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ttip談判與中歐關系的微妙格局

內容提要

美歐明確表示，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ttip)談判的原則和規則將是重構全球經貿規則的基準，因而ttip具有深遠的地緣戰略影響，主要體現在國際體系內權力關係、國際貿易分工地位及價值觀三個方面。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大國高度相互依存關係已成為國際體系演變的結構性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將制約ttip的排他性。歐盟是國際經貿規則的改變者，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海外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ttip談判和國際經貿規則變動將考驗中歐關係的發展，中國將面臨歐盟更強的規制壓力和對等競爭挑戰。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中國應主動加強對歐外交，升級中歐經貿合作，了解、適應和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ttip談判對中國以及中歐關係既意味著嚴峻挑戰，也蘊含著重要的戰略機遇。

當前，美歐正加緊磋商新一輪貿易投資談判，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的確，美歐雙方都是從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演變出發看待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談判(ttip)的。ttip談判不僅旨在通過貿易投資自由化釋放美歐的經濟增長與就業潛力，而且還希望借此重構和主導21世紀全球經貿規則，因而ttip將產生深遠的地緣戰略影響。

截至2015年2月，ttip談判已進行八輪，其復雜性和困難度遠超美歐預料。2015年是美歐展開ttip核心領域談判的關鍵年，盡管大多數專家都認為美歐難以按計劃於年底完成談判，但考慮到歐美經濟相互滲透度高、經濟治理理念和規則較接近、經濟發展處於同一水平，加上跨大西洋兩岸政治家和商業精英高度支援貿易協定談判，美歐最終完成ttip談判的可能性仍較大。ttip談判在市場開放和競爭、勞工條件、環保等領域的標準均高於wto一般規則，如果美歐將ttip的原則和規則全球化，中國等新興大國參與全球經濟規則制定的機會和權力將遭受極大挑戰。作為全球經貿遊戲規則的改變者，歐盟連續10年皆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也是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全球經貿規則變動無疑將考驗中歐戰略伙伴關係的發展。

關於ttip的地緣戰略影響，美歐學者大都基於國際體系中的權力變化及其對西方自由秩序的挑戰，根據各自不同的國際政治視角而得出不同的結論。一類研究是從零和博弈角度出發，在重視增加霸權國和守成大國絕對獲益的同時，更加關注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相對獲益，認為ttip和ttp這樣的協議，要么阻止競爭者，要么在消除任何不對稱優勢的前提下，迫使這些競爭者進入貿易自由化體系。由此，ttip的性質和邏輯是地緣政治，涉及西方聯盟與亞洲新興大國之間的競爭，且這些學者重視ttip在未來跨大西洋防務與安全領域的作用，將其視為“經濟北約”。另一類研究則著眼於國際規則與國際規範的趨同。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丹尼爾·漢密爾頓提出，ttip的目標是美歐經濟規範的全球化並借此維護和提升美歐的地緣戰略優勢，但ttip不應是遏制而是以新的原則和規則接觸新興大國，並指導其融入和參與全球經濟。而在查理·庫普錢看來，由於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依據西方規則設置的門檻越高，新興大國遵循這些規則行事的能力和意愿可能性就越低。從這個角度來看，ttip可能加劇西方與新興大國的分裂。②隨著談判的推進，有關ttip的研究越來越聚焦於國內政治對談判的影響以及具體的談判議題。③鑒於ttip談判指向全球經貿新規則，其本質是美歐對全球政治經濟變化的制度性回應，與中國等新興大國的戰略利益密切相關，因而我們需予以高度關注。

本文主要討論ttip談判的地緣戰略意圖以及在此背景下中歐關係的發展，探討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歐雙方能否通過新的合作引擎，“共同致力於國際機制和規則的改進和完善，使其更加公正合理、更好適應時代發展和國際社會的共同需求”。

ttip談判的地緣戰略意圖

ttip談判目標不僅限於推動跨大西洋兩岸的增長與就業，美歐更加看重的是，借ttip談判為21世紀的全球貿易投資制定規則模板。然而著眼於全球層次的ttip談判卻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正如《耶魯全球在線評論》所言，如果美國和歐盟就新貿易和投資標準達成共識，全球其他貿易伙伴就必須服從這些標準，且毫無發言權。可見，美歐ttip談判旨在應對新興大國崛起所導致的國際體系權力分散化趨勢，憑借其龐大的經濟規模和強大的規則制定權，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發展理念、經濟規則和技術標準，借此達到削弱新興大國在制訂國際規則上的發言權、增加新興大國國際競爭成本的目的。然而，全球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的客觀現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美歐這一戰略意圖。

