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財經
作者:小陸師傅;來源:X,@STANLEES4
中午有空,躺在酒店的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於是便走下樓,請隨隊的司機師傅帶我去四處逛逛,但他只是搖了搖手,說這裡已經加不到油了,能不走動就不走動吧。我愣了愣神,便問司機師傅最近的加油站在哪,他想了想,便發給我一個地址。我看了看,不是太遠,便走了過去,一路上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我生疼,走了一會兒就大汗淋漓,可當我想要放棄時,卻看到不遠處一長串的摩托車在排隊,我就知道我到了。
慢慢的走近看,當地的加油站員工滿臉嚴肅,正拿着沾滿泥濘的塑料水桶給大家加着油,而加油的工具卻是大家平時喝水用的礦泉水瓶,每個人剛剛能打一瓶。看着他們小心地往水瓶里倒着汽油這粉色的液體,我才真正體會到,我現在站着的地方已不是中國,而是在老撾的琅南塔省勐醒縣裡,一個極度貧困,卻又生機勃勃的土地上,而這片土地上好不容易長出來的工業,正面臨着最嚴重的乾旱。
這一刻,我想到了大家嘴裡正討論的熱火朝天的石油美元,它並不是只存在在期貨市場、地緣政治和淺顯易懂的金融科普書里。對大多數資源國和貧窮國家而言,它首先是一種發展困境:你明明站在石油、天然氣、銅礦、鐵礦、橡膠和木材之上,卻依然只能把它們當作未經深加工的原料賣出去,然後再用換回來的美元,去高價購買別人造好的機器、化肥、鋼材、汽車、藥品、電站和手機。所以所謂的石油美元,表面上是美元給石油定價,但實質上卻是資源國長期沒有能力把自己的資源留在本地,變成自己的工業體系、能源體系和消費品體系,而只能做最簡單的供應商和最被迫慷慨的採購者。
也正因為如此,石油美元從來就不是一套關於油和美元的故事,而是一套關於位置的故事,從上世紀冷戰後期,美國取得了世界貿易和金融體系的絕對主導權,他就開始決定誰負責賣資源,誰負責做製造,誰負責吸走盈餘,誰負責提供全球最安全的停泊地,而誰又能賺取最多的利潤。而我們只有把這個問題想明白,才能跳脫出固有的敘事框架,看到更真實的世界。
回顧這些年,尤其是這幾天,中文輿論場裡一提起石油美元,往往總會出現兩種截然相反、但同樣過於簡單的敘事。第一種敘事喜歡把它寫成陰謀論,仿佛世界一切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美國逼所有人用美元買油和商品;而第二種敘事則更喜歡把它寫成一種已經搖搖欲墜的舊秩序,好像只要哪天中東某個國家改用別的貨幣結算幾船原油,美元霸權就會立刻土崩瓦解。這兩種看法其實都抓住了石油美元的一部分,卻都誤判了它真正的重心。因為如果石油美元真的只是倉單、油輪和無比強大的艦隊,那它反而不會統治世界這麼久。真正支撐它的,從來不是霍爾木茲海峽上漂過多少桶油,而是海峽背後那套更龐大的資源—製造—金融回流體系。
這套體系背後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世界經濟分工。這個分工至少包含四層:
第一層,資源國出口原油、天然氣、礦產和糧食,獲得美元收入,但這收入的大部分又轉化為對美投資,而這也是石油美元最外面的那層殼;
第二層,製造業國家用美元採購這些資源,生產鋼鐵、機械、化工、電氣設備、汽車、建築材料和各類工業品,並繼續在全球貿易中以美元進行結算與儲備安排;
第三層,製造業國家獲得的順差和盈餘並不會在所有國家都轉化為完整的本國資本市場,而是會大量沉澱為美元儲備、主權財富基金、離岸金融配置和美國公債等安全資產;
第四層,美國憑藉全球最深的公債市場、最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最強的法律和金融仲介網路,以及巨大的內需市場,吸收全球儲蓄、維持經常帳戶逆差、輸出債務,同時繼續吸納全球避險需求。
所以,我們把這套體系簡化說成是石油美元,不如說這是一套由資源位置、製造位置、消費位置與金融停泊地共同構成的美元秩序。石油在這裡當然重要,但它的重要並不是因為它神秘,而是因為在現代工業文明中,能源始終是最基礎、最不可繞開的投入品。誰控制了能源定價和能源盈餘的回流路徑,誰就更容易控制資源國和製造國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
這也是為什麼石油美元最輝煌的時候,美國看上去總像是在違反常識。按一般經濟學直覺,一個長期貿易逆差、長期財政赤字、長期依賴外部融資的國家,遲早應該遭遇資本外逃、匯率崩塌或者債務危機。但美國並沒有。原因不在於它違反了規律,而在於它把自己放在了規律的另一端:不是作為一個被資本審判的普通債務國,而是作為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全球最大安全資產的供應者、全球流動性最終停泊地。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顯示,2024年末美國凈國際投資部位已經擴大到負26.23兆美元,對外負債總額則升至62.12兆美元。正常國家在這種規模的外債之下,恐怕早已開始劇烈震盪;但美國的問題恰恰是,它直到今天都還沒有真正被這種負債壓垮。
