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村的一天，萬科的九個月，富士康的二十二年

在富士康工人們看來，改造只關乎生意。那封公開信表達的，不僅是訴求，更是抱怨：誰來關心他們的生活？

6月14日下午4點，廖明義(化名)輕輕帶上房門，下樓。趁媳婦還在屋裏睡覺，他打算去二房東那裏問問，附近哪裏還有合適的房子出租。廖明義夫妻都是深圳富士康龍華工廠的工人，此時距離他們上晚班的時間還有4個小時。

此時，距離他們搬離這套房子的最晚時間，還剩36天零8小時。“最後通牒”就貼在一樓的過道裏，寫明這棟樓的租期將至，所有租戶必須在7月20日之前搬離，落款時間是6月10日。

廖明義住在清湖村，這個城中村和富士康龍華工廠隔一條小河相望，所以這裏居住的2萬人中，大多數是富士康的工人。在近期展開的清湖村改造項目中，萬科等開發商介入進來，工人們開始感到恐慌：房租上漲在即，收入僅在中低水平的他們，將有何處可棲？

妥善對待工人的居住訴求，對於萬科和富士康，甚至深圳市政府，都具有重要意義。過去40年，深圳之所以迅速成為全球先進制造業高地，離不開千萬個產業工人的努力勞動。善待他們，即是延續產業發展的血脈，也是在城市更新過程中保有溫情。

清湖村裏沒有湖，這裏有的是239棟村民自建樓，多是七八層的小樓。整個村莊由西向東鋪陳，樓宇之間阡陌縱橫，東西向是兩車道的馬路，南北向的樓間距很窄，大約一米來寬，所以這些樓被當地人稱作握手樓，意思是說兩樓相對的窗戶裏伸出手來，幾乎可以交手相握。

人們從全國各地來，多數來自農村，成為富士康的一名產業工人，成為清湖村的一名租戶。這裏儼然是一個小社會了，自建樓的二層以上住人，一樓被切割成商鋪，飯店最多，其次是網吧，還有棋牌室，間或有一間菜店、便利店或者藥店。

很多城中村的問題，清湖村都有，它樓宇密度極高，人口流動性大，衛生狀況也一般。每棟樓都被分割成了很小的單位，房租不算貴，像廖明義租的那間，20來平米，一個月600多塊。當然，房屋是非常簡陋的，談不上有什麽裝修，一張席夢思擱在地上，旁邊有個簡易的櫃子，有個廁所可以洗澡，用電磁爐可以燒飯，是個棲身之所罷了。

但清湖村似乎又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政府應該在前些年對它做過一次改造，這裏每棟樓都被貼上了鵝黃色的瓷磚，單從外面看，幾乎就像一個年代稍久的居民小區。只是現在，清湖村又要經歷一次新的改造，這一次市場上的企業參與了進來，它們從房東手裏將樓整棟租下來，改造成精裝修的長租公寓。所以清湖村的樓在依次騰退，現在輪到了廖明義租住的這一棟。

廖明義找到了二房東王壯(化名)，這個江西來的胖子就住在二樓樓梯對面的那間，門常年開著，誰上樓都得打那經過，他就像這棟樓的守門員。王壯從大房東那裏把樓租下來，按月付房租，吃差價，每層樓大概能賺1000來塊，一棟樓就是7000塊。這生意看起來輕松，但也苦，得拖家帶口日夜堅守。王壯看起來和租戶們關系不錯，“說起來大家都是打工的，我是給大房東打工的。”

守門員王壯的「球門」即將失守。清湖村的未來已經擺在面前。他的樓對面，機構化運營的長租公寓草莓社區已經開業快一年了。過去一段時間，王壯冷眼看著草莓社區，「來來往往的人裏，沒有一個穿工服的，都是『抱狗的』。」原因很簡單，單間房租1880起，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大概是四五千塊，哪裏能承受的起。

所謂「抱狗的」，是王壯的籠統形容，他指的是關內的白領。1880元的房租對富士康的工人來說貴，但相對羅湖、福田的房租來說，可謂相當便宜了。尤其地鐵4號線開通以後，從羅湖到清湖非常方便，清湖站下車後只要換乘輕軌，幾分鐘便可到達清湖村。所以越來越多的關內白領住進了清湖村。