(一)ttip談判的主要內容與進程

2013年2月，美歐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雙方決定為達成一份全面、高標準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ttip)展開談判。同年7月，ttip談判正式啟動。談判設置了三大主要議題：一是市場準入問題，旨在取消美歐之間的關稅壁壘，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開放服務和政府采購市場；二是監管議題與非關稅壁壘，旨在解決雙方技術標準和審批程式中的差異性，加強跨大西洋監管和標準的合作與相容；三是制訂有關雙方共同關心的勞動、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全球議題規則，兼及與全球貿易有關的競爭與國有企業行為、貿易的地方壁壘、原材料與能源、中小企業與透明度等問題。其中，加強美歐監管合作與相容是ttip談判的核心議題。

截至2015年2月底，圍繞三大主要議題，美歐雙方的談判分歧主要集中於涉及經濟安全的敏感性議題，如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金融監管、數字貿易與數據保密、食品安全、勞動與環境等，而在創新、能效、高科技領域技術貿易壁壘等方面，雙方也持不同立場。美歐談判分歧最激烈的議題是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美方堅持采用isds模式，認為無此條款就沒有ttip，德法等歐盟大國則堅決反對把該條款寫入最終協定，擔心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利用該條款逾越歐盟國家主權，限制政府保護公民利益的權力和能力，特別是考慮到如果采納isds，那么更具競爭力的美國跨國銀行就可能利用該條款弱化歐盟金融監管，進而瓦解歐盟金融穩定舉措，不利於歐盟銀行聯盟的建設。

相比傳統的自貿協定，ttip談判主要聚焦於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更具有多維的復雜性，涉及歐美各自內部社會經濟制度，而戰后歐美在經濟社會的發展理念、路徑及政策關切點上均有不同，因而，真正消除監管差異、達成一致面臨艱巨挑戰。由於談判觸及歐美社會經濟生活諸多具體領域，雙方公眾擔心自身利益受損，開始關注談判且批評之聲越來越大。歐盟內部擔心，由於歐洲經濟增長遲緩、歐元區與非歐元區政策差異造成歐盟決策力下降、疑歐主義導致反歐盟情緒上升等問題，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對外行動能力遭到削弱，從而使歐盟在ttip談判中處於弱勢地位。為消除公眾疑慮，歐委會特意聲明，ttip談判是在旗鼓相當的對手間平等開展的。⑥但歐洲智庫仍然認為，美國在貿易協定談判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這是由美國全球戰略規劃所決定的。⑦歐洲公眾對ttip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就業持懷疑態度，質疑ttip談判會降低歐洲標準，使歐洲人生活方式“美國化”。歐盟左翼黨派、歐洲綠黨都要求提高ttip談判的透明度，呼吁慎重考慮ttip可能涉及國家自主決策權、民主、環境、人權等社會政治層面的問題。

美方一直居談判主動地位並一再聲明，雙方最終要達成一份高標準的全面性協定，而歐方對此頗為躊躇。2014年下半年，歐盟輪值主席國意大利曾建議最好降低協定目標，其理由是一份內容太過充實的全面性協定反而可能因噎廢食，這多少反映了部分歐盟成員國的立場。歐盟28個成員國之間存在利益差異，尤其是成員國利益在社會和環境領域重合度不高，對歐盟一方來說，ttip必定是一份“混合性協議”。由於不少爭議較大的關鍵議題被排除在外，美歐最後可能會務實地達成一份折中的“泛全面”協定，把重點集中在那些重要且容易達成一致的領域。美歐之所以有可能完成ttip談判，原因就在於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協定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歐盟則急需借助這一協定解決內部經濟增長和就業問題，歐委會有意通過取消非關稅壁壘和實施統一監管這樣的“額外刺激”，推進歐洲內部久拖不決的改革議程，並在自身實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借重美國繼續扮演全球經濟治理的領導角色。美歐談判過程也已展現出靈活性，最終雙方會以取得利益平衡為目標。

(二)ttip談判的地緣戰略目的

ttip談判具有深遠的地緣戰略目的。第一，管理和抑制新興大國權力上升，遲緩國際體系權勢轉移的速度。冷戰后，中印等發展中大國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利用國際體系分工，不僅促進了經濟增長，還獲得了一些相應的權力，繼而提出了調整和改革現有體系內不合理權力分配的要求。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歐債危機”，也加快了國際體系內權力關係的調整，如imf投票權重比例的調整、g20經濟治理機制創立、金磚國家協調機制創建等。從權力轉移理論角度出發，美歐將新興大國權力提升、要求平等參與國際機制，視為對戰后美國及其盟友塑造的國際秩序的挑戰，並采取制度性聯盟方式予以應對。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興衰主要是國家權力的增強和衰退，尤其是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被崛起國所取代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滿現狀的崛起國將挑戰守成大國，加速權力轉移，進而依據自身意志在國際層面創造一套全新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安排，從中獲得與其力量相一致的利益。反過來，守成大國則利用現有體系的益處，吸引盡可能多的滿足現狀國家，締造或鞏固優勢聯盟來阻止任何挑戰。⑧美國副總統拜登就提出，ttip和tpp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塑造全球經濟的機會，並可借此增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⑨德國國際與安全研究所的報告也稱，ttip是為了應對亞洲崛起侵蝕跨大西洋伙伴在國際貿易體系內的領導地位、而由美歐決定推行新經濟規範的“意愿聯盟”。⑩

