較保守或客氣了。

在道光咸豐兩朝不可一世的權臣肅順，在科場上反腐以樹自己威信，固然是“將反腐政治化”的舉措，但也就是這件事，在他政治失敗之后，還受到了指責。御史任兆堅上疏，要求為柏葰平反昭雪(“昭雪”二字為《清史稿？柏葰傳》原字)，垂簾聽政的兩宮太后接奏后，將信件轉給刑、禮兩部合議。不久，兩部的意見就變成了聖旨，詔曰(今譯):

“柏葰接受人情委派，當然應當承擔刑事處分。但是載垣、端華、肅順等人，因為法條上沒有僅就接受人情委派而治罪的明文規定，就比照泄露國家機密罪給判了立即處斬的刑罰。這個判決主要是載垣等人平日與柏葰有私怨而行的報復，他們亂用威權，使用牽連的辦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決。先皇也覺得所判過重，才在聖諭中說‘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淚了’那樣的話。那豈不是不想嚴處有微過的正直大臣嗎？現在，兩宮皇太后要更新政治，事事務求寬大與公平。柏葰不能說無罪，任兆堅御史要求昭雪，也是用詞失當。考慮柏葰受恩於道光咸豐兩朝，在皇宮內辦理國務多年，平日里也沒什么過錯又勤於政事，雖然已經嚴刑處死，現在我當考慮當初父皇要法外開恩的仁慈之心了！”

很快，具體的補償辦法出來了:把身為候選員外郎的柏葰的兒子鐘濂破格提拔，“賜四品卿銜”；並立刻補辦正式任命手續，以六部郎中的職務使用。至於柏葰的兒子具體進了哪個部，《清史稿？柏葰傳》沒有詳載，但是后來調到盛京(今沈陽)任兵部侍郎之職了。大清的盛京就相當於明朝遷都北京后的南京，還有一套與首都一樣的政府體系，負責處理舊都所管轄范圍的各項政務。

清朝效仿漢制早在入關以前就已開始，除了仿造朝官制度外，最重要的政治舉措莫過於科舉。皇太極於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八月下發諭令，試開科舉，其曰(今譯):

“從古以來治理國家，要文武並用，武功在於平定禍亂，文教在於輔佐太平。現在，我要講究文治，在生員中選取那些通曉經典的人，做天下讀書人的榜樣。各貴戚府中以及滿漢蒙各民族人家中的生員，都必須參加考試。九月一日，我將指令各大臣親臨考場，所有家主不得阻攔家人參加考試。凡是奴仆考中的，國家給他免除舊身份。”

至於參加考試的人數有多少，史無詳載，僅就關外舊屬明朝的生員就有三百人。這三百人的意義非凡，因為四年前舊屬明朝的生員不服清朝(此時仍稱“后金”)統治，發動過叛亂。皇太極以鐵血手腕鎮壓，幸存者則變名逃匿。四年后，有三百人參加，說明那些逃匿者又悄悄回來了。

該次考試選取了兩百人。

而后，為了進一步籠絡漢族生員，又於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1634)專門舉行為漢人開科的考試，共錄取二百二十八人，其中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

就文化本質來論，清朝政權在正式入關前就已經高度漢化了。清朝入關，暴力推行剃發令，也只起到了一個為整個帝國貼上商標或安上清朝外殼的作用，而其“機芯”已經完全漢化。漢化的升級已經進入程式，康熙十二年(1673)，國家尚未完全穩定，就開了入關以來的第一科。此科共錄取進士(賜進士及第或進士出身)一百六十六人。從康熙十二年正式開科到宣布取消科舉前的1903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年間，除特殊的鴻詞博學科等外，正式的國家級大考共舉行了九十二次，錄取進士總共兩萬零八百零九人。其中:康熙時代，考試十七次，錄取三千一百七十五人；雍正時代，考試五次，錄取一千四百九十八；乾隆時代，考試二十四次，錄取四千七百四十四人；嘉慶時代，考試十次，錄取兩千兩百一十人；道光時代，考試十四次，錄取三千零九十人；咸豐時代，考試五次，錄取一千零四十人；同治時代，考試六次，錄取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光緒時代，考試十一次，錄取三千四百六十四人。(詳細情況請見本書附錄三《1673—1903年進士人數簡表》)