為什麼?因為美元體系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美國能把自己的債務做成全世界最願意持有的資產。也就是說,美國不僅能負債,還能以更低的成本負債;不僅能低成本負債,還能拿着全世界願意低成本借給它的錢,去進行更高收益的全球配置。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美國並不是簡單的世界債務人,反而更像是世界銀行家。它一邊通過貿易逆差向全世界輸出美元,一邊又通過金融渠道賺取投資收益,形成一種近乎反常的黃金債務結構。
可任何體系一旦運行到這裡,裂縫也就會同時埋下。因為這種特權不是天然的,它必須依賴幾個前提同時成立:資源國必須持續輸出原料,製造國必須持續需要美元結算和儲備,美國資本市場必須繼續被視作最安全的停泊地,而美國自身也必須擁有足夠強的制度可信度、科技研發能力、財政承受力與內需吸納能力。一旦其中任意一個環節開始鬆動,整個體系的成本就會迅速上升。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把視角放回到國內了,這套體系目前出現的問題會慢慢自己浮現出答案。因為對站在這裡的普通人來說,石油及各類原材料從來就不是華爾街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科目,而是一種最基礎的生存資料。誰能穩定拿到這一切,誰能把石油進一步變成電、變成化工、變成運輸能力、變成工業原料,誰才真正擁有面向未來的能力。
而這樣的變化,不只出現在中國,而是隨著一帶一路的推動出現在全球各地的,最先變化的,是資源盈餘的歸宿。過去海灣國家之所以成為石油美元體系中極其關鍵的一環,是因為它們把賣油賺來的大量盈餘,重新停泊到了美元體系裡。但現在這一點正在變化。比如沙烏地阿拉伯經常帳戶已經從2023年占GDP 2.9%的順差轉為2024年占GDP 0.5%的赤字,而且這一赤字越來越多依賴外部借款和減少海外資產積累來融資。其背後正是國內大規模資本開支的擴張,包括未來城、基建、工業區、物流和旅遊設施建設。換句話說,過去原本會比較自然回流美國金融市場的一部分石油盈餘,如今越來越多留在了本地,而幫其完成建設的,正是中國。
而放眼全球,這樣的變化更加深遠,原本的製造業與資本品供給的重心正在發生結構性轉移。越來越多的資源國和新興市場國家,開始在中國提供的設備、融資、工程和數字基礎設施幫助下,嘗試把資源留在本地,延長自己的產業鏈。高盛研究顯示,2024年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占比已降至42%,遠低於2005年的58%;同期對新興市場占比升至36%,對前沿市場升至8%,而「一帶一路」相關經濟體占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進一步升至47%。這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的重心,已經不是單純向發達國家賣消費品,而是在更廣闊的新興世界輸出工業能力。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電氣設備和機械相關出口上的全球市佔率已經極高。公開貿易和產業研究均顯示,中國在電氣設備領域的全球出口市佔率已處於三成上下的高位,在機械設備與零部件上也占據全球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與之相對,美國在這些「製造機器的機器」領域的市佔率和供給能力,已明顯弱於中國和部分歐洲、東亞國家。這意味著,美國連重建製造業所需要的大量資本品和中間設備,都在相當程度上依賴進口。所以美國今天,已經沒有能力再能像過去那樣,站在科研製造的高地上,完成工業體系的分配了。
而接下來的變化,則變得水到渠成,也就是資源出口本身已經越來越繞開美元這個交易接口了。資源國、製造業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正在一點一點地為自己建立一個不必凡事都先經過美元、再經過紐約、最後再回到美國資產池裡的新通道。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中國近年來在跨境支付與人民幣結算上的實際擴張。金融時報援引中國人民銀行和CIPS數據指出,過去五年中,人民幣跨境使用明顯上升,CIPS按金額計算的季度交易規模已從2016年初不足1兆元上升至2024年約45兆元左右,按筆數計算也從不足1億筆增長至超過20億筆附近。與此同時,人民幣在中國貨物貿易結算中的比重也持續抬升,2024年前後已接近三成。也就是說,人民幣在中國自身貿易網路和產業外溢的支撐下,逐漸獲得了一個越來越大的結算空間。