第二是鞏固美歐在全球產業鏈和國際貿易分工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提振西方價值體系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歐美利用全球競爭優勢和強大的創制能力，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競爭規則以及社會、勞動和環境等均納入全球價值鏈考量，不僅可以確定於己有利的規則標準，而且還可為潛在競爭者進入設置制度障礙。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將服務、金融、高科技、新能源等領域納入其中，有利於發達國家保持競爭優勢。這種由發達國家“需求引導”設置規則門檻的方式，將削弱新興大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及規則制定的機會和權力，增加中國等新興大國的發展成本和市場競爭成本。中國入世所爭取到的話語權可能被重設，國際貿易將遭遇在新規則下“合法的”貿易壁壘。中國要想成為貿易強國、提升服務貿易水平，將面臨結構性難題。(11)

第三是維護和重振西方自由秩序。國際金融和債務危機結束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的黃金期，歐美制度優勢遭遇質疑和挑戰，而與之不同的經濟治理模式的成功，則在國際經濟體系內增加了制度多樣性，美歐戰略家和輿論一時紛紛議論“世界進入后華盛頓共識時代”、“世界邁入一個后美國、后西方時代”等等。因此，ttip突出了制度和價值觀內涵，強調“意愿與能力聯合”。拜登強調，ttip要發展出一條反映美國價值觀的新道路。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則認為，ttip旨在增加“西方和自由世界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事務中的分量”。馬歇爾基金會報告稱，ttip之一大重要性就在於它可能成為新的西方自由秩序的核心。(14)ttip不僅有助於強化國際秩序規則，對重振西方而言，ttip既具象征意義，也是現實主張。

(三)世界經濟趨勢對ttip地緣戰略意圖的制約

正如巴里·布贊所說，與20世紀不同的是，當下維護全球經濟發展符合所有大國的利益。所有大國在某種程度上都依賴經濟相互依存，無法從中抽離，它們都視維持一個有序的全球貿易、生產和金融體系為己任。美歐通過ttip重構和主導21世紀全球經貿規則，並以此阻止新興大國分享國際體系權力的意圖十分明顯，然而，全球化改變了現有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彼此既有競爭又高度交融，這種高度的相互依存關係業已成為國際體系演變和大國關係發展的結構性約束。

ttip意欲改變現有的國際經貿規則，但其運行基礎依然需要依靠全球化和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維護未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需要大西洋民主國家與新興大國的共同努力，而非僅靠美歐一方。當前，全球范圍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它不僅來自發達國家，也開始來自發展中大國。根據聯合國貿發會《2014年世界投資報告》，2013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比2012年增長了9％，2014、2015年仍將繼續增長，而在2013年，中國已上升為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18)資本的全球流動推動生產一體化和生產要素跨境流動，進一步加深經濟全球化，世界進入全球生產鏈、全球供應鏈和全球價值鏈三位一體的時代，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開始由單一的競爭排斥，轉變為分工合作與競爭角逐並存，各國都成為同一鏈條上的利益相關者。

盡管ttip談判具有明確的戰略指向，但它仍是一種國際制度形式。按照國際制度理論，國際政治的復雜性和國家利益的唯一性，迫使各種行為體必須使用討價還價、相互妥協、得失計算、風險分散等辦法來爭取雙贏或非零和結局，為此，國際行為體要不斷進行選擇和判斷，不斷修正和改進自己的資訊條件和基本目標，使自己從國際制度中收益最大化。(19)ttip的談判進程充分反映了這一特點。美歐雙方在市場準入、監管相容方面存在諸多分歧，在達成目標的具體步驟與時間安排上，雙方也並不能“一步到位”。對此，談判方也開始有意降低談判協議可能對自己與第三方利益關係的影響。在歐盟看來，締結ttip不能貶低其與亞洲特別是與中國緊密的經濟伙伴關係，損害與亞洲大國的經濟關係。

