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敘利亞危機背后的神秘政黨

【編者按】從伊朗人質事件、海灣戰爭到9·11恐怖襲擊，再到伊斯蘭國（is）極端主義危機，全球輿論一直被一個名叫“伊斯蘭”的幽魂苦苦糾纏。在媒體輿論、政府和學者的多重呈現下，“伊斯蘭”幾乎淪為恐怖主義與宗教狂熱的同義詞。甚至有多股政治勢力正利用“伊斯蘭”一詞，為其高壓政權肆意張目。

本周起，和訊網智庫推出“走近真實的伊斯蘭”特別策劃，用思辨的眼光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維度理性認識伊斯蘭，深入解讀中東地區和穆斯林世界的熱點問題，厘清背后的復雜邏輯。在第二期策劃中，我們共同關注敘利亞復興社會黨長期執政的內因，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敘利亞危機的脈絡。（另請參與第一期策劃：《敘利亞復興社會黨的歷史沿革》）

敘利亞危機與復興黨的困境

2000年7月，巴沙爾• 阿薩德子承父業繼任總統。巴沙爾執政初期，在政治上推行有限的民主化，強調實行復興黨領導的、通過全國進步陣線完成的政治多元化。巴沙爾有限的民主化改革，被認為敘利亞出現了“大馬士革之春”的民主氣象。然而，因庫爾德民權運動等活動高漲，2001年9月敘利亞政府逮捕了“公民社會運動”中最著名的活動家們，“大馬士革之春”隨即曇花一現。

與此同時，敘利亞經濟存在著諸多問題。2000年8月巴沙爾繼任一個月后，工業部長伊薩姆·扎伊姆公開承認，敘利亞國營企業效率低下、技術落后、工人報酬過低、積極性不高，官僚主義令人窒息，官員貪贓舞弊，管理計劃欠妥。直至2007年油價暴漲，經濟困境有所緩解，但面臨的問題卻仍然是積重難返。巴沙爾政府也力推經濟改革，但是由於政治上的需要、意識形態上的宣傳以及國家安全的考量,敘利亞經濟仍在國營與私有、計劃與市場的兩難中徘徊。復興黨政府經濟上的改革由於受政治約束，不僅收效甚微，而且無力革除經濟中的結構性弊端。

政治上看，巴沙爾繼承其父政治遺產的同時，卻並未繼承其政治權威，以至於巴沙爾執政初期的權力並不穩固。在這種情況下，巴沙爾上臺后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鞏固其統治。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通過迫使復興黨內“元老”退休，以培植親信、強化個人的權力和消除改革的阻力。2005年復興黨敘利亞地區委員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阿薩德時期的實權人物被迫辭職。2010年，巴沙爾又辭退了一大批復興黨的基層和中層干部，而提拔的年輕官員大多缺乏政治和軍事歷練和治國經驗。因此，巴沙爾在打擊復興黨內異己力量的同時也削弱了復興黨的執政能力。結果復興黨出現了“空心化”的趨勢。

2006年以來敘利亞連續四年遭遇嚴重旱災，糧食供應開始依賴進口，糧食價格不斷上漲。與此同時，政府卻大量削減對教育、住房、醫療、食品、燃油和養老等公共部門的投入，導致社會下層的生活水平下降，有將近50%的民眾居住在貧民窟，在大馬士革更是高達70%。

據統計，2010年，敘利亞小麥價格上漲30%，通貨膨脹率高達20%，旱災還導致100多萬的農民淪為貧民並涌入周邊城市，他們棲身在貧民窟或流落街頭，這些人成為日后民眾抗議活動的主要參與者。

2011年3月在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吹襲下，敘利亞陷入嚴重的社會動盪，直至爆發內戰。敘利亞現政權的建立及發展歷程，經歷了軍人奪權、個人專權、家族統治及其長期占據權力中心的過程，該政權又具有濃重的宗教教派色彩。可以說阿薩德及其家族政權集中了威權政治國家眾多不同特點於一身，因而被認為是“革命”的直接對象。

2011年3月爆發危機后，敘利亞迅速被推向內戰的深淵。在2011年10月利比亞卡扎菲被推翻后，西方國家大力支援推翻巴沙爾政府，來自世界各地的所謂聖戰者也大量進入敘利亞，在這一背景下，伊斯蘭國的前身“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轉戰敘利亞。目前的敘利亞已完全被撕裂，形形色色數以千計的武裝組織在敘利亞境內混戰，其中最大的就是“is”，即“伊斯蘭國”。目前觀察，無論未來巴沙爾政權能否堅持住，或者重新恢復生機，敘利亞也很難回到過去統一完整的狀態。

縱觀敘利亞當前事態，復興黨壟斷政權的局面必將一去不復返，各派政治勢力將進行新一輪的“洗牌”，國家建構前景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更為甚者，目前敘利亞衝突已經演變為地緣政治博弈，西方國家和其他中東國家都試圖從敘利亞政治變遷中獲得私利。近期俄羅斯強勢軍事介入，大國博弈進一步升級。同時，敘利亞已成為中東遜尼派和什葉派博弈的焦點。各方都在敘利亞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民族和教派衝突將成為敘利亞的政治標簽，后者也可能變成下一個伊拉克。敘利亞的未來將取決於敘利亞能否產生適合國情的制度文明和實現民族和解，復興黨的命運也將取決於新的政治生態與環境變遷。

