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西方"大鍋飯"埋單?

應該承認，西方經濟發展目前正面臨著巨大的困境。西方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在於中國，因此不斷向中國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經濟要求，例如人民幣升值、擴大內需、增加進口等等。其實,造成西方經濟問題的關鍵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大鍋飯」，這個大鍋飯和計劃經濟的大鍋飯似乎有得一比。西方對中國的許多經濟要求，實際上也就是要中國民眾為西方社會的「大鍋飯」埋單。

西方經濟發展為何遭遇困境？

不可否認，二戰後，西方經濟發展的活力大大下降，雖然有個別戰敗國經濟發展有過一段輝煌。造成西方社會經濟活力下降的根源不在於新興經濟體的形成，而在於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眾所周知，二戰後，西方各國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形成。這對化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做出了非常偉大的貢獻。可是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利用當前的稅收和相關費用實施救濟的社會體系，它日夜不停地大量吞噬著資金。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歐盟國家社會保障消耗平均已經佔到其GDP的30% 左右。

而由於西方社會保障本質上是一個救濟體系，其資金的主要來源並不是也不可能通過本身的運作來產生，更不可能來自慈善捐助，而只能是政府通過稅費的收入，所以西方各國政府因此而產生的負擔極為沉重。以美國為例，自社會保障體系建立以來，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路攀升。美國政府估計2008年度財政支出預算(2,9020億美元)的52.61%(15270億美元)直接用於社會保障。

但是，政府承擔還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這種負擔主要還是由民眾來承擔的。對目前西方各國的稅收做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其稅收85%以上是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公司營業稅。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政府估計，2008年度上述三項的稅收將達到24887億美元，佔整個財政年度收入26625億美元的93.5%；其中尤以個人所得稅為重，達到12466億美元，接近整個財政年度收入的47%；如果將社會保障稅費也計算在內則比例更接近82%。由此可見西方民眾稅務負擔的沉重。

如此沉重的負擔，必定會使民眾的實際購買力下降，而購買力的下降自然會導致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緩慢。事實也正是如此。自西方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來，西方經濟發展速度就由快速增長變為長時期的、明顯的低增長。官方統計數據表明，自1950年開始到現在，歐洲國家的GDP平均增長速度一般都沒有超過2.7%。

社會保障是資本主義的「大鍋飯」

必須承認，西方社會保障制度並不是一種合理的制度。這種不合理性除了表現在對於經濟發展的桎梏之外，還表現在它缺少基本的社會公平性，實際上是一種「大鍋飯」。

西方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模式是：政府通過向有可納稅收入的人士徵收稅費，再轉給社會保障體系，對全體社會成員實施社會救濟。這種救濟是無需償還的。毫無疑問，任何一個社會成員出現醫療費用支付困難時，我們都應該對他實施保障，但是我們是否需要救濟富人？尤其是不是需要劫貧濟富，對富人進行施捨？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讓窮人救濟富人是非常荒唐的。

如果我們對全部社會成員進行考察並不難發現：儘管社會上當前可以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自己承擔全部醫療費用的富人並不多，不過這只是從一個靜態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我們從動態的角度來看問題，則情況完全不同：

1、如果是患有小毛小病，醫療費用不高，很多就業者在就醫時就完全可以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自己承擔醫療費用；除非患有需要巨大醫療費用疾病。

2、如果給與就業者一個支付醫療費用的緩衝時間，使之可以逐步地償還醫療費用，而不是在就醫時必須立即支付全部費用，那麼可以在完全沒有困難的情下，自己來承擔自己的醫療費用的患者，毫無疑問會更多。

如果我們以發展的眼光再來看目前沒有就業的人士，還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未成年人及大學生中的不少人是未來的富人或中產階級，雖然他們現在沒有收入或收入極其有限，可是他們的未來是富裕的。只要他們今後就業有了收入，也是可以和現在的就業者一樣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逐步承擔自己的醫療費用的。

對於現在可以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逐步地自己支付醫療費用、以及未來的富人和無需將遺產帶到天堂和地獄去的老人，我們所需要給與他們的幫助是什麼？是救濟施捨還是全面援助？顯然，全面援助是唯一合理的選擇。我們實際上僅僅需要對那些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無力自己承擔醫療費用的社會成員實施救濟，而不是對未來的富人施捨救濟。

可是非常遺憾，西方社會醫療保障並沒有對患者加以區別，而是不加分別地一律實施救濟性保障。這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鍋飯」。由此可見，造成西方社會經濟發展滯緩的根本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如果沒有這個「大鍋飯」，西方經濟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問題。

西方社會的唯一出路

金融危機發生後，一些學者認為，金融危機的產生標誌著市場經濟的失敗，社會經濟應該由國家嚴格控制而不是走完全徹底的市場化道路。從技術上來看，這種理論是合理的。但是金融危機的根源並不是技術上的，它實際上宣告了西方社會保障模式的破產，而不是自由經濟的終結。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預言：技術層面的加強監管，雖然是不可缺少的，可僅僅是在技術上加強監管，既不能化解金融危機，更不能從根本上恢復西方經濟的活力，只能在一定意義上推遲或延緩這種危機的發生，或減小危機的規模而已。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不對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那麼一個比目前金融危機更為巨大的危機——社會保障危機將會不可避免地降臨。西方一些專家學者已經在為此感到擔憂不已。他們認為，這種社會保障危機比目前次貸危機更為驚人，在資金量上遠遠大於目前的次貸危機，是一個「超級次貸危機」。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掙脫社會保障制度的枷鎖是西方社會化解金融危機、恢復經濟發展活力的唯一選擇。

越來越多的西方知識分子實際上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保障制度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而且一直在非常地積極推動政府實施改革。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各國在野黨和執政黨之間爭吵不休的一個基本問題，實際上就是圍繞著如何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降低稅收而展開的。西方社會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快對保障模式實施改革，使之盡快地由無償救濟體系轉化為既可以更好地實現保障宗旨，又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的援助體系。

所以，西方社會不應該要求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自己的困境。中國沒有任何義務來為西方社會的大鍋飯埋單。而且，中國也根本沒有能力為西方社會的「大鍋飯」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