同時，與全球經貿規則變化最直接的利益相關方也處於動態調整進程。ttip可能會促使發達國家及與其有緊密經貿聯系的國家開展新一輪改革開放。這一改革不僅僅來自ttip談判的壓力，也是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主動回應。可持續發展、勞工、環境保護等觀念正在改變貿易、消費方式，重塑世界經濟，投資開始超越貿易對一國國內經濟體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不管ttip協議何時及如何達成，都揭示了全球經貿規則改革的走向，即在框架、內容、條款等方面，新一輪更高標準的自貿協定都將提出更為嚴格的規定和承諾，超越wto的政策領域。國際貿易規則開始從邊界規則向邊界后規則擴展，越來越多地涉及一國國內政策，如知識產權保護、競爭政策、勞工、環境、國有企業行為、技術貿易壁壘等。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社會經濟進步，就必須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強自身改革。

ttip談判與中歐關係面臨的挑戰

當下，開展ttip談判已置於歐盟對外關係的優先地位。由於歐美分別為中國第一、第二大貿易伙伴，從理論上講，如ttip談成，中國極有可能經受貿易投資替代轉移效應的沖擊，ttip規則也將成為歐盟與中國進行投資和自貿協定談判的參照基準。中國在與歐盟的經貿合作中將面臨雙重規則挑戰，既有以互惠市場準入問題為核心的傳統貿易規則的挑戰，又面臨以監管問題為核心的新貿易規則的挑戰。ttip將使歐盟規則壁壘合法化，歐洲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提高，中國的競爭力成本將不斷增加。具體而言，ttip談判對中歐關係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歐盟對華規制趨強

規制是歐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層面。歐盟治理研究更將規制作為歐盟政治活動的中心支柱，視歐盟為“規制國家”，如法律和規則在建立歐盟單一市場過程中所發揮的強制性約束作用。鑒於歐洲一體化的經驗，歐盟將國際體系視為一個有規則和法律約束的社會，重視國際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歐盟對外規制包含“硬力量”與“軟權力”兩個密切相關的方面。以歐洲單一大市場為后盾的貿易政策，是歐盟規制其伙伴國行為的最強有力的工具。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約》賦予歐盟獨享的權力范圍幾乎涵蓋了所有貿易政策領域，不僅涉及貨物貿易，還包括服務、知識產權和投資等關鍵領域。同時，《里斯本條約》第一次明確將貿易政策作為歐盟對外行動政策的手段。2014年5月22日，德古赫特在柏林發表演講時提出，貿易政策將繼續成為歐盟積極塑造全球化的強大工具，且雙邊貿易協議也將進入“立法協定”范疇。

“軟權力”或“規範性權力”已成為歐盟國際角色的一個重要維度，是歐盟借以影響世界的主要手段。歐盟一直善於利用貿易議題，推廣歐洲價值觀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勞動力標準等公共政策目標。《里斯本條約》規定，貿易政策應捍衛歐盟價值觀、根本利益、安全及獨立，致力於鞏固和支援民主、法治、人權和國際法原則。德古赫特表示，歐盟所有的自貿協定都將包含可持續發展章節，需要反映社會、勞動和環境等議題。(24)作為市場準入規則的附加條件，歐洲在環境保護、企業社會責任、社會權利與勞動條件等方面，將對中國提出更嚴格的標準和要求。

歐盟確立標準的能力展現出重要的商業和政治優勢。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漢斯·莫爾認為，標準的制定涉及技術與政治層面，因此，標準反映了優先的擁有權或更大的便利、優先的市場或調節性權力，更經常的是，它們或許是兩者的結合。如果歐盟能夠在國際關係中產生重要的影響，那么，其首要的任務就是確定標準，尤其是確定全球經濟交往的標準。(25)當前，市場準入越來越成為歐盟對華規制的主要措施之一，規制的重點領域包括服務與投資的市場準入、開放公共采購、出口信貸、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協定和知識產權執法、不受限制地供應能源和原材料、推行國際標準跨越監管障礙、國有企業的商業行為等等，而這些都是國際經貿新規則重點涉及的領域，也是ttip談判的關鍵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里斯本條約》，歐洲議會通過審讀議案和批準預算的權力，獲得了對外事務“共同決策者”的地位，其對歐盟外交政策的制約有所強化。盡管規範原則一直處於歐盟自由貿易關切的第二位，歐洲議會尚未挑戰歐委會有關人權關切應以其他渠道予以重視的立場，且成員國和貿易政策專家大多反對歐洲議會過多干預貿易政策，但歐洲議會已經介入歐委會與美日開展自貿協定談判的早期階段，這預示著強調價值規範的歐洲議會將來也會參與中歐自貿協定談判。