    復興黨長期執政的原因

復興黨在敘利亞長期執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復興黨稱得上是阿拉伯世界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政黨，具有鮮明完整的思想綱領。復興黨“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三大目標，以及復興黨黨綱在宗教、自由、婦女解放、社會經濟、教育政策等方面系統明確的立場，不僅來源十分廣泛，而且有極強的號召力。復興黨綱領體現了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政治獨立和社會進步的雙重愿望，同時也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心聲。時值泛阿拉伯主義思潮迅速上升，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頗感失望之際，復興黨系統而鮮明的政治綱領無疑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各個階層和不同宗派的民眾。

第二，復興黨有著健全的黨組織。復興黨在建黨初期，黨員人數較少，組織結構簡單。隨著組織的發展壯大，組織機構也很快健全起來。1954年第二屆復興黨民族代表大會，確立了“民族”（阿拉伯世界）、地區（各個阿拉伯國家）、分部、支部、分支部等五級組織建制。各級組織中，“民族委員會”是復興黨中央最高執行機關，是最高決策機構，並負責復興黨在阿拉伯世界的日常事務。其下是“地區委員會”，分別負責各主要阿拉伯國家的黨務工作，擁有很大的實權。之下各級組織都有明確的領域和職權范圍。不管從組織機構、機構職能，還是組織原則、活動程式上講，復興黨都堪稱是一個現代化的政黨。

第三，復興黨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較強的政治動員能力。在建黨初期，復興黨在大學及中學，甚至軍事院校等開展工作，與教師和學生聯系密切。1953年復興黨與阿拉伯社會黨合並后，復興黨的影響很快滲透到農民、城市平民，而且在上層統治階級當中也開始產生影響。特別是在農村和城市中下階層中，復興黨的影響力迅速上升。當這些學生步入社會或國家機構，成為職員、公務員、軍官，並代表新興中產階級利益之時，其本身也就成為復興黨最穩固的社會基礎。

在農村，復興黨通過有農村背景的骨干分子積極展開宣傳，號召消滅剝削和貧困，進行土改，並廣泛建立基層組織，通過議會斗爭、群眾運動等多種形式，發動組織農民，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政治熱情。在城市中，復興黨注重加強同工人、城市平民以及各種工會和職業聯合會的聯系，並著手領導了一系列旨在捍衛工人和民眾權利的罷工和示威活動。與此同時，復興黨還非常重視在國家機構內部，尤其是在國家職員和青年軍官中進行宣傳，因為這些人不僅代表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往往具有農村和宗教少數派背景，並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實力。事實證明，復興黨登上政治舞臺，最終奪取權力主要就是依靠這個階層。

第四，1973年頒布的永久憲法明確規定：復興黨是社會和國家的領導黨。特別是在阿薩德時代，作為阿薩德政權三大支柱之一，復興黨是現政權權力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首先，精英選拔和權力調控。任何一個希望進入國家權力結構的人，無論是文職還是軍職，都必須是復興黨成員。其次，復興黨發揮著意識形態宣傳、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的作用。阿薩德上臺后，復興黨意識形態色彩有所淡化，但作為現代意義的政黨，其意識形態宣傳作用、利益訴求和意見匯集機制以及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功能，仍然是其他國家機構難以取代的。再次，進行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協助政策實施。依靠強大的組織力量，復興黨在各級國家機關、大中型國有企業和社會團體中，普遍建立起自己的組織機構，通過人事任命和政治指導，將影響力滲透到各個社會團體職能部門，從而加強了政權的政治和社會控制力。因此，復興黨也成為阿薩德政權依賴的重要支柱而受到權力核心的重視。

第五，復興黨與軍隊結盟，相互倚重，是復興黨長期執政的重要條件。1958年復興黨軍事委員會成立。1963年3月8日軍事政變，復興黨軍事委員會參與其中。此后，復興黨逐步控制了軍隊，特別是新復興黨人軍人背景日漸濃厚。至阿薩德時代，阿薩德不僅本人就是軍人出身，而且以他為首的權力核心完全控制了軍隊，進而使軍隊在阿薩德時代的權力結構中成為與復興黨組織機構、行政官僚體系並立的三大支柱之一。

復興黨在現代敘利亞政治發展歷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阿薩德執政時期，哈菲茲·阿薩德憑借個人魅力促使國家政權復興黨化、復興黨和安全部門阿拉維化、軍隊復興黨意識形態化、國家權力個人化和家族化等，實現了對國家的長期統治，實現了政治社會的長期穩定。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阿薩德憑借其個人的超凡魅力，在集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及民族進步陣線主席於一身的同時，其個人權威不斷上升，進而超越了黨政軍各個國家權力或強力機構；而相對阿薩德個人權威的上升，復興黨等政治作用和地位相應下降、削弱了。更為嚴重的是阿薩德超凡的“克里斯瑪式”領袖人物生命的有限性，預示著政黨、國家及軍隊等領導力、凝聚力的不確定性。（作者系王新剛 於曉冬；本文首發於《當代世界》2015年11期，轉載自中東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mesc）原創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