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中東政策：角色調整還是戰略轉移？

編譯 | 杜若瑜、李佩陽

一些人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中東政策頗有微詞，他們抱怨奧巴馬缺少長遠的戰略性眼光，也有人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奧巴馬從執政起便堅信：考慮到美國當前的實力，削減在中東龐大的軍隊和政治投入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伊拉克戰爭和對恐怖主義勢力的過度打擊已經使美國負擔了不小的經濟壓力，而隨后的經濟危機更是使美國經濟的雪上加霜。

“精簡”美國在中東地區事務上的參與，不僅僅意味著要減少物質投入，也意味著美國需行使外交遏制戰略，進而要求盟友們自己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奧巴馬一貫堅持將此戰略置於首位，不遺余力地清除一切相關的反對力量。

雖然這樣的戰略不能有效快速地實現美國的利益，但能使其在涉及國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問題上采取更為主動的應對措施，例如美國在伊朗核武器項目、恐怖主義、巴以衝突以及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采取的政策。

盡管奧巴馬擁有如此敏銳的分析能力，其政策的實施仍不時陷入困境。奧巴馬政府往往無法幫助他實現那些在慷慨激昂的演說上許下的諾言。他們盡力向中東民眾有效地傳達美國政策，卻無法對美國的言行不一作出解釋。另外，美國國內黨派在美國的中東政策上也存在分歧，奧巴馬政府的綏靖政策和不干涉主義者們已經極大程度地激怒了那些希望美國無條件支援中東盟友的政客們。

從以色列拒絕停止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定居點，到埃及的軍事政變，再到伊拉克與所謂“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對峙，美國不得不去接受政策失敗所帶來的后果。在約束和安撫盟友這一方面，美國無疑也是失敗的，所以美國對外行動的積極性正逐漸被瓦解。

得益於美國的安全保障以及對伊朗、伊斯蘭主義者的共同仇視，中東的領導人們羽翼漸豐，他們希望美國拒絕支援民眾參與民主的需求，拒絕與伊朗開展外交接觸，並且拒絕對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政治包容。就連與共和黨較為親密的以色列總理本杰明·內塔尼亞胡也不想參與美國提議的巴以和平談話。

最終，奧巴馬決策上的成功與其實際操作上的失敗之間產生了一道跨不過去的溝壑。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對維護地區穩定仍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他們拒絕了對敘利亞進行軍事投入，從伊拉克撤軍，在核問題上與伊朗達成了協議，並且認可了阿拉伯起義。

在推動埃及民主化進程，尋求巴以雙方的和睦共處等關鍵問題上，美國都有正確的想法，卻沒能成功貫徹落實。由此看來，改變中東混亂的地區秩序、精簡美國物質投入的道路上將困難重重，下一任總統在解決地區持續內亂問題時很可能會繼承奧巴馬的一部分想法。

未被察覺的視角

奧巴馬在上臺的那一刻便下定決心就美國對中東所承擔的義務做一些調整。雖然滿懷敵意的以色列政府和分裂的巴勒斯坦政體使美國的調解工作難以進行，推動巴以和平談話的屢次嘗試都以失敗告終，但不論成功與否，在經歷漫長的耗時耗力的二十年之后，美國得到了解脫。與此同時，與伊朗達成核共識不僅僅使得美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了首要安全威脅，也緩解了區域內外盟友的伊朗核問題壓力，可謂是一箭雙雕。

伊拉克的慘敗深深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世界觀。奧巴馬政府正確地將侵略伊拉克行動看作是一次誤判，這次誤判是災難性的，它傷害了人道主義精神，引起了國家內戰和新的“聖戰”類型，並且給予了伊朗地區武裝發展壯大的的可乘之機。

奧巴馬明白，2007年的軍隊擴增減少了暴力行為，卻沒有根本解決政治危機。和在2007 年一樣，如果沒有政治調解，軍事上的成功將毫無意義，中東各方勢力對於軍隊、武器的可怕欲望依舊存在。盡管布什政府沒有留給奧巴馬一個授意全部美國軍隊撤出伊拉克的駐軍地位協定，盡管伊拉克不希望美國軍隊離開，奧巴馬仍舊不愿將大批美國軍隊部署在伊拉克。

奧巴馬從上臺伊始，就將伊拉克撤軍列在議事日程的首要位置。美國將不會為了影響地區局勢而繼續駐兵伊拉克。盡管當時美國在伊拉克的軍隊成千上萬，伊拉克首相努里·馬利基仍然選擇追求個人權力，無視了美國的指示。況且也沒有什么絕佳的機會使美國在2010年逼迫伊拉克人接受一個由伊亞德·阿拉維領導的政府。