(二)中歐對等競爭壓力增大

針對中歐經貿關係，歐盟越來越強調與中國建立平衡的市場關係，企業對等進入對方市場，主張在“同一水準”上開展對等競爭。在金融和債務危機之后，歐盟對華經濟政策的互惠、對等要求越來越高。近年來，歐盟將公共采購領域作為切入口，施壓中國開放市場，旨在進入中國公共交通、醫療器械、制藥及綠色技術等市場。2011年歐委會醞釀修改貿易防御工具，針對那些限制外國公司競標公共采購的國家進行立法，對拒不向歐盟企業開放政府采購市場的國家實施限制，迫使對方對等開放。此舉意在為歐洲企業在其他國家增加競標公共采購的機會，報復那些將歐洲企業排除在公共采購市場之外的國家。該項立法被認為主要是針對中國。歐盟還通過《wto政府采購協定》向中國提出高水平的出價清單，要求中國深化改革，進一步開放市場。

為了對等競爭，歐委會運用反傾銷、反補貼等合法且隱蔽的貿易保護手段，在非關稅壁壘上重新建立市場準入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歐盟企業的利益。歐委會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指控主要集中在非關稅壁壘領域，包括本土創新支援、稀土出口限制、出口信貸與補貼、政策扶持戰略性新產業，如清潔能源、電動汽車、tct、寬帶、制藥業等。歐委會以缺乏互惠為由，對中國企業進入歐洲能源、電信等一些敏感領域設置投資障礙。為了幫助歐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並維護其利益，歐洲議會甚至要求歐委會制定更加強硬的貿易防御措施，抵抗中國低價產品進入歐盟市場。2013年上半年，中歐爆發的光伏產品貿易爭端，就是歐委會為確保歐洲再生能源工業與中國對等競爭的典型案例。

歐方對華訴求中最具挑戰性的是服務貿易市場的準入談判，尤其是涉及金融、電信、物流等行業。在2014年10月第28屆中國—歐盟經貿混委會上，中國承諾限制對電信企業的出口信貸，歐盟則承諾，立即啟動撤銷對華為、中興通信設備反補貼案的內部程式，這實際上也是中國面對歐盟在電信領域對等競爭要求所做的妥協。2013年12月，歐委會修訂歐盟普惠制規則，中國將從歐盟普惠制下畢業，所有產品自201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歐盟普惠制待遇。在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中，歐盟強調雙方投資政策和投資環境的對等開放原則。歐委會表示，歐中投資協定需要確保現有的開放水平，並創造新的進入彼此投資市場的自由化條件，關鍵是改善投資者及包括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在內的資產待遇。

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改變了中歐力量對比，歐盟開始更多地從市場競爭角度看待中歐關係。過去10年，歐盟在國際競爭力、生產效率和全球市場占比方面均有所下降，同時又面臨公民福利的制度壓力。而歐盟要求與中國對等競爭，其深層原因在於歐盟認為中國已進入全球價值鏈的上升頻道，進入歐美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領域，為此，歐盟尤其關注中國的本土創新政策、發展新產業政策，並將其作為貿易投資壁壘，這也是歐盟經常針對中國電信企業和光伏企業發起各種調查的原因。

對中國而言，中歐對等競爭壓力巨大。盡管中國經濟總量大，但發展不平衡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發展中大國仍然是中國的基本定位。(27)中國在經濟實力上升的同時，依然需要面對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困難等一系列挑戰。歐盟忽視中歐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別，以互惠原則要求對等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公平正義的責權對應性，多少帶有“劫貧濟富”的意味。在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過程中，歐盟能否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公平地開展競爭與合作，無疑將是檢驗中歐戰略伙伴關係的試金石。

(三)歐盟借力跨大西洋同盟提升對華經濟地位

當下，中歐實力對比已發生變化，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出口國，而持續的金融和債務危機卻損害了歐洲競爭力，阻滯了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削弱了歐盟的整體實力，動搖了歐洲長期對華居高臨下的心理優勢。在這種背景下，歐洲的大西洋主義有所上升。而隨著全球化以及國際體系權力關係的變化，中歐關係已不再限於雙邊范疇，進入了全球合作競爭層面，雙方競合關係從雙邊經貿問題逐步向國際規則制定、發展模式競爭等更高層次擴展。在歐盟看來，“國際體系中的新角色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利益，這是國際環境中的一個重要的新特征，是歐盟面對變化中世界的挑戰。”(28)歐盟智庫曾建言，“對歐洲而言，中國已經變成全球問題……中國的政策選擇不再僅僅影響其周邊，而且將影響包括貿易、氣候、核擴散以及從非洲到中東的每一項全球議題。歐洲需要一種新政策，即考量中國在全球問題和全世界不同區域中的地位，並能通過與世界其他力量共同協作來增強歐洲影響力的政策”。(29)受金融和債務危機沖擊，歐盟迫切需要推動經濟增長的外部資源，因而對ttip拉動增長和就業寄予厚望，特別是歐盟期望借助整合跨大西洋市場資源，在實力衰退的情況下，仍可確保自身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領導地位，因此，對歐盟來說，ttip談判的戰略要素就是，與美國一起主導國際規範設置和規則執行，並以此規範中國的經濟行為。(30)德國國際安全研究所的報告提出，中國等“金磚國家”是歐盟在國際體系內的戰略伙伴，同時也是自由秩序的挑戰者，歐盟的應對措施就是，既要加強與這些挑戰國的伙伴關係、推動其參與國際組織，同時也必須整合資源，促其采取建設性合作行動。(31)

