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爭搶富士康:IT巨頭狂飆西進

半年后，全球2/3的iPad，都將是成都制造。

明后年，全球1/3的筆記本電腦，可能出自重慶。

一場改寫全球IT業版圖的巨變，正在中國西南部發生。那個群山環抱的四川盆地，正像一個四面看臺的足球賽場，那顆在萬眾矚目下滾動的球，是世界代工之王富士康，兩個奮力拼搶的球員，是兩個成長中的城市巨人——成都和重慶。

角逐進入白熱化，比分在不斷改寫。成都這邊，富士康旗下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已于10月下旬投產，170萬余平方米成都廠房將在明年全部建成， 50條iPad生產線，年產4200萬臺，超過深圳龍華廠區3000萬臺的產能。

重慶那邊。早在5月19日，富士康在重慶的產品外銷基地已完工，重慶將在明后年形成年產1億臺筆記本電腦的規模，占據全球1/3產能。

精彩激烈的賽事，引來全球“觀眾”山呼海嘯般的呼應。英特爾、宏碁、戴爾、惠普、德州電器、聯想、廣達、英業達、仁寶、緯創、和碩……在富士康布局成都、重慶的牽動下，世界IT產業掀起前所未有的西進大潮。

“成渝之爭”所體現的，是中國內陸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這一點包括臺灣在內的周邊經濟體均望塵莫及。”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添枝評價說。

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更斷言，我國沿海持續20多年的加工貿易模式，將因IT產業開放格局而全面改寫。

爭搶富士康的“成渝速度”

成都、重慶兩地雙雄競逐，成為誘發此次IT業西進的契機。

今年初，富士康身陷“十連跳”風波。受工資成本上漲等因素影響，富士康于9月份出現訂單違約危機，母公司鴻海精密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宣布，鴻海未來10數年營業額成長幅度，將由年均30%降為15%。

郭臺銘受困之際，成都、重慶競相出手，力邀富士康西進。

5月26日，四川省政府與鴻海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鴻富錦精密電子（成都）有限公司成立。廠房動工是7月25日，郭臺銘提出的條件很苛刻：要求3個月內建成幾十萬平方米的廠房，半年內廠房達到170萬余平方米；廠房要建在綜合保稅區內；項目開工，2萬名工人就要到位；項目用地4平方公里，另需10余平方公里做生活配套。

結果，成都展示的競爭力讓郭臺銘大吃一驚：簽約4個月后，9月30日，16萬平方米廠房建成，2萬名工人已到位；9月25日， iPad生產線安裝，10月18日即調試完畢并進行了出口通關測試，第一批蘋果iPad運往美國，預計圣誕前，可啟動近一半生產線。

重慶在效率上也毫不示弱。富士康在重慶的外銷基地，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完成了簽約、立項和奠基。

成渝速度救了郭臺銘的場，使得富士康的處境在短短兩個月內得到扭轉，其最大代工品牌蘋果iPad平板電腦產量，由每月100多萬臺提升至四季度的300萬臺，發貨時間由36個小時縮短至24小時，今年圣誕供貨這一關已基本度過。

一盤越下越精彩的棋

“救場”之戰，只是一場厚積薄發的“總決賽”。事實上，成渝兩地爭奪富士康這盤棋，早在數年前就已落子。

2007年底，劉奇葆轉任四川省委書記，其時重慶與成都同時獲批“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劉奇葆意識到，缺乏產業帶動的城鄉統籌，容易導致城市化外延的破碎式發展和農民的聚居返貧。為此，他上任后的首務，便是把富士康招進成都，以形成對全省的產業輻射。

在劉奇葆邀請下，郭臺銘2008年5月訪問四川。隨后，鴻海代表來蓉洽談投資。約見洽談的時間是5月12日下午兩點半。雙方正在休息室等待，忽然間山搖地動，突如其來的汶川地震，暫時打斷了富士康落戶的步伐。

趁四川忙于災后重建的關口，重慶后來居上，用另一張牌把郭臺銘拉了過來。

當時，黃奇帆做了個估測：未來兩年，全球筆記本電腦消費將新增1.6億臺。重慶的目標是吸引其中的8000萬臺產能落戶。

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確保IT整機零部件實現本地化生產。誠如是，則對整機廠商而言，上游進項物流將接近零成本，整體物流成本可望與沿海打平，加上西部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重慶的競爭力就能發揮出來。

靠著“整機+零部件”這張牌，黃奇帆穩步出拳。先是在2008年12月，把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廠商惠普拉到重慶落戶。重慶對惠普承諾，如果在三年內，零部件生產無法實現80%本地化，由此產生的一切物流成本，重慶政府全額補貼。

雖如此，惠普仍持謹慎態度，筆記本電腦整機產量號稱4000萬臺，實際上首批下線僅400萬臺。這種情形下，說服“代工之王”富士康跟進，就成為產業配套的關鍵。

2009年2月9日，黃奇帆親往臺灣，向郭臺銘施展縱橫之術。黃稱，惠普在重慶有4000萬臺訂單，如果富士康過來，可以既做零部件，也做整機。

作為世界最大的IT零部件廠商，富士康每年可做5000萬臺整機的零部件。但此時筆記本電腦整機市場，已由廣達、英業達等臺灣整機廠商瓜分完畢，鴻海不得其門而入。對郭而言，黃奇帆的到來，恰如一場及時雨。

于是，2009年8月4日，惠普(重慶)筆記本電腦出口制造基地、富士康(重慶)產業基地在重慶簽約，惠普正式下單4000萬臺整機。

廣達電腦整機訂單，40%來自惠普，富士康承接惠普2000萬臺整機訂單，帶來的戰略沖擊，讓整機廠商坐不住了。去年底今年初，英業達、廣達先后和重慶簽約，建造千萬臺產能筆記本電腦工廠。

