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太再平衡戰略失效看中美戰略攻守態勢逆轉（上）

隨着我國三大艦隊南海軍演的結束和南海仲裁案鬧劇的落幕，東亞局勢也就到了一個緊張和敏感的節點。無論如何，自從去年十月美軍巡航南海以來，美國在戰略預判上顯然打錯了算盤，低估了13億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的意志和決心。美國在南海自導自演的鬧劇最終只能無奈收場，色厲內荏和外強中干的拙劣本質暴露無遺。在美國不敢對華開啟戰端的前提下，亞太再平衡戰略也就到了曲終人散，美國自己再去想法收場的結局。這種結局的出現，不僅意味着美國長期以來對華遏制戰略的徹底失敗，同時也宣告了中美在戰略博弈的形勢上攻守互易的轉折點的到來。

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和超越遏制戰略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幾十年來的的美國對華戰略。在二戰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依據二戰後全球秩序的設計，推動形成了雅爾塔體制。雅爾塔體制的一個基本企圖，就是美國隔兩大洋對歐亞大陸的三極力量——歐洲、蘇聯和中國進行調節平衡；美國科技和經濟在全球遙遙領先世界其他大國，利用兩個大洋的保護蓄養美國國力，同時對作為世界島的歐亞大陸的三極力量實行「外連衡而斗諸侯」的策略，讓它們在矛盾和紛爭中相互消耗，總體上對這些大國勢力予以全面遏制，從而保持美國的全球霸權永固。歷史不可能重來，不過富蘭克林•羅斯福對二戰後的戰略格局的設計，其初衷在戰略上毫無疑問是對美國最有利的。

但是由於我國革命的成功和斯大林在東方的戰略破局、再加上英國首相邱吉爾對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熱心」戰略誤導，二戰後的世界開始偏離羅斯福為美國設計的雅爾塔體制，並滑向了走向東西方對抗的冷戰格局。盡管如此，美國對大國勢力遏制的必要性還是毋庸置疑的。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而言，中國作為一個歷史傳統悠久的大國，在二戰後的格局中都是被美國遏制的對象，區別僅僅在於美國選擇的方式和策略的不同。沒有哪個世界霸主能夠容忍其他大國對自己的戰略優勢地位形成挑戰；英國對拿破侖時期的法國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如此，美國對冷戰時的蘇聯和冷戰後的中國也是如此。為了遂行美國在世界東方對中國和蘇聯遏制戰略，美國在冷戰格局形成時期就開始拼湊「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安全框架」，以日本和韓國作為對華遏制的前沿國家和橋頭堡，糾集對華遏制的東方陣線。

不過就地緣政治、經濟和戰略特點而言，日本在美國的遏制戰略的全球架構中，和西歐國家相比，卻是瘸腿的一環，。盡管美國像援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一樣，通過道奇計劃重建日本經濟，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離島國家組成的的西太平洋框架要達到美國戰略遏制的目標和任務，還是勉為其難。日本雖有具有受過良好教育和工業訓練的人口，這是二戰後日本經濟能夠迅速復興的底蘊，但是這個國家的地緣位置游離於大陸之外和資源貧乏，也就意味着美國為了保持對華遏制的力度和效果，一方面不得不耗費更多國力對日本進行扶植和長期支撐，這是美國實施「道奇計劃」的主因，也是戰後日美關系的主線；另一方面，「沖風之末，力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極，力不能入魯縞」；美國將手臂伸過寬闊的太平洋，支持一個先天不足的日本，可謂是事倍功半；打出去的拳頭的實際力量在長長的手臂的伸展中最終會衰減到什麼程度，美國有苦自知；這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實際後果中得到充分體現，具有絕對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全球霸主，與當時國力尚屬孱弱的中國兩次交手，不得不鎩羽而歸。

不僅如此，日本也是一個具有大國野心、不安分的國家。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美國繼續在亞太繼續保持足夠軍力的部署早就被在中美的多次軍事較量中被證明已經失去實際意義和效果。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的企圖和目的，與其說是繼續戰略遏制中國，不如說是在裹挾日本繼續對華遏制的同時，包含了看住日本這個懷有別樣心思的國家、防止日本在政治上東山再起和對美國的全球霸權進行反噬的心思。日本自己心中也清楚美國駐軍日本是美國對日政治和經濟控制的前提，因此在戰後的幾十年中，日本也不想帶着鎖鏈生存，一直試圖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和尋求「正常國家」的地位，特別是日本在中美之間進行戰略投機的行為，也在客觀上對沖美國對華遏制的力度與效果。

冷戰格局的形成，美國置身事外和隔岸平衡調節以蓄養本國國力的打算也成為泡影，迫使美國不得不在遏制世界大國的角力中自己赤膊上陣；美國在消耗戰略對手的同時，也在大幅消耗自己，或許美國在戰後短短七十多年迅速走向衰落的戰略根源也在於此。新世紀以來還淪落到了跟多個大國勢力輪流消耗的境地，美國也開始從霸權的巔峰位置上迅速衰落。