伊拉克深陷內戰、境內的“伊斯蘭國”的壯大的現狀都不應歸咎於美國的撤退，而應歸咎於馬利基腐敗的宗派主義教條統治。現在來看，美國選擇的撤軍時間是非常恰當的，如若奧巴馬沒有按時撤退軍隊，那么之后摩蘇爾的占領必定會將成千上萬的美國軍人再次拉入冗長的無用戰爭。

在解決舊的戰爭之余，奧巴馬還著力於阻止美國陷入新的戰爭。2011年美國在背后主導的軍事行動結束以后，利比亞持續混亂的局勢並無好轉，這證實了奧巴馬的直覺：第三者介入無法起到預計效果，美國的任何軍事支援都不能推動地區衝突的解決。這就是為什么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引導美國遠離敘利亞戰爭泥潭（不包括他頂著巨大的壓力向一些投誠的叛亂軍隊提供支援）——一個干涉主義政策團體永遠理解的明智決策。

頭號強敵——伊朗

奧巴馬對伊朗核外交的構思和施行可謂是外交決策的教科書式案例。他不僅明確首要任務，分配已有資源，也達到了預期效果。奧巴馬政府維持著脆弱的p5+1集團（由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及德國組成），以達成一個能滿足各方主要需求的、能有效限制伊朗核項目並實行定期處罰解除的協定，而且這個協定的內容源於一批美國決策者的想法。

伊朗核協定是一個美國開門見山地表達其意圖的例子。伊朗對於核武器的追求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都產生了威脅，然而無論是以色列還是美國，都沒有軍事措施能夠檢測伊朗的核野心。懲罰措施只能損害伊朗的經濟，給伊朗的領導層帶來壓力，卻遠不能推翻伊朗政權或使其作出讓步。哪怕是在2009年“綠色運動”時期，促使伊朗政權更迭也是一場徹底的白日夢。

因此，一切問題都留給了外交：這兩個多疑的國家是否能夠在同時滿足各自壞脾氣的盟友同時應對國內危機的需求下，達成最終協議呢？奧巴馬政府周旋於各方，最終達成了滿足所有人核心需求的協議。

許多協議的反對者們表示憂慮：這個協議是否有能力維持雙方信用？如果伊朗毀約，是否應該恢復處罰措施？更大的異議是：這個協議是否會成為美國接受伊朗地區霸權的前奏？這些反對者擔心核協議將以犧牲傳統的親美秩序為代價，使伊朗的地區霸權角色合法化。除此之外，對伊朗開放外交和撤除懲罰措施也會增加伊朗的野心。因此他們把目光聚焦在伊朗的核區域，公開宣稱美國意圖在其他地方打擊伊朗的野心。

短期來看，維持協議效力的政治努力或許是有意義的。但所有的參與者，從沙特阿拉伯到以色列再到伊朗自己，都很有可能是為了向國內外的支援者證明他們沒有向西方低頭，而是以敘利亞和也門為競技場，逐步增加對抗性動作。但是長期來看，這個協議盡管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卻很有可能在未來為各方持續創造利益，為美國和盟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斗勝利鋪平道路。

奧巴馬對伊朗政權的本質和持續的地區衝突不抱任何不該有的幻想。與伊朗再結盟的想法只是右派的批評家們自顧自構建的謊言罷了。對於奧巴馬來說，最終的目的不是對伊朗形象的重新定位，而是構建穩定的地區秩序——而這並不需要美國長期軍事部署。

大膽的希望

對於奧巴馬來說，阿拉伯地區的暴動預示著一個很具誘惑力的前景，這可能會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地區腐朽的政體結構。2011年5月19日，奧巴馬發表了一個有關中東問題的成功演說。他把阿拉伯的暴動放在歷史的巨浪中看待，並把美國的立場與抗議者的訴求聯合，他的表態也許會令阿拉伯的專制君主頗為費解，畢竟美國是他們信賴有加的頭號盟友。

這個表態的戰略遠見和道德取向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奧巴馬意識到了飽受獨裁統治之苦的阿拉伯人民的期望，他試圖把阿拉伯人民與政體都推向民主而非暴力之路。他歡迎這些暴動，並試圖把其轉換為民主機構，這實是明智之舉。盡管他無法在阿拉伯地區持續地支援暴動，也無法處理其發起的政治戰爭，但是很難說美國還能再做些什么了。

突尼斯的暴動稍稍引起了美國的注意力，而埃及對美國主導的地區性秩序來了當頭一棒。2011年頭幾月，那些數以百萬到街頭游行的阿拉伯民眾並沒有統一的目標，把他們團凝聚起來的是一個推翻現有政權的強大欲望，而美國卻深深卷入這政體之中。

