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主筆室〉總統當然可以干預國家貨幣匯率政策！！

壹、前言

所有學者提及，該國央行掌管的匯率與貨幣政策時；多會支持它的「獨立性」。但所謂「獨立性」？是要獨立到哪一種程度？或它只是表達他人無法涉獵的專業程度？「一個獨立，各自表述」？一、2017 年 1 月 18 日，美國總統川普將上台前；對華爾街日報所闡述的經濟政策，就與美國 Fed、及商務部針鋒相對、強調要以非強勢美元，並搭配 35% 之高的「邊境稅」；企圖扭轉美國製造業景氣、及解決美國產業空洞化問題。川普執政團隊，擬以 15% 企業稅鼓勵美國產品出口；而再以 35% 高關稅、威脅美國廠商要回流美國設廠生產。二、自參加總統競選開始，川普就對 Fed 貨幣政策有所「指導」；他認為 Fed 升息速度太慢，沒辦法嚇阻通貨膨脹，這會使物價上揚、降低人民購買力。而當選後又對美元升息、及匯率強弱勢很有意見，這已經完全徹底打破、歷任美國總統不甘預 Fed，讓貨幣決策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傳統。川普認為，人民幣兌換美元匯價太過弱勢，傷害美國貿易盈餘。三、由圖一美元指數曲線，在川普放話後 2017 年 1 月 31 日，美元指數跌破 100 點、為 99.512 點。但近期 Fed 經濟褐皮書中提及，實際物價與適宜物價成長目標已接近；因此 Fed 該加快升息。這項訊息又帶給貨幣市場，對美元恢復強勢預期。以上這些多變的現實顯示，現任美國總統是熟悉金融市場，也有干預貨幣政策與美元匯率意圖。若從美國為典範擴大到全球每一個國家，川普已經動搖了所謂央行政策的「獨立性」？總統是否應該干預該國貨幣政策，與指導該國匯率政策？而干預的方法又是什麼？頻率又將如何？

貳、若涉國家安全，總統當然可召開國安會議、干預貨幣與匯率政策！！

這個問題在台灣更值得討論。由圖二顯示新台幣兌換美元匯價，在 2016 年底 Fed 二次升息後，開始由 32.2 兌換 1 美元奔向升值，近期已升破 31 兌換 1 美元。美國總統說美元過強？那為何新台幣兌換美元竟然還會比美元強？匯率是貨幣價格，是由供給與需求所決定。對新台幣匯有強力需求的是，買了台灣產品的外國廠商；它們要用新台幣付費。或是要進台灣來投資的外資機構，必需將外幣兌換為新台幣。如果沒有清楚管制措施，在完全自由化市場中；任何一種貨幣需求、是由全球企業與消費者所決定，而任何貨幣供給則取決該國央行。每個國家多有中央銀行，但貨幣不能隨便恣意發行，否則會引發經濟紊亂。新台幣發行要以黃金、及五大貨幣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圓與英鎊等為準備；以經濟及貨幣互動原則，貨幣發行還得符合自己國家經濟成長情況。

一、如果該國經濟處衰退周期；亦即以五大貨幣、最主要美元計價 GDP 規模小。如果該國央行還大量供應貨幣，則會引發通貨膨脹。貨幣的本質其實是「實物的請求權」，政府對持有者的實物負債。如果過多貨幣要求相對不足的實物，則會發生產品價格上揚、也就是通貨膨脹。貨幣數量相對於 GDP 成長過少，則也會擾亂實物價格。在金融貨幣市場尚未發達前，貨幣是實體經濟的配角、扮演消極的腳色、讓經濟穩定運行就是它的核心機能。經濟學古典學派學者賽伊曾說，貨幣是一層面紗、就是在形容這種情況。

二、但是金融市場發達後，貨幣在經濟發展上、扮演角色開始轉變為積極進取。既然企業與消費者，多會因為貨幣數量增減而改變經濟行為。那增減貨幣數量與價格、即利率，勢必會影響總體經濟運轉方向與速度。於是中央銀行以貨幣政策影響→商業銀行存放行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廠商生產意願→廠商繼續投資，形成一個推升經濟的良性循環。最早的貨幣理論、貨幣數量學說認為，貨幣供給數量 M、與貨幣流動速度 V 的乘積，等於總體經濟物價與 P 商品交易數量 T 的乘積；以方程式表達就是 MV=PT。就該學派與類似理論、即劍橋方程式的意義是：M 必需配合 T 的發展，V 與 P 緊密相關；搬動 M 可以影響產出 T，降低貨幣流通速度 V，可以緩和 P 的成長。

三、或許美國貨幣政策早已非獨立，在中國部份學者長篇論述的「微信文字稿」中，Fed 早就非獨立、它是為資本主義權貴服務的單位。但近二十年來，干預 Fed 最明白與直接的總統就是川普總統。如果國家匯率、或是貨幣政策，已經到可能動搖國家生存；這就是國安問題，就是總統應該以政治高度、召開國家安全會議、進行產官學會議進行調整時。什麼是國安問題？經濟衰退、國家沉淪、社會秩序變質、少子化、年金改革多是。