美國的對華超越遏制戰略是在冷戰格局的背景下產生的，也是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結局之下無奈的產物，美國不得不從硬性的軍事對抗走向軟性的文化、經濟和外交對抗。實際上，美國圖謀通過代理人和代言人對中國實施思想和政治控制的嘗試，從退還「庚子賠款」的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了；雖然在改革開放後，美國通過培養一大批香蕉人（黃皮白心）和在華通過腐蝕拉攏腐敗官員以培植在華代理人和代言人勢力、在引導中國的社會制度與體系向西方、特別是美國並軌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不過作為一個僅僅200多年的年輕國家，美國對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的理解仍然是膚淺的；中國作為碩果僅存的文明古國，其民族生命力的淬煉，在五千年中經過了無數次的生死存亡的考驗，民族生存經驗和教訓的積累和智慧沉淀，遠非這樣一個年輕國家的戰略智慧所及；在逐漸回歸的強國國民心態和走向復興之路的的中華民族精神面前，超越遏制戰略和遏制戰略一樣，都會在中國的冷靜與警惕中淪為一廂情願和妄想。

G2戰略倡議

新世紀以來，隨着隨着美國國力因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勝而不利而相對衰落、中國國力的顯著增長和崛起勢頭的愈發強勁，如何處理對華關系以繼續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體制，成為美國戰略思想界的一個需要絞盡腦汁的問題。「G2」戰略倡議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的。它是指由中、美兩國組成一個Group來代替舊有的G7或者G8，即七國集團或者八國集團，以攜手合作解決世界經濟問題。他在2008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後召開的媒體電話會議上宣傳他的"G2"構想。他認為，中國已經是個名副其實的經濟超級大國。美國應當成全中國，使其成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法建築師和管理者，使中國與其作為全球經濟超級權力的新角色相匹配。鑒於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八國集團之類的全球治理已經落後於時代，此後他還鼓吹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弗雷德•伯格斯滕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場合提出「G2」這個概念，雖然表面上僅僅限於中美經濟關系的層面，但是因為其試圖尋求新的中美戰略關系定位，說它是戰略倡議同樣毫不為過。

「G2」模式實際上並不是什麼具有新意的戰略構想，在近現代以來的「G2」模式也曾經出現過不同的版本，其基本戰略邏輯也被隆隆滾過的歷史車輪所多次碾碎。

從1870年普法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法關系，就是較早的一種「G2」模式，這種模式的出現是在英國國力相對下降、德國的實力迅猛膨脹和大英帝國霸權受到嚴重沖擊的背景下發生的。英國當時利用「G2」模式，通過對法國在戰略方面進行讓步與利誘，以換取法國的戰略合作，以維護英國被沖擊和挑戰的世界霸權。英國運用這種「G2」模式，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國際政治中部分成功地排擠了美國，並且為大英帝國延緩了二十多年的壽命，但是國力相對衰落和軍事優勢喪失，才是大英帝國壽終正寢的自身原因。「G2」模式的另一個主要合作者法國則被一度被德國滅國。

二戰後，在華約組織產生和冷戰格局形成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向美國提出了「美蘇共同主宰世界」的戰略構想，這是「G2」模式二戰後的版本。前蘇聯同樣以強大的工業與軍事實力為基礎，向美國發起挑戰並要求分享世界霸權。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自然是美國無法容忍的；經過三十余年的對抗消耗，美國最終拖垮蘇聯，相應的「G2」模式的戰略倡議湮滅在歷史塵埃之中。

新世紀以來，美國提出對華讓步和進行利誘的「G2」模式，並未改變這種這種構想的基本內涵。「G2」模式只能是美國在國力相對下降的背景下維持其世界霸權的工具和手段，其底線自然在於美國霸權的根本利益不容受到挑戰；霸權只是霸權所有者所堅決維護的東西，這是所有問題的中心！而絕不是拿來與他人永久分享的。被「G2」的國家，只能是跟隨者和在利益上撿撿漏；這同樣是一種戰略遏制的高級手法。在全球絕大部分資源被美國霸權控制的背景下，中國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和空間，為了國運自主和民族復興，與美國的戰略沖突最終不可避免。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提出和實際效果

2011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機遇高調亮出「轉向亞洲」戰略。2012年6月3日，在當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時任美國防長的帕內塔明確提出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指出美國將在2020年前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

奧巴馬政府首屆任期以來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是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繼續。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不過是重彈老調，在軍事安全、雙邊經貿、地區穩定和全球治理等諸方面對華既合作又競爭，並將亞太地區作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心。這種戰略的內涵在對華政策應用上可概括為：「競爭合作、制約防范、規塑行為、影響發展、避免對抗」，奧巴馬以「巧實力運用」一言以蔽之。因此「亞太再平衡戰略」可以看作「G2」戰略倡議的現實展開。