過去資源國必須先賣資源換美元,再拿美元去買工業品,是因為美元不僅是定價貨幣,還是整個世界貿易和金融的唯一高速公路。而現在,中國正在做的,就在旁邊一點一點修出新的匝道、新的服務區和新的收費站。所以你會看到,越來越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不再只是「出口原料、進口成品」這麼簡單。除了貨物貿易本身,中國銀行業海外分支的擴張,也在改變中國企業與東道國之間的融資和資訊結構。基於2013至2023年覆蓋136個東道國、1035家中國企業樣本的研究顯示,中國銀行海外分支的存在,能夠同時通過降低信貸摩擦和緩解資訊不對稱,提高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率,尤其對融資受限的中小企業和「一帶一路」項目的效果更為顯著。換句話說,過去許多資源國即便願意和中國做更深層次的產業合作,也常常卡在融資、資訊和制度壁壘上;而銀行、支付、清算和貸後監控這些看上去不夠宏大的金融基礎設施,正在讓這種合作從可以想象變成可以落地。這就意味著,美元過去獨占的那種「交易—融資—投資—回流」一體化通道,今天開始出現了一個雖然還不對稱、但已經越來越完整的替代性網路。
而一旦這種網路形成,它所改寫的,就不再只是幣種選擇,而是資源國的位置本身。因為對一個長期被鎖在原料出口位置上的國家而言,最關鍵的從來不是發票上寫着美元還是人民幣,而是它能不能拿着自己賣資源賺來的錢,在本地多修一條鐵路、多建一座發電廠、多上一個冶煉項目、多做一層煉化、多延長一段產業鏈。如果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那麼哪怕它今天用別的貨幣結算幾船原油,也不過是石油美元體系外殼上的一點劃痕;但如果答案開始變成肯定,那麼即便它還沒有完全擺脫美元,它也已經在美元體系的內部悄悄長出了一塊不再完全服從舊秩序的肌肉。
而回看美國本身,正在越來越暴露出自己的風險,這樣的風險不只出現在它的製造業上,更是出現在它的資本市場上。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確實擁有一種別的國家幾乎不可能擁有的能力:它可以一邊通過貿易逆差向全世界投放美元,一邊通過金融渠道在全世界賺回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說,美國雖然在貨物貿易上不斷赤字,但由於其對外資產收益長期高於對外負債成本,它的凈債務反而能持續帶來正收益,形成所謂的「黃金債務」。
如果我們把這一過程拆開來看,就會發現它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977到1988年,美國總體仍是債權國,雖然貨物貿易逆差已達到8475.7億美元,但金融渠道提供了7885.1億美元的投資收益順差,所以凈債務僅增加約590.6億美元。1989到2002年,美國由債權國轉為債務國,但金融收益4691.7億美元仍抵消了部分29010.1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到了2003到2007年,也就是美元過度特權的「狂歡期」,美國貿易逆差高達35081.7億美元,同時卻通過金融渠道獲得了46397億美元的對外投資收益,結果是美國對外凈債務規模不增反降。正是在這一階段,美國一邊賣出低收益安全資產,一邊向全球配置更高收益的風險資產。可2008年以後,事情開始變了:2008到2024年,美國國際投資部位凈額惡化到-265394.7億美元,對外凈債務激增252606.4億美元,而貿易渠道與金融渠道幾乎各貢獻了一半的惡化。也就是說,美國不再只是被貿易逆差拖累,連金融收益本身也開始不夠用了。這種變化,在殖利率和成本端看得更加清楚。1977到1988年,美國對外資產殖利率14.1%,對外負債成本9.4%;1989到2002年,資產殖利率6.1%,仍高於4.7%的負債成本;2003到2007年,美國對外資產殖利率高達15.7%,遠高於6.6%的負債成本,凈負債成本甚至擴大到-42.9%,也就是每1美元凈債務反而能給美國帶來接近0.43美元的利潤,這就是「黃金債務」最極致的形態。但2008年以後,這個結構反過來了:美國對外負債成本升到5.9%,而對外資產殖利率反而只有4.9%,凈債務成本由負轉正,達到8.7%。換句話說,美國開始進入真正意義上的付息階段。
這件事極其重要。因為它意味著,過去美國那種我欠世界的錢,但我還能從世界身上賺錢的從容,正在慢慢消失。石油美元帶來的過度特權並沒有一下子崩塌,但它的收益結構已經開始惡化。美國仍然可以發債,仍然可以吸收全球儲蓄,仍然擁有最強的安全資產供給能力,但維持這套體系的成本,已經明顯比過去更高了。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美國今天在軍事上、關稅上、制裁上、金融脅迫上,越來越頻繁地出手,因為它已經沒有過去那種單靠金融吸引力、制度可信度和市場深度就能輕鬆維持秩序的從容了。