廖明義夫妻從來沒進草莓社區看過。他們當然知道裏面什麽都好，空調也有，洗衣機也有，但是要他們支付超過1000塊的房租，想都不敢想。說起來，他們是富士康的雙職工，每個月總收入有九千多塊，「但是老家還有兩個娃，一個月至少得寄回去2000塊，這邊還要租房子，要生活，每個月都剩不了多少錢了。」

草莓社區立在那，就像一塊給廖明義等人的警示牌。現在每個月多出一兩百塊，還能找到沒有騰退的房子，但隨著改造計劃的推進，這樣的房子會越來越少。他們將去哪裏容身？

萬科的九個月
富士康的工人們想保衛清湖村這個陣地。6月11日，有富士康員工在龍華廠區內張貼了一張公開信，開頭就是：「萬科來襲，人心惶惶”。“如今，萬科進行城中村改造，改造後的房子，房租要翻二三倍，豈有此理！」

公開信的矛頭僅指向了萬科，萬科有些冤了。因為參與到清湖村改造中來的，不僅萬科一家。王壯聽說， 整個清湖村像分蛋糕一樣，被切成了三塊，其中東村給了萬科，他所在的東路給了金地，另外的西村則給了另外一家開發商。

最先進場的也不是萬科，而是金地，草莓社區是金地的長租公寓品牌。正是草莓社區，給了富士康工人們房租即將上漲2~3倍的預期。

當然，在城中村改造中，萬科是最旗幟鮮明的一家。2017年9月，萬科與福田區南園街道辦宣布合作，采取“城中村綜合整治＋物業引進和管理＋城市化商業運營”的運作模式，對轄內城中村玉田村進行治理。這是萬科鄉村振興業務的第一站，它給這條業務線起了個響亮的名字“萬村計劃”。

當然，萬村計劃不僅包括城中村改造，也包括美麗鄉村建設，只是目前最主要的標的，還是深圳的城中村。由於歷史原因，這個漁村上建設起來的國際大都市，尚存1317個城中村，總建設面積超過4億平米。其中的大多數，在可預期的時間裏，沒有被納入征地拆遷計劃。

企業的初心是好的。深圳的村民自建樓都建設在宅基地上，由於沒有經過規劃審批，建設的隨意無序。為了利益最大化，村民們都盡量將地基占滿宅基地面積，甚至會從二樓開始外擴，從而形成了握手樓的形態。一樓沒有公共空間還不是最要命的，更麻煩的是自建樓內部，管線老化，消防設施缺失，為了防盜，每扇窗戶都加裝了防盜網，一旦發生火情，內部人難以逃生。

萬科的計劃是，將城中村的舊樓整租下來，改造成長租公寓泊寓進行出租。就福田區玉田村的實操經驗來看，萬科是依次進行騰退和改造，以便原租戶可以在附近還能找到住所。改造後的樓宇，不僅進行了精裝修，高層還加裝了電梯，管線也得到更新，增加了消防設施。為了克服城中村缺乏公共活動場所和逃生通道兩大問題，萬科在一樓留了公共空間，又將樓頂改造成為天台，握手樓間天台相連，從而形成大的場地和逃生通道。

業主們當然歡迎萬科們來當二房東，對於他們來說，系統性的樓宇改造不僅意味著資產增值，更重要的是責任規避。以往，在個人經營的情況下，若樓宇內發生事故，業主方要承擔責任，如發生嚴重火情，業主很有可能要被判刑。但既然萬科這樣的世界500強介入了，他們身上的責任也就少了。

並且，開發商出給業主們的租金非常有競爭力。「一棟樓一個月，我出3~45.5萬元租金，開發商也能給到5~6萬，他們當然樂意給開發商。」王壯說。

就萬科而言，萬村計劃只是其多元化轉型後的一條支脈，目前應該還處於探索階段，集團也沒有給這些新業務硬性的盈利要求。萬科的新業務多被納入城市公司範疇內，不僅是讓各城市公司之間形成賽馬，也是為了給新業務更寬容的生長空間。目前簽約的城中村改造樓宇，萬科拿到的租期多在10~12年間，但成本回收周期就測算到了7~8年。

萬科的本意是，盡量不過分的擡高房租，讓原住民能住在原處。只是清湖村人此前沒有接收到這些信息。沒有開發商來和廖明義們接觸過，請他們去改造好的項目看看，問問他們究竟能承受多少價格。業主們也只是通知了二房東，二房東們又將一張告示貼在樓下了事。