“上千億的大項目，從簽約到開工，都只用了一兩個月。”黃奇帆高興地說。在重慶，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三家打破了持續十多年的分工格局，都既做整機又做零部件，重慶政府則居中協調。

黃奇帆透露，重慶政府跟三家達成特別條款：英業達把重慶作為其全球第二個基地，廣達把重慶作為其第三基地。重慶80%零部件本地化的時間表，也由三年之內提前到兩年之內。

重慶的斬獲，對四川觸動不小。從2009年6月開始，成都全力提速與富士康的談判進程。當年10月，郭臺銘與成都簽訂10億美元大單，擬投資LED液晶電視、液晶模組、LED背光模組等面板生產線，和重慶基地形成上下游配套。

“那次簽約，終端產品只有電視機，這遠遠不夠，而且電視機也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成都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鄭莉說，因此領導下決心，必須拿下富士康的王牌產品，就是最火的iPad、Iphone。

彼時，成都的區域政策優勢遜色于重慶。2008年上半年，成渝同時向國務院遞交方案。是年底，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率先獲批。而成都只獲批一個保稅物流中心；今年2月，10.3平方公里的重慶西永綜合保稅區再次獲批，兩地政策距離進一步拉大。

成都急了，加快追趕。重慶的西永綜保區從申報到獲批歷時半年；而成都高新綜合保稅區從申報到今年10月18日獲批，三個月搞定。

在給富士康土地時，成都出手更大方，在原來2.6平方公里基礎上，專門把富士康南片區并進來，整合為4.68平方公里。

重慶同時引進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三個“冤家”，局面固然壯觀，但也恰好給了成都游說的空間。知情人士透露，有四川領導對郭臺銘說，重慶太擠了，你們過來吧。

為了滿足IT業訂單出口所要求的快速供貨，成渝兩地各出奇招，打起一場縮短物流時長的比拼戰。

成都這邊，2009年底開通了直飛歐洲的全貨機航線，采用載重量110噸的波音B747全貨機執行，一周3班，并可根據項目的需求增加航班次數。這很符合蘋果輕便手機的需求。

成都到蘭州鐵路修成后，成都與歐亞大路橋接通，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只需17天。而現在從上海走海運到阿姆斯特丹，需要23天。

重慶不甘雌伏。5月19日，鐵道部確保渝深快速集裝箱“五定”班列開通，重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至深圳鹽田港站的運輸時間，由原來的106個小時縮減到53個小時，比長三角至歐洲的海運時間還短數小時，形成了電腦整機物流優勢。

鴻海10月19日公告的赴大陸投資案顯示，在爭奪富士康中，成都似乎暫時領先半個身位：成都鴻富錦平板計算機廠產能擴充四倍，加碼投資達8000萬美元，主要針對第二代iPad；而重慶部分新設富駿廠，專攻路由器、交換機等，只加碼1500萬美元。

知識產權驅動

以富士康為基點，成渝之爭，正在刷新全球IT業格局。今年下半年，成都先后引入全球第二大筆記本代工廠仁寶，以及世界最大電路基板制造商華科等；重慶先后引入全球最大筆記本電池生產商新普、第二大筆記本電腦廠商宏碁，加上400家零部件配套廠商匯集，兩地“整機+配套”IT產業鏈條成型，將迫近2萬億產值。

“我們注意到，富士康這次西進，帶來的是最好技術，最核心專利。”日前在成都召開的第三屆“知識產權與城市發展市長論壇”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說，所以，成渝成功導入IT業，得益于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驅動。

在臺灣，鴻海已被看作“技術之王”，目前擁有專利1萬多項。一直以來，鴻海集中大陸生產的主要是連接器板塊，屬勞動密集范疇，這部分專利比例一度占集團的94%，2009年底已下降到24%。相反，新興行業如精密光學、無線通信、LED、平面顯示、納米技術等則大幅抬升。

中國-東盟自貿區啟動后，臺灣由于不能單獨與東亞各國簽訂自貿協定，處在“圍三闕一”的不利大勢之中。當局考慮到的唯一自保手段，就是維持技術連結，以守住其在東亞生產網絡的重要地位。

相較于制造技術，發展進階的制程技術不受關稅差異化或其它租稅差別待遇影響，因此，臺灣當局一直宣揚“研發在臺灣、制造在大陸”，試圖重新建構類似1960年代直接出口美日歐盟的架構，鴻海的本土技術，成了其“科技臺灣”的王牌。

然而，脫離中國大陸制造基地，另外開辟對美日歐盟直接出口通道，即便強大如鴻海，在今日也已力不從心。因此，郭臺銘雖頻頻呼應協助臺灣科技轉型，但多數至今依然是紙上工程。

這一切，和富士康在成渝IT圈的大手筆加碼投資形成鮮明對比，輿論認為，這得益于大陸方面對郭臺銘呼吁知識產權保護的良性回應。今年4月，臺灣地區領導人蕭萬長透露，經過雙方努力，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特別把保護智慧財產權納入。

此前，早在ECFA研討階段，郭臺銘就一再呼吁知識產權是臺灣最重要的財產，兩岸電子業如能雙邊合作，可謂雙贏；如維持現狀，則是雙輸。

在此背景下，“郭臺銘西進和成渝IT圈的速成，可視作風向標。”陳添枝認為，長期以來，臺灣只將自己定位為美日與大陸科技鏈接的“中間商”，如今這種架構，因富士康而面臨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