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投資下滑遠不止是貨幣發行問題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僅增長9%，其中民間投資更是大幅放緩至2.8%，其中6月份更是首次出現負增長（按年倒退0.1%）。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國企投資的快速增長，上半年按年增速達到了23.5%。對此，社會不免更加擔心民間投資近乎斷崖式的下滑，是否會給中國經濟帶來進一步沖擊。

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於學軍表示，當前中國經濟中有值得關注的幾個現象，包括民間投資增速下滑、資產荒、銀行涌向平台進行貸款、貨幣信貸急劇膨脹但新增信貸最多的是政府部門等。他認為出現這些現象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已從外需轉向依靠投資拉動的內需，並由此導致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由過去以增加的外匯做抵押，變為以投資和收購債券；貨幣投放的渠道和內容也從實體企業(多為制造業、商業物流、房地產)變為了地方平台公司或者是央企（多為基礎設施建設）。於學軍表示，「因此，民間投資下降是人民幣貨幣問題」，企業和個人手里拿着人民幣但缺少投資機會，形成了所謂的「資產荒」問題。

在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看來，民間投資大幅下滑與上述貨幣因素之間確有關聯，但貨幣投入和貨幣發行機制的改變實際上是民間投資不斷萎縮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導致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很多，遠不止貨幣發行機制變化。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當前經濟生產中的投資回報率（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房地產業）與以往相比很不理想，企業對經濟前景不樂觀，導致企業沒有信心在購置機器設備、研發等方面進行投資，而是傾向於持幣觀望。這直接反映為上半年狹義貨幣（M1）大幅增長了24.6%，遠高於廣義貨幣（M2）11.8%的增幅。

其次，民企的投資門檻過高。在一些有發展潛力的服務業領域，諸如養老、醫療、教育、旅游等，仍存在着不少政策性限制和歧視。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盡管國務院出台不少政策文件明確支持民間投資，也在部分行業推出了一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但這些項目期限很長，其中蘊含大量的政策風險（如地方新上台領導否定前任做出的投資決定）、市場風險、運營管理風險及環境風險，民間投資不敢輕易涉足，項目落地率普遍不超過三成。

第三個因素，企業的稅費負擔過重以及融資困難沒有明顯改善。為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從降低企業的用電、「五險一金」成本，到取消不合理的收費和中介環節以及稅制改革（營改增），國家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可謂不多。但政策從出台到產生實際效果，需要不短的時間。政策在實際執行中，到了地方也會走樣。在融資方面，銀行有自己的規定和利益考量，並不會因為國家出台了政策就普遍降低對中小企業的貸款門檻。

導致民間投資萎縮的第四個原因，是資金大幅外流。受諸多因素的影響，近兩年來，我國已有數千億美元資金流到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企通過移民、海外投資等方式轉移出去的。本來應該投入到國內的資金去了國外，國內投資額自然就高不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提高的因素，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更被一些經濟界人士看作是導致民間投資的核心原因。海通證券(600837,股吧)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就認為，2011年至今，我國新增農民工從1000萬銳減到350萬，農民新增人口的減少直接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消費需求下降，從而導致民間投資增速大幅下滑。

安邦咨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下滑是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未來要提振民間投資，就必須進一步推進多項改革（政府進一步簡政放權、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隨着改革進入到深水區，改革不可避免要觸及很多方面的利益，既包含國企，也牽扯很多政府和行業部門。在這樣的環境中，民企要發展，其難度可想而知。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進展之前，恐怕很難期望民間投資會有明顯回升。

導致民間投資的因素遠不止貨幣發行機制變化，它是投資回報率低下、民企投資門檻過高、企業稅費負擔及融資成本過高以及國內資本大量外流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進展之前，很難期望民間投資會有明顯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