盡管帕內塔在新加坡巧言承諾「不遏制中國」，但是實際上重塑亞太安全新格局時又將中國當成「靶子」；言行不一不僅透露出美國的戰略無奈，而且也給亞太國家發出矛盾和混亂的信號。中國外交學院戰略與沖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蘇浩曾撰文指出，「美國將其軍事盟國和戰略伙伴國與自身的戰略利益綁定，將它們推到前沿以對抗美國的挑戰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鳥：既將雙邊軍事同盟變為多邊同盟網絡，從而強化了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又挑撥了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遲滯了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同時更是直接鎖住中國的海上實力的拓展空間，而又避免了與中國的直接對抗和沖突。」對亞太國家而言，它們被迫卷入中美戰略競爭的現實環境中，「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亞太國家不僅存在對有關對抗成本與代價的憂慮和擔心，而且還擔心自己成為美國對華戰略馬前卒的炮灰結局。

以「亞太再平衡為」幌子，美國實際上企圖恢復和鞏固以華盛頓為中心、以經濟和安全高度依賴美國為兩大支柱的亞太同盟網絡——這個亞太戰略框架的支點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台灣（地區）。而在政治與軍事層面，隨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同台灣的同盟關系已經實際結束。上世紀80年代，由於新西蘭在核動力艦艇進入問題上同美國的分歧，美新同盟關系明顯觸礁。90年代初，菲律賓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國會通過決議迫使美國交回蘇比克灣軍事基地，而泰國則在柬埔寨問題解決後始終拒絕美國在境內部署軍隊和永久基地。澳大利亞雖然在新世紀與美國簽訂了新的軍事協定，但是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力度卻也是前所未有。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這些美國過去的和現存的亞洲盟友——除了菲律賓以外——其最大貿易伙伴，幾乎都已經從美國變成了中國。以美國為首的這個亞太同盟網絡的經濟與安全利益的基礎雖然未見根本性的崩解和坍塌，言其千創百孔倒是符合事實。

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願景的確很美好，但是現實卻過於骨感。在大國相互核威懾的前提下，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矛頭所向自然是對中國經濟和貿易進行阻撓和壓制，阻撓東亞一體化進程，以阻止中國國力的膨脹勢頭。不過也正是在這種遏制壓力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實力和地位反而不斷上升。中國GDP已從2008年的314045億元翻倍增加到了2014年的636463億元！短短六年中，中國經濟已經從僅相當於美國的一半成長到了與美國比肩而立。在近十年中，我國軍工科研領域可謂碩果累累，軍事和國防實力也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而快速增強，而不是在遏制中每況愈下；中美軍事實力的力量對比雖然未發生根本性的逆轉，但是軍事技術的代差已經趨於消失。盡管美國迄今為止仍然不肯放棄亞太再平衡這個實際上已經失敗的戰略，而現實的這種殘酷卻是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想面對的！

從「C2」戰略倡議到「一帶一路」戰略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被強勢反制和實際失效，自然緣於中國的卓越應對。針對美國的「G2」戰略倡議並結合中美在亞太地區競爭的現實態勢，2012年5月3日，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中表示，中美不搞「兩國集團」（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沖突對抗，但可以搞「兩國協調」（「C2」模式），在（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加強溝通、協調與合作。

顯而易見，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是想恢復和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范圍和對亞太事務的主導權，並且竭力將中國的戰略影響力封堵於東亞大陸之上。從美國實施這個戰略的經濟層面的手段——TPP經濟圈來看,如果參與TPP的國家能夠實際有效地運行這個區域經濟與貿易安排，並且在政治和軍事上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實際恢復，那麼廣袤的太平洋也就實際上成為美國及其亞太盟友圈的「內湖」。而支撐中國的「C2」戰略的一個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組建以中國為龍頭RCEP亞太合作圈，與TPP針鋒相對，通過區域合作保持中國在這個地區的戰略影響力的存續，進而實現我國與美國實際上共管亞太事務的局面。

如果說「C2」戰略是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直接應對的話，那麼「一帶一路」戰略則是對美國對華長期遏制戰略的全面應對。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由東亞-太平洋區域向全球范圍多層次和全方位蔓延。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願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這就是中國著名的「一帶一路」戰略倡議。在圍棋的對抗中，這種局面也稱為「擴大棋盤」；我國不僅東出太平洋和美國的封堵遏制角力，而且高舉「全球合作」的大旗，以「一帶一路」戰略倡議、亞信峰會、金磚機制和亞投行機制以及諸多雙邊和區域合作機制為抓手，開始了在世界范圍的戰略布局，引領着一個以中國為主導的廣泛合作的新的全球化浪潮。該戰略倡議得到世界100多個國家的積極回應，我國在全球的大棋盤上造就了處處生機與活力的局面，美國的對華遏制與孤立的戰略，在這個浪潮中被化於無形。這種具有戰略進攻性的積極應對，更加推動中美之間實力對比和戰略態勢的加速逆轉。（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