更麻煩的是,這一切還疊加在美國自身越來越沉重的雙赤字之上。市場研究普遍預計,2026年美國財政赤字與經常帳戶赤字合計將達到GDP的11%至12%左右。也就是說,美國今天既要維持全球最深的資本市場、最強的安全資產供給和最大內需市場,又要推動再工業化、應對越來越高的利息支出、維持對盟友的安全承諾,還要在中東、歐洲和印太同時施加影響。在「黃金債務」已經開始退色的情況下,這套負擔並不會自動減輕,反而會越來越需要外部資金、外部信任和外部順差國家的繼續配合。問題就在這裡:當海灣資本不再那麼自然地回流美債,當資源國和新興市場開始有了新的產業與金融接口,當中國不斷提升自己在資本品、設備、工程和支付結算上的外溢能力時,美國再想用過去那種方式輕鬆維持舊秩序,就會越來越吃力。
美元最強的時候,是世界離不開它;而美元開始被反噬的時候,是它自己也離不開世界繼續無條件地遷就它。於是今日的美國,選擇了最任性的方式,也就是去脅迫委內瑞拉,去要求格陵蘭島的主權,再到今天,去攻打伊朗。
很多人理解這場戰爭時,仍然停留在最直觀的能源安全層面:霍爾木茲海峽很重要,中東石油很重要,伊朗則是最關鍵的變量,美國若能控制住伊朗,就能繼續掌控世界能源命脈,石油美元自然也就安全了。可問題在於,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恰恰說明石油美元不能只靠霍爾木茲海峽來維持。
因為海峽只能保證能源流動,卻不能保證資本回流;軍艦隻能保障航運安全,卻不能自動創造長期信任;轟炸可以短期震懾對手,卻不能讓全世界繼續像過去那樣,把儲蓄心甘情願地停泊在美國資本市場之中。對於一個真正穩固的秩序而言,最理想的狀態從來不是「我必須頻繁開火,才能提醒別人服從」,而是「我不需要開火,別人也認為留在我這裡最安全」。美國過去幾十年的真正優勢,正是在於後者。它不是靠不斷發動戰爭才讓全世界持有美元的,而是靠資本市場深度、制度可預測性、資產流動性、產業和科技優勢,以及對全球順差的吸納能力,使美元資產成為全世界的本能性停泊地。
而今天這個曾令人信賴的體系,正在越來越多地把原本屬於金融、貿易和儲備安排的問題,交給軍工複合體來回答。
這對資源國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必須更加認真地思考,自己的財富究竟要繼續沉澱在哪,自己的能源出口是否應該繼續被鎖定在單一的定價、清算和融資鏈條上。
這對製造業國家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必須更加認真地思考,自己的產業鏈是否應該繼續高度依賴一個隨時可能把物流通道、支付網路和地緣衝突綁在一起的秩序。
這對新興市場國家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必須更加認真地思考,自己的發展融資、設備來源、技術接口和數字基礎設施,是否應該儘量多元化,而不再全部押在舊秩序的善意之上。
換句話說,美國如果不斷把石油美元和軍事威懾綁得更緊,它看似是在強化體系,實際上卻是在逼迫越來越多國家思考如何去脆弱化。海灣國家會更願意把資本留在本地,俄羅斯會更努力壓縮對舊金融通道的依賴,伊朗、土耳其、中亞、非洲和拉美國家會更願意接受來自中國的設備、工程、銀行和支付體系支持,而中國也會更順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貿易網路、工業資本品和人民幣結算空間繼續向外延伸。
所以,石油美元真正的黃昏,並不是落日餘暉映在火光瀲灩的霍爾木茲海峽上,而是在每一個沉默的企業家、政治家和民眾的窗前。真正塑造未來的力量,不在華盛頓的戰情室,也不在波斯灣的艦隊陰影中,而在那些沉默的工地上。在沙烏地阿拉伯未來城正在凝固的鋼架之間,在印尼雅萬高鐵的軌道接縫處,在伊朗石化園區新建的反應塔旁,在每一個剛剛被特高壓電網點亮的東南亞村莊裡。那裡沒有爆炸的轟鳴,只有混凝土凝固的靜默,只有齒輪咬合的輕響,只有電流第一次擊穿燈絲時的滋滋聲,哪怕這些聲音太輕微,輕到被戰機的咆哮所輕易掩蓋,卻也能重到足以壓彎一個舊時代的輝煌。
帝國的黃昏,總是漫長而絢爛,充滿了迴光返照式的軍事行動與金融脅迫,但新工業的黎明一旦開始,便不可逆轉。當資源國第一次真正觸摸到工業化的門檻,當它們發現自己不必再用礦泉水瓶去盛裝那粉色的命運,當它們學會用本幣、用資源、用未來的產能而非過去的債務來結算今日的交易時,那個靠航母戰鬥群與量化寬鬆艱難統治世界的最後時代,就已經被輕易結束了,不留一聲迴響,沉沉墜入大海。
來源:金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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