盡管如此，奧巴馬還是以有所保留的、希望的態度審視這些反抗，把它們稱作是進步的、具有新氣象的進程，這種進程也與他在國內的政治遠見如出一轍。鑒於反抗者對美國所支援的政權進行了挑釁，奧巴馬的立場無疑是杰出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也同樣是值得欽佩的。

2009年6月4日，奧巴馬在開羅大學大會堂里進行了演說

這次對反對派的支援，無疑是一次賭博。奧巴馬冒了很大的風險來實現這個“遠見”，雖然從短期來看失敗了。奧馬巴意識到，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不可能存活下來，於是安排了一個和平過渡。盡管穆兄會贏得了2011至2012年間的大部分選舉，他仍然支援了在埃及的選舉與民主機構。這次賭博——在民主體系中支援穆斯林兄弟會的加入，可能是變革性的。

如果穆斯林兄弟會是由於民眾支援率下降導致在競選中失敗，而不是在2013年6月被軍事政變推翻的話，今天埃及與中東很有可能是一副好光景。

奧巴馬政府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前后並不一致。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它往往會選擇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一方：美國擔心海灣盟友被孤立，他默許了巴林對抗議者的殘酷鎮壓；允許沙特阿拉伯主導也門的反民主轉型；在平衡埃及革命后軍方及穆兄會各派領導人方面舉棋不定，並批評雙方的立場；對利比亞戰后混亂的秩序視而不見。

奧巴馬清楚地意識到，阿拉伯之春中有民主轉型的力量，但他找不出引導這種轉變的最佳方式，這與盟友對反民主軍事打擊有關。盟友們認為，奧巴馬政府未能在埃及和突尼斯政治轉型時給予他們足夠支援；美國提供給埃及人的資金遠遠不夠，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為保守派提供了更多資金支援；奧巴馬對埃及人所謂的“為民族存亡而斗爭”的言論也不感興趣，特別當地媒體侮辱曲解他的計劃時。

美國與中東地區盟友間的矛盾似乎已經逐漸失控了。奧巴馬對阿拉伯世界抗爭的支援只是外在的、不切實際的。對反抗者的處境，美國則給予同情，並鼓勵他們的民主進程。但是當美國盟友支援的舊秩序和美國主導的新秩序發生衝突時，事情變得非常麻煩。

奧巴馬希望美國推動歷史的發展，將美國價值觀傳播，可是這又與美國的現實利益發生了衝突。民主進程的失敗可能導致整個政治體制的崩塌；美國政府除了被迫接受現實，減少損失外，沒有別的選擇。

戰爭和撤軍

奧巴馬一直致力於美國的停戰與撤軍，並避免發動新的戰爭，並且獲得了成功。可是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么，永遠別低估美國與主要阿拉伯國家在整件事上的對抗。當今美國軍隊規模較小，且大部分是戰備部隊或駐扎在伊拉克，很難完成在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的大規模部署。

奧巴馬曾說過不會采取軍事介入的辦法解決問題，而在美國與伊斯蘭國開展空戰之前，奧巴馬僅在利比亞違背了一次他的承諾。美國采取了人道主義干涉，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美國沒有采取行動，那么幾乎可以確定，當全世界看到隨之發生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后，都會責怪西方沒能保護好平民。

利比亞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沒有表示出想要協商的意愿。美國政府使用空中力量以及間接軍事援助的規則對卡扎菲政權進行打擊。這個規則是成功的，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並且加速了一個可怕專政者的衰落。然而，之后利比亞的崩塌為懷疑美國干預政策的人們提供了足夠的支援。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干預措施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后果。

奧巴馬政府支援沙特在也門開展軍事運動的意愿已經變得越發悲觀。在華盛頓，很少有人相信沙特的戰爭理論，更少的人認為這場運動有成功的希望。事實上，美國在安撫沙特，目的是阻止沙特在伊朗談話中形成阻礙，從而讓數百萬也門人遭受無意義的痛苦。

當今，中東強權政治由代理人戰爭和干預措施占主導。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家的政府在崩塌，這可能導致地區大國間爆發政治衝突。伊朗動員什葉派網絡和民兵，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動員遜尼派的各種宗派伊斯蘭網絡，由此產生的代理人戰爭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破壞，讓更多獨立、強大的非國家行為體（比如“伊斯蘭國”）有機可乘。

