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我不敢說自己沒行賄 關鍵要讓企業生存

    “致敬1984：征程與夢想——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建院30周年論壇&2014中信書院大講堂”於2014年3月31日在清華大學舉辦。聯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傳志、萬科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石等“84”一代企業家代表就政商關係、企業管理、企業家精神與傳承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由於有兩位德高望重的企業家在場，所以，論壇一開始就進入到了高潮。現場主持人問柳傳志，王石曾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不行賄，在這個方面你是怎么做的。顯然這一問題讓柳傳志頗為猶豫，在現場踟躕了很久后表示，自己對政府的態度就是，力保自己有一個安全的運營環境。“努力不惹事，我們自己很軟弱”。

“我不敢說我完全沒有行賄。因為我下面的同志是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為此，柳傳志講了一個小故事：

“90年代初的時候，我從香港回到北京。有一個科學院審計局姓陳的局長到聯想來審計，審查的時候查出了一張單子。這個單子里面有送給一些企業的電視機、茅臺(600519,股吧)酒等等。大概一共加起來大概是10幾萬，20幾萬塊錢。那還不是送給個人的，單位買東西的時候就等於是給單位集體的回扣，確實不是給個人的。

“這其實是屬於鼓勵買東西的一種方式。但是，這個局長就問我，要求把這些東西都送給誰，名單交出來。我就趕緊找銷售部門的人拿到這個名單，然后，我就問銷售部門的人，這個東西是主動給人家的還是人家提出要的？他們告訴我，絕大部分都是主動給的。賣東西的時候還搭上什么什么東西。然后我就回來給陳局長說，確實有這一回事，但是名單不能給你。因為確實不是人家主動要的，給了你以后我們沒有辦法跟人家交代。然后，陳局長就給了我一句很重的話。老柳，你給科學院辦了企業，聯想已經比較突出的了。但就這一條關你5年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把這個說出來，就變成是你自己拿的，說不清。弄的我非常的難受，說還是不說呢？我回去以后，過一天回來給他一個答案，我可以交，但我只把這個條子交給周院長，我交給院領導，這樣行不行？后來我就是把這個東西交給院領導，院領導根本就沒有問，這事兒就過去了。”

但如何與政府打交道呢？柳傳志有自己的訣竅：那就是要和領導都認識，但堅決不要跟他們告狀。為此，他又講了一個創業之初的小故事：

“1988年的時候，聯想在香港建了一個小作坊，但后來香港房子貴人工貴，就把工廠搬到了深圳，然后從香港把元器件運到深圳生產，再到國外賣。后來在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關的人，給了我們一個很重的不合適的懲罰，不諳世事的我們就到海關總署去告狀，告狀的結果是總署有人到深圳做了了解，了解了以后沒有給我們處罰，這一件事情聽著是好事，其實是不好的事情。過了幾天，我們從香港運貨到深圳，過關需要排很長時間的隊，海關的人一看是聯想的車就要檢查，檢查完了非要讓車從頭回去排隊。來來回回幾次，我們就明白在這個地是待不下去了。從此，我懂得了原來不能告狀，告了以后就不能安全運行了。

之后，柳傳志又講了一個聯想的小故事。說在海淀區，當時有一個直接管我們的女工作人員，確實對我們多次刁難，我堅決就是不告狀。但是，那個時候聯想已經在海淀區很舉輕若重了。我就跟北京市副市長提過，有一些部門對我們很不合理。我就這樣說了說，但他再讓我說細了，我就是不說了。但是我告訴他，如果我待不下去了，你得明白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他就不再問了。后來事隔一年，這位女士確實也是過於蠻橫，最後終於爆發了。是因為我生病住院，別的同志替我主持工作，她是有一個什么要求，結果我們公司的那一位竟然拒絕了，一下這個事情就鬧了起來了。因為有我提前說過的話墊底了，領導也很理解，很快把這個事情處理了。把那位同志調離了有關單位，離我們遠遠的。但，我知道，這樣的處理做法就一次可以。

柳傳志表示，那么怎么讓他們不欺負聯想？他的辦法是要認識領導，但是堅決不能夠告狀。“總之我對政府的態度就是，盡量讓我們有安全運行的環境，千萬不要惹事。所以，我說軟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說說，運行環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要收著點。我反正堅決不當譚嗣同，臨死時候還說快哉快哉，我沒那么高的水平”。

但是，柳傳志很堅決的強調，“像我們這樣的肯定是不情愿行賄”。

柳傳志還講到鄧小平南巡，他說，如今大家覺得鄧小平南巡覺得沒有什么，其實，當時很多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痛哭流涕，都在質問怎么中國變成這樣了，變成資本主義了，恨的不得了。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頂住壓力，南巡給予了肯定。歷史就是這樣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