構建中歐關係發展的新引擎

經貿合作是中歐關係的基石。在ttip談判追求全球地緣經濟和政治優勢的背景下，中歐關係中的地理因素仍將發揮基礎性作用。中歐雙方不存在地緣安全戰略衝突，對中國來說，歐洲作為戰略“中間地帶”的意義仍然十分重要。歐盟有可能成為中國減少國際制度限制、甚至進入國際新規則競合的一個中介渠道。在開啟21世紀中歐戰略伙伴關係第二個10年之際，面對國際體系的復雜變化，中國應主動加強對歐外交，構建中歐關係新引擎。

(一)中國作為歐盟的戰略出口市場

中國改革轉型是歐盟深化對華經貿合作的重大機遇。盡管歐盟仍以復雜甚至排斥的心態看待中國經濟崛起，但它客觀地認識到，從長遠來看，作為歐盟戰略性市場，中國的重要性只會繼續上升。從2004年到2013年，歐盟出口年均增長率為2.85％，進口年增長率為2.45％，而歐盟對華出口年增長率高達14％，進口年增長率11％。據分析，2012年歐盟占世界gdp的23.1％，美國占21.9％，中國占11.5％，而到2030年，歐美所占比重將分別降至15.5％和14.3％，而中國則增至25.1％。(32)歐委會預判未來15年全球經濟增長的90％將來自歐洲外部，其中三分之一的增長來自中國。(33)歐盟所具有的主要外部優勢是經濟全球化邏輯，歐洲經濟增長之路必須依靠廣泛而深入的國際合作、功能良好的全球市場、服務業貿易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經濟和金融秩序，這些都符合歐盟的根本利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加快推進新一輪市場機制改革和金融改革，將進一步開放市場，放松外資進入服務業的投資限制，而這將為歐洲企業帶來巨大商機。因而，中國市場對歐盟來說是長期性和戰略性的。歐盟智庫報告建議歐委會需要特別關注中國等“金磚國家”的貿易政策。

歐委會已明確提出，歐盟選擇新的fta伙伴的關鍵經濟標準，將考慮其市場潛力(經濟規模、增長前景)以及對歐盟出口保護程度，因為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下降將會產生巨大的市場需求。(34)因此，歐盟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金磚國家”的自由貿易更具潛力，可以從中獲取更大的經濟收益。中國已成為繼美國、瑞士之后歐盟的第三大服務貿易伙伴。在中歐服務貿易中，歐盟占明顯優勢地位，對華服務貿易連續多年順差。未來1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服務業市場之一，而目前中歐服務貿易僅占雙方貿易量的12.5％，發展空間十分巨大。歐盟表示會大力支援中國參與全球服務貿易規則談判，並且認為中國參加談判將是《服務貿易協定》未來實現多邊化的重要一步。(35)鑒於歐盟一貫認為中國參與全球事務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平衡的全球秩序，且《服務貿易協定》是新一輪全球經貿規則的核心組成部分，歐盟支援中國的立場，不僅是出於市場利益考慮，還多少帶有對美戰略平衡的考量。美歐ttip談判的分歧實際上反映了雙方實力對比與競爭力的差距。例如，歐盟反對將數據保護引入談判，除了保護公民隱私的考慮外，在很大程度上，則是擔心在云計算、移動應用、互聯網服務和電子貿易領域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美企將受益更大。多數歐盟官員和專家認為，ttip並不意味著針對其他地區的貿易壁壘，更不是“經濟北約”，其目標是確立負責任、透明和包容性的自由貿易協定，吸引而非逼迫中國。歐洲政策制定者應防止美國將ttip打造成對抗中國的一項協議，歐美談判應盡可能開放並考慮第三國的利益。