美國做了很明智的選擇——避免公開地加入這個遊戲。然而當面臨選擇新戰場時，由於這樣的做法讓美國的盟友或敵人有了優先權，於是美國僅有非常有限的選擇。這場代理人戰爭沒有勝利者，它給人們帶來無盡的苦難，還加劇了核心的問題——國家失敗后的激進主義勢力的增長。

敘利亞戰爭、激進化和區域不穩定將在未來幾十年一直縈繞在中東地區，這將很有可能成為給奧巴馬任期最為棘手的任務之一。奧巴馬拒絕以軍事介入來支援敘利亞的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廣泛批評。在面對敘利亞政權的無情屠殺和各種頻繁的惡行時，憤怒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奧巴馬明白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任何一個受歡迎的干預政策提議都於事無補。從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為了掌握政權而向武力鎮壓妥協時起，從他的對手選擇拿起武器把和平起義上升為叛亂時起，敘利亞就注定經歷可怕的內戰。美國軍事力量本可以多少卷入這場戰爭，但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對伊拉克的占領以無果而告終，這么慘痛的教訓讓人們知道即使是一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也極有可能失敗。

敘利亞干預政策的支援者們往往堅稱他們不希望美國的軍隊進入他們的國土領域。但是奧巴馬政權敏銳地意識到來自戰斗升級的壓力，即使是一個能力有限的行動都可以帶來這種升級，因為這樣一個“有限的美國干預政策”的想法並沒有什么意義。

阿薩德不會在北約開始轟炸時棄其國家而去。但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對抗伊斯蘭國的空中行動中可以看出敘利亞有限的空軍力量。阿薩德的空軍也許會在不久進駐一個禁飛區，但這不會讓反對派免受迫擊炮和地面行動的威脅。給反對派提供防空武器可以造成戰術上的差異，同時也會將民航機置於威脅之下。美國軍方將不得不保衛它之前所宣布的每一安全地區，但單靠軍方是無法完成此項任務的。

在美國，為反動派提供武裝是最受歡迎的提議，也是美國一直以來斷斷續續實施的政策，然而這卻是最不可能成功的。隨著戰爭的進行，敘利亞反動派從開始的支離破碎狀態不斷向激進化發展。早在2012年，巨額的金錢和大量的槍支就從海灣國家和土耳其流入反對派組織中，並且美國的秘密行動已經在進行中。

但是幾乎沒有可行的和意識形態可以接受的群體供美國放心武裝。武裝反動派不會讓美國擁有對這些群體的控制權，反而會不可避免地讓美國支援極端聖戰分子。叛亂分子做他們該做的事，隨著敘利亞的起義演變為暴動，只會出現不斷激進化和殘酷的局面。

阿薩德的大多外國贊助人支援任何叛亂分子。其結果是敘利亞外援的增加只帶來了極具破壞性的權力平衡，在一個更大的戰略僵局中出現各方的輕微騷動。並且一個有權的反動派總是不愿意妥協，有權的阿薩德政權也同樣如此。缺少側面的徹底勝利的話，任何權力平衡都不會促成談判。

面對所有這一切，奧巴馬政府明智地反對了干預這一危險的“滑坡”，轉而去拴住盟友，創造談判條件，減少百姓的苦難。2013年8月和9月的失敗的轟炸威脅被認為是美國最嚴重的錯誤，這證明了卷入戰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奧巴馬停止使用化學武器幾乎是一個夸張的討好，以至於呈現出一種困難的表象。一旦卷入，撤離就會付出極高的代價。奧巴馬非常明智，寧愿走開背負“退縮”的罵名。但是真的差一點就同意了轟炸行動。

伊斯蘭主義的演變

奧巴馬總統試圖通過利用無人機空襲、與當地盟友的合作伙伴關係、以及培養相對更加溫和的伊斯蘭教組織這三種方式來一步步打擊“基地”組織。因為對伊斯蘭教內部政治有相當的了解，他及時地將伊斯蘭教主流從基地組織中分離了出來，減少了不斷發生的文明衝突。

在他執政的前四年，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基地”組織在整個地區失去了政治和組織的立足之地，而在隨后的2011年5月，本·拉登被處死。但是，繼“阿拉伯之春”之后，主流群體如穆斯林兄弟會及其附屬機構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選舉中獲勝，進入了新的政治歷程。

2009年6月奧巴馬在開羅的演講中，否認了西方與伊斯蘭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並大力開展壓制伊斯蘭暴力極端主義的戰略，就像當年撤軍伊拉克和鎮壓恐怖主義一樣。隨著穆巴拉克的衰落，奧巴馬想與穆斯林兄弟會合作的意愿是對幾十年來美國政策的一個背離，也是美國始終堅持民主的重要標志，與誰贏得勝利無關。2012年初，奧巴馬的伊斯蘭政策被證明是成功的。

