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靠什麼打敗中國 大象有雙隱形的翅膀

和訊網消息，近來有關苹果公司要把全部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印度去的傳聞愈演愈烈，有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印度利用人口紅利在撿中國的漏兒，而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膚淺，中國慢慢失去或不止是「中國造業」，還有科技創新的機會，甚至背後是中國和印度長期的人才較量。

說到人才，這就不得不提印度的精英教育。跟中國「大眾化」教育不同的是，印度是一個信奉精英主義的國家,雖然它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國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 但建立了規模龐大的高等教育設施，培養了數量可觀的精英人才，也造就了一支讓世界刮目相看的科技隊伍，這個群體雖小，但都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在整個世界也比較有競爭力。

去年谷歌將43歲的印度高管桑德•皮查伊提升為首席執行官引起業界轟動，至此谷歌和微軟這兩家硅谷巨擘均由印度人執掌。其實印度不止為世界輸送最頂尖的人才，同時還批量的向世界輸出CEO，據統計除谷歌和微軟之外，百事的Indra Nooyi（CEO）也是印度人、Adobe的Shantanu Narayen（CEO）還是印度人，諾基亞的、萬事達卡、高知特、德意志銀行、肯德基、思科這些公司的高管都是印度人。

而與印度裔人士在職場的如日中天比，中國精英在職場上則遜色的多。據統計在硅谷華裔總人口占到28%，清華大學在硅谷有一萬多校友，浙江大學有五六千校友，北大復旦交大武大南大等大陸名校的科技精英幾乎都在這里，但管理階層的華裔人數與印度裔比卻相去甚遠。

一、在高端職場，印度人為何比華人更勝一籌？

曾經效力谷歌的印度裔軟件程序員馬尼什阿羅拉認為，越來越多的印度裔員工在硅谷科技公司擔任要職，或許是因為印度人更善於交際，也更有語言優勢。

由於歷史的原因，印度人在英語方面的確有先天優勢。印度曾是一個受英國殖民統治近２００年的國家。英語是印度教育的通用工具。兒童從小受到英語的熏陶，從小學開始就接受正規的英語教育，到大學時其英語能力與英美國家相比已毫不遜色。這樣鮮明的語言優勢，可以與老師和同學進行無障礙的溝通，也便於他們迅速了解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理論。

中國的歷史文化強調服從和一致性，個體要服從總體，總體要遵守規則，而印度人沒有這個傳統，並且好爭辯，這種"質疑"精神對對成為高級管理人才是有幫助的。

而更主要的是印度精英有長遠的職業規劃，這也決定了印裔經理人能在職場上走得更遠。根據一項調查研究，各國在美國的移民群體當中，印裔平均收入最高，但即便經濟條件再優越，這些經理人仍然不滿足現狀，寧願合租公寓樓也要花錢在學業上繼續進修，甚至很多高級經理人辭去工作，自己創立公司，而不去考慮買車買房。

而中國年輕人則更鍾情於物質的投資。當然「做十年生意不如炒一套房子」這樣的社會現實也狠狠打了為理想打拼的年輕人耳光，往往讓他們奮斗卻收獲挫敗感，這種不正常的社會氛圍形成了惡性循環，也禁錮了年輕人的上進心。

二、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反而歪打正着

如果我們把印度奉行的「精英教育」和傾斜的教育資源投入制度看成是一種落後的表現，那在這個特殊階段，這種有限資源的高效利用反倒成就了印度精英人才的培養。

印度一直將高等教育作為教育發展的重心, 希望能夠通過發展高等教育增強其人才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印度獨立後便十分重視工程技術教育, 早在50 年代就仿照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 IT ) ,在全國相繼建立了6 所「印度理工學院」, 發展至今印度已經有了550 多所工程技術學院和1 100 多所多科技術學院。

由於是精英教育，在人口數量龐大的印度，只有那些成績最好的學生才能考進大學，而一流學府如印度理工學院的錄取率更是低得驚人。印度每年約有30萬優秀的中學畢業生報考印度最好的大學——尼赫魯時期建立的印度理工學院（IIT）和印度管理學院（IIM），這兩所學校的錄取率不到2%。與之相比，哈佛的錄取率是13%。IIT的畢業生曾被美國《商業周刊》評價是「印度歷史上最熱門的出口產品」。

南方周末曾做個報道，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鍾」節目曾評論：把哈佛、麻省理工、普利斯頓大學加在一起，就是印度理工學院在印度的地位。

甚至如果一個印度學生同時接到IIT和哈佛的錄取通知書，他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前者。因為從IIT畢業的學生，可以很輕松地得到一份年薪在7萬-9萬美元的工作。

但中國似乎缺少這種份量的高校。

與此相比, 中國從1999年開始,高等學校擴大招生規模,高等教育也從「精英教育」走向了「大眾化」教育階段,但教育的普遍性並沒有帶來相應的人才優勢，每年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更多的受過中等教育或職業教育的勞動者在尋求工作機會。

三，印度的精英階層帶給印度的是什麼？

跟中國中產階層比，印度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擁有更積極的價值觀，作為整個社會的核心成員，他們信奉辛勤勞動、勤儉節約，認為實現中產夢想需要努力和良好的教育。而中國目前的階層固化則讓更多的人認為實現夢想只需要有個好爸爸。

而這種價值觀的分歧從起跑線就開始了，在印度進入印度理工學院和印度管理學院是讀書人的終極夢想。孩子入小學就開始為10年後的考試做准備。在高達30萬的申請者中，往往只有2000人才能成功進入這兩所學校，隱形的結果是這種比拼制度制造出一批具有自主選擇精神和高度紀律性的精英，

他們一旦走出校門成為管理者往往充滿雄心壯志，目光也更加遠大，這也是他們與中國同齡人的不同之處。

更為重要的是，別以為這些精英通過打拼走上高位，就只管自己賺錢享受了，實際不是這樣。有人認為印度CEO能一枝獨秀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都十分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從某種意義上說，做事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沃頓商學院教授哈比爾•辛格表示：「我接觸過的大多數高管都會說：如果你不幫周邊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那麼你就不算是成功。」 。

一項關於高層管理人員的研究表明，南亞高管傾向於將更大的目標作為職業向導。「他們想的不是某件事要對自己有利，而是要給更多的人帶來利益。」塞尼•斯賓塞說：「當他們做出商業決定時，會很嚴肅地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CEO會用其麥肯錫式的戰略思維思考：我們如何賺更多的錢？但印度人卻有更高的追求，這種商業倫理在西方國家是很少見到的。」

而這與大多數中國中產階層迫於生存的壓力，更多追求車子、房子和兒子的格局還是有截然不同的差距。

印度的精英教育可能也有偏頗之處，但對教育資源有限的印度來說，讓最優秀的人脫穎而出，以點帶面帶動國家科技的發展，未必不是一件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