計算下來，每次平均錄取二百二十六人；以雍正時代與光緒時代平均每次錄取最多，前者為三百人，后者為三百一十五人。

雍正一代合法性不足，還出於“曾靜妖書案”(指責雍正篡弒)，所以皇帝要大力拉攏知識分子，故要提高錄取比例；光緒一代，其親政前，慈禧太后專政，亦面臨合法不足問題，也要大力拉攏知識分子，所以，光緒十五年前即皇帝親政以前，每次錄取人數都在三百人以上，最高為光緒二年，三百二十九人；最低為光緒十二年，三百人。

縱觀“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后，即咸豐十年(1860)十二月，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俗稱“總理衙門”)以啟洋務以后，到光緒親政(1889)，計三十年，共開科十二次，錄取三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次二百八十九人。準確地說，“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的開科是1862年，從1862年到本書特意選取的時間下限1889年，共二十八年。1860年的那次取士是咸豐帝倉皇出逃之前，也就是說更在該年十二月設立“總理衙門”之前。而將此二十八年取士情況與整個二百三十年大清取士情況作一對比，就會發現:

其一，這二十八年的平均批次錄取量，高於八朝二百三十年的平均數五十九人；

其二，這二十八年占二百三十年科舉時段的百分之十二多一點，而共錄取人數卻占了全部人數的百分之十七。

這種狀況表明:整個大清王朝從決定一個民族國家命運及文明活力的教育方面，根本就沒有走上新路，相反是在毫無反思能力地按慣性往下滑。強大的慣性也決定了日后的維新命運的脆弱性，而其脆弱性又不止表現在科舉慣性上，往更前面推及第一次鴉片戰爭，即是從1840年第一次挨打到1860年第二次挨打，知識分子體系生產的新思想對於大清王朝制度改進沒有可以稱道的功效。

歷觀大清中后期的科舉考試，所錄取的進士大多無所作為，昏昏庸庸，聊保官位而已。再看1862至1889年這二十八年的狀況，幾乎令人瞠目結舌:十二名時稱“一甲一名”的狀元中，只有三人有些作為，但也全是荒謬頗出，其余者也“馬尾兒拎豆腐，提不得”了。

同治七年(1868)的狀元洪鈞竟然干了一件“大清版蔣干盜書”事件，不過，他所“盜”的“書”不是信件，而是一份俄制地圖。

洪鈞入仕后，先是負責地方學政，而后上調中央，給皇帝當顧問。時值國家多外患，皇帝有意把他培養成文武兼備的重臣，在他出使俄德奧比四國后，晉升其為兵部侍郎。

中俄兩國屢有邊界爭議，但雙方都拿不出像樣的地圖來對質，尤其是大清一方連個定型的中俄邊界地圖都沒有，大多數情況下“只憑嘴說”。俄國人從西方學得了近代地理學，先自行畫出了相關地圖。洪鈞出使俄國，見到俄國人畫的地圖，就偷偷摹畫了一份，當成至寶。回國后，迅速交給總理衙門，這也算大功一件了。但是，等到中俄涉及帕米爾高原的邊界糾紛再起時，總理衙門拿出洪鈞的“盜圖”為依據，竟然發現中國實際所設的許多哨卡竟然在“俄國版圖”上了。堂堂大清外交部(即總理衙門)鬧出此等丑聞，當然要追究獻圖者的責任。好在，有明白人從中游說，稱曰“鈞所譯圖，本以備考復，非以為佐證，且非專為中俄交涉而設，安得歸咎於此圖？”