(二)提升伙伴關係水平

首先，中歐經貿合作基礎穩固，並開始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到目前為止，中歐雙方相繼創建了年度高級別戰略對話、年度經貿高層對話及兩年度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三大支柱機制，並在政治、經貿、金融、能源、科技、環境、教育人文等62個領域，建立了50多個不同級別的部門磋商對話機制。歐盟連續10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連續第11年穩居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2014年中歐貿易額達6151億美元，占中國同期進出口總額的14.3％，同比增長9.9％。2014年中國企業對歐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增長迅速，達98.48億美元，增長117.7％，創歷史新高。2008年之前，中國平均每年在歐洲地區投資額不足10億美元，但近年來，中國企業以收購、入股、直接投資等多種方式廣泛投資於歐洲的制造業、高鐵、核能、港口、能源、機場、通訊衛星、金融等領域，正在改變中歐經濟關係結構，使雙方關係由高度依賴貿易向貿易和投資並重轉變。誠如2013年11月制定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指出，雙方致力於促進建立開放、透明的市場和公平的競爭環境，力爭形成貿易、投資雙輪驅動的中歐合作格局，為雙方在更大規模、更高水平上實現互利共贏奠定基礎。

開啟投資協定談判對中歐經貿合作具有里程碑意義，標志著雙方經貿關係的制度化。如果談判成功，協定將為中歐雙向投資提供公平、透明的制度框架，促進和便利相互投資，解決貿易摩擦問題，並帶動經貿規則的合作。由於歐盟市場的多元一體結構，中歐貿易摩擦始終是個難題，擴大雙邊投資成為解決貿易問題的新途徑，也是中歐貿易升級戰略的最佳切入點。中歐雙向投資增長潛力巨大。據歐委會統計，歐盟對華直接投資只占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中國對歐投資只占歐盟引資的2.2％。(38)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還有助於促使歐盟解決限制對華高新技術出口問題，雙方通過深化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在高科技領域的貿易與研發合作，加深彼此的經濟相互依存度。與以往中國與歐盟成員國簽署的雙邊投資協定不同，中歐投資協定是適應全球高標準投資協定要求的一項法律框架，而且兼具投資保護和市場準入雙重目標。加強投資關係意味著中歐商業文化交流的加深，也必然會加深對彼此經貿規則的理解與合作。歐盟本身是一個非均衡的經濟實體，以大市場和多層次的制度結構為特征，與歐盟開展投資協定談判，也將促使中國更具體地了解、適應及參與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

中歐投資談判進程體現了雙方利益的深度交匯與博弈。歐委會在投資談判中重點關注降低中國投資壁壘、提高雙邊投資保護、提升歐洲在華投資的市場準入、增加中歐之間投資額等多項議題。歐方提出以負面清單方式和準入前國民待遇原則為基礎，就投資保護和市場準入兩個方面與中國進行談判。中國在談判中則提出，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歐盟某些成員國現存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不同成員國在市場準入方面的不一致規定及不合理限制、對銀行業等敏感部門的準入限制、中方勞工簽證和社保問題、爭端解決方式。此外，中方還關切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本土化經營和完成審批程式上的困難，中國企業很難獲得當地信貸支援、某些歐洲國家對中國國有企業投資心存偏見和警惕等問題。

其次，經濟合作與雙方各自增長與改革戰略相銜接，已成為新時期中歐經濟合作的突出特點。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成為中歐擴大經貿合作的紐帶和機遇。歐盟學者在研究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地緣影響的同時，更看重其對歐盟的潛在機會。德國學者戈德哈特認為，中國“新絲綢之路”倡議對歐洲具有重要政治意義。歐洲和德國必須意識到中國在歐亞大區域的經濟潛力，他建議歐盟應設立獨立的中歐絲綢之路對話機制，在這一機制下，中歐雙方可商定在歐亞有針對性地開展合作的具體領域。歐盟推進“歐洲2020”戰略需加大在服務業、能源、交通基礎設施、研發體系等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力度，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為此，新一屆歐委會提出了總額為3000億歐元的歐洲重振投資方案。此舉同樣也為中歐經貿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機。中歐經貿合作升級，越來越多地涉及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亞歐供應鏈物流網絡相容、海上運輸市場和航線、鐵路服務、交通安全、核能和能源供應安全等戰略性經濟領域，對促進中歐雙方增長與就業、增強中歐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其意義不言而喻。