在富士康工人們看來，改造只關乎生意。那封公開信表達的，不僅是訴求，更是抱怨：誰來關心他們的生活？

6月11日下午，針對清湖村改造計劃爭議，萬科發表了情況說明，其中詳陳了兩個已改造項目的價格趨勢，其中阪田新圍仔，未改造單房均價為800元，一房一衛價格區間為1100—1200元，兩房一衛均價為1250元，改造後的泊寓價格區間為798-1398元(含家私家電)，福田玉田村，未改造的單房價格區間在1250-2600元，一房一廳或兩房價格區間在2600-4000元，改造後的泊寓價格為1398-2498元(含家私家電)。

富士康的二十二年
某種程度上，對於富士康工人們來說，萬科、金地等開發商，和草莓社區裏的租戶一樣，都是外來的。他們像兩個世界的人，彼此互相打量，也許有諸多不滿，但只能保持一定距離。工人們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了富士康公司身上。

公開信對富士康公司提出了三點要求，希望公司按照全額工資的5%繳納住房公積金，而非現在的以底薪為基數；工資要跟上房租漲幅，不能讓房租超過底薪的三分之一；公司為員工提供宿舍，保障居住問題。信末，撰信者號召工友們「打電話去工會投訴並提出我們的要求」。

作為中國最大的制造業企業，富士康的員工人數超過100萬，這100萬裏，絕大多數是拿幾千塊工資的一線產業工人，而他們老板郭台銘的身家為91億美元(根據2018年福布斯排行榜統計)。巨大的貧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人的心理鴻溝。

自1996年建立龍華工廠以來，郭台銘刻意的保持了低調，他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廠區門口，只是一排類似臨時建築的鐵皮房子。但現在已是網絡社會，工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豐富又便捷。

這些年，富士康的勞資問題時常成為熱點，清湖村改造事件也不例外。對於這封公開信上的要求，富士康工會在6月11日發表聲明，稱將積極協助員工，做好同政府、社區及第三方開發商的溝通工作。

2007年，富士康組成了中國最大的非公企業工會，截至2016年9月，工會會員數達到93.7萬人。和大多數企業工會流於形式不同，富士康的工會是真正“有錢有權”的工會，掌握了按員工工資2%劃撥的工會經費。勞工代表也是由基層職工層層推選組成。每年末，由工會主席帶隊，勞工代表組團，會與資方進行談判，確定來年的工資增長幅度。

一名富士康員工了解到的情況是，2018年的工資漲幅基準線為3%。這個漲幅能否覆蓋生活成本的上漲，很難說。至少在房租這塊應該不行。在過去幾年裏，王壯每年會給租戶漲一次房租，每間50塊至100塊，對比原房租，漲幅應該超過了3%了。

工人們還希望將房租明確在底薪三分之一範圍，但清湖村的業主，與富士康公司本屬不同個體，似乎很難互相約束。「裏面漲了，外面也漲，他們(房東)的消息比我們還快。」廖明義的媳婦說。

富士康工會的聲明中並無實質性回應，上述富士康員工的想法是，城中村改造是市場行為，公司既不是清湖村的業主，也不是開發商，在解決這件事情上很難有話語權。

當然，富士康至少可以盡量多的提供員工宿舍。 實際上，富士康也一直有向員工提供宿舍，由外部物業公司統一管理，員工僅需繳納每個月一、兩百元的管理費。但宿舍只是多人間集體宿舍，因此很多有伴侶的工人會選擇在外租房居住。

另外，和所有制造業工廠一樣，富士康工人的工資分為底薪和加班費，底薪不高，加班費根據《勞動法》規定成倍增加，所以工人們會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選擇加班，廖明義夫妻每人每天會加班兩個小時。於是在他們的工資裏，很大一塊就是加班費。公開信裏提議，將加班費也納入公積金計提基數範疇。

站在工人的角度，這個要求當然合情合理。但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富士康來說，這無疑將增加一塊巨大的成本，也許會造成對盈虧平衡線的一次沖擊。根據剛剛上市的工業富聯披露，該公司2017年的凈利潤率僅4.57%。

截至6月20日，上市不足半月的工業富聯(601138-CN)經歷了連續四個下跌，20日盤中更一度跌停。

來源：中國企業家 記者：王芳潔 編輯：林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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