這個說法未嘗不合理，但是當時人們對洪鈞的批評還是經久未息。洪鈞是個次品狀元已屬無疑，人們也可指責身為國家要員的人如此無知，可是那個教育制度就是生產這樣的次品的呀！

與洪鈞的“大清版蔣干盜書”不同，大清“第一狀元”崇綺卻落了個上吊而死，原因就是他不明不白地卷進了義和團。

崇綺是蒙古正藍旗人，少年從政，在職應試，考得同治四年(1865)一甲一名進士。他考中狀元是個奇跡，在整個清朝王明，他堪稱“狀元中的狀元”或曰“第一狀元”。《清史稿？崇綺傳》稱:“立國二百數十年，滿、蒙人試漢文獲授修撰者，止崇綺一人，士論榮之。”

這位已經完全漢化的蒙古族高官，不但家族文化修養之深，如其父賽尚阿曾為大學士，而且他的女兒在同治十一年(1872)還當上了皇后。雖然說到了光緒時代，他不再是皇帝的老丈人，但仍被當做外戚長輩看待。有一次，他辦錯了一件專案，本該受處分，但兩宮太后念及老親家關係，就沒追究他的責任。除了有老親家關係之外，他誠懇的自我批評即自劾似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何況女兒自愿為死皇帝殉葬了呢！不久，他又因資歷之重，被賦予培養皇位繼承人的重任。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踢到一邊去后，為名存實廢的皇帝選了一個接班人，叫溥俊。崇綺心領意會，開始明里暗里地要求正式廢除光緒皇帝，立溥俊為新皇帝。義和團大鬧北京期間，他與朝中重臣徐桐公開叫板，要光緒皇帝下臺，因此“甚得太后寵，恩眷與桐埒”。

這溥俊，論皇族的輩分，是光緒的叔伯侄子；論外戚關係，也該叫光緒帝表叔(光緒皇帝生母是慈禧的親妹妹)，而溥俊的生母是慈禧的親侄女。不管人們排清或排不清其中的輩分關係，但總是“便宜不出外家”，一切以慈禧為核心就是皇權安排的本質。換句話說，吳可讀的吊是白上了，藥是白喝了，尸諫也是白諫了。

但是，慈禧是個善變的人。等到義和團的事情鬧大了，引來八國聯軍，她一改原來“明智的利用”觀點，轉而追查支援義和團的大臣的責任。這排政治巨浪直打得第一狀元崇綺死去活來，無奈何，在逃亡地保定府上吊身亡。因為他太投入了，《清史稿？崇綺傳》說:“義和團起，朝貴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綺亦信仰之。”

五大敗將，四位進士

大清狀元，不管好名或壞名，畢竟留名史冊(如《清史稿》)的極少，說到進士則如過江之鯽，套用現在的話說是“狀元一禮堂，進士一廣場”。大清的進士有好也有劣，好的如林則徐，劣的如葉名琛。

大清進士的真正品位不佳，不僅在葉名琛“出事兒”時有所暴露，而且洪秀全發動武裝反抗時暴露得更充分。當時有名的五大敗將，竟然四人是進士出身。此五大敗將為陸建瀛、楊文定、青麐、崇綸、何桂清，只有崇綸一人無進士身份。

陸建瀛是道光二年(1822)進士，比林則徐晚十一年，比葉名琛早十三年。

楊文定是道光十三年(1833)進士，比陸建瀛晚十一年，比葉名琛早兩年。

何桂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與葉名琛同年。

青麐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進士，比葉名琛晚六年。

此四人表現之差，丟盡了大清王朝的臉面，所以，連渾渾噩噩的咸豐皇帝都忍不住了，不再考慮他們過去做文官時的成績。如咸豐四年(1854)處分青麐時，他下詔說:“朕賞罰一秉大公，豈能以前此微勞稍從未減？”