叁、總統與央行運用「理性預期」思維進行干預？必然事半功倍！

以總統或是 Fed 總裁高度，它的意圖若落實為實際國家政策；他對於貨幣相關政策，與國家貨幣匯率、及貨幣市場的發言是會有影響力的。川普並沒將美元匯率問題、用召開國安會議方式進行指導；但他卻發揮總體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的思維邏輯與方法。「理性預期學派」貨幣政策模型，是經過學者 Lucas、Samuelson、Sargent、Wallace 等相關理論與模型驗證、對短、中、長期「菲利浦斯曲線圖」模型的調整，最後還是回到總供需模型，完成於 Robert J. Barro 之手。Barro 以總合供給與總合需求模型，去探求在當下經濟條件，應該要有的總體均衡狀態下 (Market Clear)、該有的物價 Price 與產出 Output 水準；再以實際產出與物價與此比較。在 Clear 情況下的 Price 與 Output 相較的兩項落差，做為貨幣政策鬆緊標準。一、若是實際產出大於預估該有產出，則在這一部份上，貨幣供給數量應該已足夠，就不用再繼續寬鬆。二、而在另外一部份，實際物價與該有物價相比落差；如果實際物價高於該有物價水準，則在物價缺口上應採取升息策略。最後這兩部份鬆弛、或緊縮的向量式總結，就是貨幣政策鬆緊方向。美國學界對 Fed 的貨幣政策、理論論述是一脈相傳的；Barro 所總結的產出 Output 與物價 Price 缺口，文章於 1976 年發表在美國貨幣經濟學期刊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題目是：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在 1997 年之前 Fed 的貨幣政策是以數量為目標，Barro 的論述吻合當時 Fed 貨幣政策需求。不僅如此、這也是後來 1997 年，Tailors rule 泰勒法則將貨幣數量管理，改變為貨幣價格、利率時仍然遵循的基礎。

Barro 這篇文章也經當時 Federal Bank of Minneapolis 官員修改過，最主要論述為：一、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國家貨幣當局 Monetary Authority 它們擁有「充份訊息」(Full information)，而對於產出的影響、貨幣當局應該要運用 Superior information、就是比一般人還要優越的訊息；使得非預期效果發生，透過這種「出其不遇」的作用讓產生發生波動。二、Barro 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異數 Variance 越大，則產出總量波動的程度也會越高。也就是貨幣供給量變動幅度越大，則產出的增減幅度也會越大。但貨幣當局得注意的是，通常商品的價格變動情況，是散佈在各種不同部門、Cross Individual market；因此要將這些相關信息做整合 Aggregate 才有益於政策制定。但得注意的是，貨幣當局所掌握到的信息，通常存在一期的落差；就是 Fed 所知悉的事，其實是剛剛已經發生過的。三、會讓台灣企業界最為感概的是，由 Lucas 模型出發到 Barro 的總供需；親 Fed 的理性預期學派一貫認為，貨幣政策應該是要由產出 Output 總量與分配狀況，去制定適宜的利率貨幣或是干預匯率政策。也就是要由企業的觀點出發，不應該讓中央銀行只以所謂充份訊息，運用菲利浦斯理論、在物價與產出之間琢磨取捨。該學派學者 Muth 認為，政策對短期會有刺激或是緊縮效果，但長期仍將取決於產業技術、生產力與資金成本效益。

肆、結論：少子化已是國安問題，國家經濟存亡興衰難道不是嗎？？

人多有好奇與預期心理，對陌生或新鮮事件會有好奇心；一旦有事件出現就會有預期心理。做為一個政策的 Maker，如何使其政策未出手就有效？就是利用預期心理。當有一個人對我舉起手來時，我們一定預期他會揮拳打向我們。貨幣政策區分為規則 Rule 與權衡 Weight，一個國家至少多有五種貨幣政策工具可動用，如重貼現率、存款準備率、公開市場操作、信用管理、道德勸說等等。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QE 是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延伸，在銀行體系中買進政府公債，將公債回收到中央銀行中，資金流動於銀行體系、這就是寬鬆操作。如果央行反手，將庫存公債賣給銀行體系，將資金由銀行體系中收回來，這就是緊縮政策。既然貨幣政策是根據產出與物價，實際數與預估該有數據的差異、即兩者缺口為鬆緊依據；則很顯然的是，權衡寬鬆政策必然是針對產出缺口；而強勢的緊縮、則是為除掉物價缺口。由以上闡述可預見到，Fed 目前貨幣政策是雙軌進行，一方面要刺激產出、又得防範即將可能到來的通貨膨脹。

正確的形容應該是，刺激產出的美元 QE 結束後，在 Federal Fund Rate 到達 2%，與 CPI 年增率在 2% 左右之前；Fed 不必、也不可能用權衡的緊縮政策。目前先將極端寬鬆或緊縮政策拿掉，恢復到 Rule Policy 思維中。一國總統可否干預貨幣政策、與指導匯率方向？在實質經濟成長率多是低迷不振、產業對保護主義仍無動於衷、產業外移情勢未改變、這當然就是國安問題、當然可以干預。少子化已經是國安問題了；貨幣政策若不以刺激產業經濟成長為主要目標，這難道還不是國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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