綠色增長與城鎮化合作也將促進中歐雙方的結構性改革和創新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走綠色可持續發展之路，將帶動中歐在低碳、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智慧與高能效交通、電動汽車、城市產業轉型發展方面的合作。除了資金、技術和市場合作，構建城鎮化伙伴關係還可促進中歐在社會保障與服務體系領域的合作與經驗借鑒。李克強總理在訪歐時指出，中歐應把城鎮化作為務實合作的新平臺、新亮點，突出加強在節能環保、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分享中國城鎮化和歐洲高技術產業化帶來的巨大效益，為中歐合作發展注入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最後，經貿合作的升級也推動了中歐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隨著中歐貿易和投資合作日益緊密，最近兩年中歐金融合作明顯加快，歐洲正在形成亞洲之外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2014年人民幣業務清算行落戶歐洲，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又一里程碑，倫敦、法蘭克福成為新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中歐雙邊資本市場準入將放寬，歐洲投資者可以通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參與在岸人民幣資本市場，中國投資者則將獲準進入倫敦和法蘭克福的資本市場。為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自2014年6月19日起，銀行間外匯市場已開展人民幣與英鎊的直接交易。10月14日，英國政府還宣布發行30億人民幣的債券。中歐金融合作制度平臺建設不僅為雙方金融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機會，促進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而且還有利於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多元化發展。

(三)超越買賣關係

發展中歐關係是完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觀的樣板。歐盟和中國都是在國際體系進程中具有自身獨立戰略意志的行為體，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在塑造全球秩序的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重視歐盟在國際事務和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整體影響力，“一個囊括28國、經濟總量高居全球榜首、綜合實力雄厚的歐盟，仍是全球重要的戰略力量和牽動國際格局演變的關鍵因素。”(40)歐盟及其成員國也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一支全球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與中國合作對於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消除全球貧困、解決衝突和遏制氣候變暖是必不可少的。在維護國際秩序和處理重大國際事務方面，如發揮多邊主義和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推動世界多極化，改革國際政治經濟治理體系，使其更公正、公平，治理機制透明高效，中歐雙方都存有基本共識。

發展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中歐戰略伙伴關係，首先需要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和相互開放投資，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中歐雙方gdp占全球三分之一，中歐經貿合作對全球經濟影響重大。雙方需要在避免wto多邊貿易機制被邊緣化、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等領域加強協調與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的包容性發展，推進結構性改革，推動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的有機銜接。(41)雙方還要共同推動氣候變化多邊合作進程，促進全球能源供應轉型，建立有序競爭、開放、透明的世界能源市場。此外，中歐戰略伙伴關係的全球意義還體現在雙方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針對具有全球重大影響的國際和地區衝突問題，如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內戰、中東恐怖主義、烏克蘭危機、阿富汗重建，中歐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話和溝通協調。中國與歐盟已在逐步提升防務安全對話和合作水平。2014年10月9日，中歐在北京舉行了首次雙邊安全防務對話。中國與歐盟成員國之間也在不斷擴大政治與安全對話范疇。2014年10月，中德兩國政府簽署了《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將雙方現有的戰略對話拓展為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創建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機制，加強兩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問題上的協調，為國際熱點問題尋求可持續的解決方案。(42)

或許更重要的是，中歐關係還是一種在不斷互動中建構起來的具有主體間意義的社會關係，而不能僅僅從物質角度衡量。(43)在全球價值鏈時代，中歐之間貿易依存度不斷加深、相互投資越來越多，這就牽涉雙方社會的很多層面，諸如市場環境、法律保護、勞動與環保、民眾情感、國家形象，因此，可持續的中歐經貿合作越來越需要雙方社會層面的支援和中歐戰略層面合作的支撐。中歐高層人文交流對話機制業已成為中歐戰略伙伴關係的第三支柱，長期的多層次和多種形式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將有助於雙方逐步形成共用的價值理念。

結論

ttip談判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重構全球經貿規則，即在市場開放和競爭、社會和環境等領域，歐美共同制定高於wto一般原則的標準。這一談判事關中國長期性、戰略性核心利益。當前，各國間高度相互依存的關係已經成為國際秩序和大國關係發展的結構性條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歐ttip的戰略排他性。歐美有關ttip談判的目標並非完全一致，談判最終是導致全球事務走向更大的衝突，還是導向更高水平的合作，需要冷靜觀察。

在與發達國家的貿易與投資談判中，中國總體上處於相對弱勢和守勢，國家面臨的經濟安全風險較大，需要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新的國際環境挑戰下，中國主動升級對歐全面合作、推動中歐經貿增長與革新伙伴關係、啟動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這些都可以看做是中國結合被動防御、積極防御與主動倡議的綜合戰略選擇。中歐需要進一步鞏固中歐經貿增長，革新伙伴關係的本質，在市場準入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深化合作，加強雙方社會層面的支援和中歐全球戰略合作的支撐。鑒於中國與歐盟已開始投資協定談判和自貿協議可行性研究，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也已進入文字階段，因而，中國需要審時度勢、積極有為，借機推動形成有關投資政策的全球共識。總之，用句套話來說，歐美ttip談判對中國以及中歐關係既意味著嚴峻挑戰，也蘊含著重要的戰略機遇。

作者崔宏偉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