就敗績而論，咸豐二年(1852)的陸建瀛比青麐將軍更慘。青麐不過是丟了武昌，一路狂奔到長沙，罪名是越境偷生即放棄了湖北，到不屬自己管的湖南去了。陸將軍的大敗是先有大話在先，輕敵，丟了南寧，而后又禍及安徽。

當初陸將軍氣概非常，打算由南京發兵，西擊欲奪九江的太平軍前鋒。他先召安徽壽春的總兵恩長率兩千兵為前鋒，自己帶一千兵在后。恩長總兵一戰即敗，喪命江中，余卒逃散。陸將軍一聽潰卒匯報戰況，讓太平軍的氣勢嚇破了膽。他的驚駭情緒很快傳染了所部士兵，史稱“從兵盡駭”。不僅如此，陸將軍的大話與所部前鋒敗績的嚴重反差，也嚇壞了江西巡撫張芾。他本要堅守九江，一見陸將軍前鋒已敗，也引軍逃跑。九江未經激戰而易手。陸將軍也二話不說，由長江水道，乘小船返回南京。

小船，能帶幾個兵？其余的都一哄而散了。在他逃回南京的過程中，安徽巡撫蔣文慶想留下他一起守城、迎擊太平軍。他說什么也不肯，並且還收集蕪湖與太平兩處軍兵，轉守南京的東西梁山。對於投放東西梁山的部隊，他也不親自指揮(這成了日后的一項罪名)，而是躲進南京城“為守御計”。江蘇布政使祁宿藻一見此狀，大為氣憤，也顧不上照顧陸將軍欽差大臣的面子了，當面指責他膽怯、進退無據。

與陸將軍一樣，讓太平軍的聲勢給嚇驚了的江蘇巡撫楊文定，扔下南京逃亡鎮江。在鎮江，楊將軍也不守城，自帶八只大船與十二條小舢板在長江中伺機逃命。鎮江失守后，他又逃到了江陰。

陸楊二將的行為被報到咸豐皇帝那里，皇帝發詔，痛罵陸“一戰兵潰，不知收合余燼”、楊“藉詞出省，張皇自全”。咸豐皇帝本意是將陸建瀛逮到北京審判的，結果南京城破，他也死於太平軍的屠殺。

從他“為守御計”而躲進南京，到南京城易手，僅僅十三天。陸將軍是堅決不愿以身殉國的，盡管他最後沒能逃得一死。當太平軍以掘地道的方式攻破南京內城時，他趁亂換便服出逃。結果讓敵人給拿獲，一刀砍斷了脖子。他的一人之死並未免了南京人民的災難，洪秀全大軍進城，一口氣殺了四萬城中居民，原因很簡單:他們幫助政府軍守城，抵抗天國大軍。殺了四萬人，洪秀全還不解氣，又給三千名南京兒童做了“絕育手術”，《清史稿？洪秀全傳》說:“閹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忿。”

楊文定則在江陰被逮捕，判處死刑，稍后(咸豐六年，1856)，改為流放刑，“減死遣戍軍臺”。

從士兵到巡撫是個光榮的歷程，而從巡撫到士兵則是奇恥大辱。不久，楊文定很不光彩地死在了軍中。估計是氣郁結胸，一如日后的陸狀元潤庠先生一樣，別扭死了。《清史稿？楊文定傳》寫得很洗煉，遠不如記錄陸狀元的“瞑眼死”的樣子傳神，只兩個字:“尋歿。”

是呀，誰會關心一位由巡撫而士兵且是戴罪而死的士兵的死法呢？

老家伙似乎有些心理變態，他將男女隔離政策推行到了極端:在他的辦公衙門里，專門設一間婦女用品生產車間，“凡署中婦女欲市各物，不令出購，需各自來交易”。這個特定的交易場所也成了老家伙一暢樂趣的地方，因為作為“中間商”他要與來買婦女用品的女人討價還價。他故意做得很摳門兒，引導那些進入市場交易狀態的婦人忽略他的身份，一如真正集市的人那樣，可以笑罵。更有甚者，捋著他的白須，給他一記耳光。演到近乎真實的狀態，打耳光也無所謂了。當然，那些敢打他耳光的婦人無一不是能上臺演出的演員，因為耳光固然可打，但要打得恰到好處:不能輕，輕了沒戲劇效果；不能重，重了破壞戲劇效果，說不準老家伙真急了……