奧巴馬的政策代表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一個轉折性時刻？還是僅僅是暫時性的偏離軌道？這一切都尚未可知。

埃及的軍事政變，穆斯林兄弟會的不斷衰弱，敘利亞“聖戰”的地域性支援和馬利基的宗教暴政——所有的這一切，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奧巴馬政府不愿看到的——這些都是聖戰主義以“伊斯蘭國”形式復甦的主要驅動力。雖然阿拉伯政權的反民主思想在逐漸淡化，但是埃及境內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強烈抵制和海灣國家對民主參與理念的懷疑，都使得一切無法挽回。

穆斯林兄弟會停止了長期以來對暴力極端主義的對抗，不再提供保護。與穆斯林兄弟會的屢屢受挫相反，伊斯蘭國得到了喘息的機會，獲益良多，比如失去了一些與之思想原則相悖的敵對勢力。就像奧巴馬政府預計的那樣，這直接導致了埃及暴力事件逐漸上升、地區不安定和極端主義的進一步滋生。

想要進行一次反革命運動？ 2013年7月，一場軍事抗議活動在埃及舉行

由於近些年來遭到不斷地打擊，聖戰主義的發展已呈現出頹勢，但是敘利亞內戰的爆發再次為“聖戰主義”的抬頭創造了契機。伊斯蘭國是由未被完全鎮壓的伊拉克叛亂軍建立的，在馬利基的宗教暴政下，“伊斯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土耳其和海灣國家資助了無數意識形態相似的叛亂組織，他們共同構建了一個破碎的、多極的敘利亞，伊斯蘭國就在其夾縫中生存，逐漸繁榮起來。其次，其他動盪的國家也給了伊斯蘭國擴張的機會。有些諷刺的是，奧巴馬成功消滅基地組織也為伊斯蘭國的發展帶來了不少推動作用；殺死本·拉登使美國減少了一個敵人，但卻因此引來了更多的敵人。

分析人士注意到“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一些特殊之處：他們總是表現得好像從不占領和掠奪領土一樣，把影像暴力作為一種權力工具，他們播放血腥的影像以實現訓誡成員的目的。“伊斯蘭國”的力量源於對手的軟弱，也源於它利用阿拉伯運動孱弱的能力。

它在那些存在宗教分化和政權崩潰的地區茁壯成長：比如伊拉克、敘利亞，還有局勢動盪的利比亞和剛經歷過政變的埃及。它挖掘其他的聖戰主義者，並利用曾服務於基地組織的人脈網絡。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襲擊規則也在逐漸效仿基地組織。它能夠迅速地成長，但如果接連遭到挫折就會立刻崩潰。然而就算伊斯蘭國崩塌，這對於當今活躍在中東地區環境里的宗教主義和聖戰主義也不會產生大的打擊。

調整與預判

奧巴馬政府拒絕對敘利亞實行軍事干預，不僅沒有滿足一些人對於實現美國權力的期許，反而引起了美國盟友們的恐慌，也擾亂了地區權力平衡，形成了新的結盟和衝突。奧巴馬對伊斯蘭國所采取的措施證明了奧巴馬對中東局勢的遠見卓識。

奧巴馬意識到了威脅，卻沒有將其過分夸大，而是將采取行動所要付出的代價和獲得的利益相權衡。因此，在伊拉克向美國發出協助打擊伊斯蘭國的請求之后，作為回應，美國派出了有限數量的軍事顧問和空中力量，並且提供了更多的物質援助，但沒有重蹈覆轍。

美國擁護者們，將繼續抵制這種較為克制的做法。在布什執政時期，巴以關係較為穩定，表現為阿拉伯國家領袖愿意協力打擊恐怖主義勢力、伊朗提倡民主改革。伊拉克總理很享受和美國總統的定期視頻會議以及美國用之不竭的軍事支援。

在中東，幾乎沒有領導人想要打破這樣一種量身定做的地區秩序。以色列和海灣國家最近向美國政府尋求更多支援的行為，反映了他們對於在新秩序中自身地位的不確定。

奧巴馬的政策代表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一個轉折性時刻？還是僅僅是暫時性的偏離軌道？這一切還有待觀察。無論奧巴馬的繼任者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他都很可能會“糾正”所謂的中東干預的失敗。

筆者認為，未來美國的諸多政策動向將極有可能體現在，美國對中東事務的軍事投入，尤其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如果是這樣，那么美國的下一任總統在改變了種種奧巴馬的中東政策之后，就會發現中東固有的“結構現實矛盾”也會為奧巴馬辯護。

原文載於《外交事務》網站（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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