戲劇的耳光沒扇完，真實的政治耳光來了。咸豐十年(1860)一月，北捻軍以突襲方式攻進清江浦。當時老家伙正在看戲，戲也沒到高潮，鋪天蓋地的殺聲傳來。老家伙顧不上臺上的演員了，“倉皇出走”。

雖然說是由於他疏於防備而致清江浦丟失，但與其協同的官員如何運總督庚長、漕運總督聯英那兩位滿族大員也沒做好相應工作，同樣逃往淮安，所以其僥幸不被追究。到了新皇帝上任，他的資格又被看重，同治三年(1864)被派往安徽廬州“會辦勸捐守御事。兩年后，同治五年(1866)，因為他已有“鄉舉重逢”的學者資格即考中舉人整整六十年，同治皇帝(其實是慈禧太后)加給他太子少保的榮銜。

老家伙的人生達到了風光的頂點，轉過年來死了。當時任漕運總督的張之萬上書皇帝，一一敘述潘錫恩的治績，請國家給予優渥的待遇。事情很順利，效果很莊重，“賜祭葬，謚文慎，入祀鄉賢祠”。

順便一說的是，他的兒子潘駿文遠沒他這么聰明與幸(性)福，雖然說最後也是得到死后榮光。

潘文駿沒有參加國家大考，而是花錢買了一個官位，“入貲為刑部郎中”。有他爹的背景，又有老爹為他積攢的錢財，弄個官做還是很容易的。但是，潘文駿是個有抱負的人，他不想只憑老子的背景混飯，要干一番事業。等到改任山東某地知府后，堅決反擊捻匪，取得了保衛省城濟南之段家店戰役的勝利。因此官升一級，做了青州代理州長。當時名臣，山東巡撫丁寶楨對潘文駿特別倚重，讓他隨同剿捻。

作為治河專家后代，潘文駿治河也取得不少成績，因此由地方官轉為中央派員，“授兗允漕道(員)”。

這些都是咸豐同治兩朝的事情。

到光緒朝，潘文駿雖然升職為按察使。但是，不久因為政事失誤被免職，改回治河專業職務，並留在山東。在治河方面，他沒他父親那么多的經驗，並且他自己的那些所謂實踐也沒形成系統理論，只不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已。在調往河南鄭州辦理重大工程即西壩合龍時，延誤了工期，遭受革職留任處分。稍后，工程完工，得官復原職。

在以后的歲月里，買官出身的潘文駿仍然用心效力國家，雖然說他的功績遠沒法頂抵其父丟失清江浦的損失，並且他也沒責任“子擔父過”，但是他再沒有什么重大的閃失。到光緒十九年(1893)，死在了福建。

福建人民沒做出什么表示，地方官員也沒對中央表述他的“重大功績”，倒是他曾長時間任職的山東“士民以其治河功，請建專祠”。至於最後建成沒有，不得而知。

1863年，洋務運動領袖人物李鴻章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開立西洋語言課程。精明的李鴻章不但把西洋話說成是方言的一種，而且在學館內開設了中國傳統的史學、經學、文藝課程，這種技巧為日后開辦福建船政學堂的左宗棠所效仿。

1881年，大清決定撤回同治十一年派往美國的首批留學生，表面原因是在美國監管留學生的正副委員陳蘭彬與容閎之間發生矛盾。容閎指責陳蘭彬極端鄙夷外國教育，陳蘭彬保薦的續任者吳嘉善則向北京匯報說:這些幼童即便學有所成但已失愛國心，結果於國無益且會危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