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弘：烏克蘭危機中的價值觀沖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俄羅斯烏克蘭關係和原蘇聯國家轉型政治研究；本文摘自《和平與發展》2015年04期

引讀
烏克蘭與歐盟自由貿易區協定已於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俄方的舉動也引起烏政府的強力反制。毫無疑問，烏克蘭危機中的價值觀衝突成為了一系列矛盾的根源之一，烏克蘭是否就此投向西方懷抱？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平臺特推送此文，以饗讀者

內容提要

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發端於是否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地位協定，表面上是各派政治力量在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分歧，但實質上代表著冷戰后不同價值觀在烏克蘭的一次劇烈衝突。本文認為，價值觀是影響人們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觀點和看法，因此烏克蘭危機是價值觀衝突的結果。導致價值觀衝突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社會主體利益分化是其社會基礎；西方文明與傳統斯拉夫文明認同差異是其文化基礎；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與俄羅斯的保守主義價值觀競爭是其政治基礎。烏克蘭危機反映出構建核心價值觀對於政治穩定的重要性。外部大國正是利用烏克蘭多元混亂的價值觀矛盾，將危機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終導致國家政權更迭和族群分裂的悲慘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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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是關於價值的一些基本觀點、看法和態度，它表現為人們關於一系列基本價值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如恩格斯所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1]

價值觀衝突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的重大實踐難題，更是政治學研究中不容回避的基本理論課題。價值觀念衝突其實是一種觀念形態的價值衝突，是不同價值觀念及其體系之間的差異、排斥。

實際上，衝突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同其他任何衝突一樣，觀念衝突最終決定於社會生產力與人們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

1烏克蘭危機是價值觀衝突

二戰后，大量新興獨立民族國家出現，如何實現經濟起飛、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成為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核心問題。

從政治學視角來看，發展道路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價值取向，概括了國家社會發展的本質和目的，體現了傳統與現代、民主化與國情的深刻辯證關係，並要求建立可以確保實現國家發展理念的機制。發展道路既是經濟現代化問題，更多意義上也是價值觀取向問題，即以何種方式實行政治現代化。

冷戰后，原蘇聯國家都選擇了引進西方憲政民主主義，但共同的趨勢並未消解民族國家的多樣性發展。

蘇聯解體10年以后，在烏克蘭的周邊形成了兩種不同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內部發展困境和外部誘惑相互疊加，迫使烏克蘭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蘇聯的解體並未打破歐洲地緣政治環境分裂的格局，一端是以美國和歐盟為首的西方集團，另一端則是俄羅斯。[2]雖然二者都奉行憲政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但是在民主和經濟發展模式上卻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

獨立的烏克蘭依然處在歐盟和俄羅斯兩大地緣政治集團中間，它們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價值觀。

歐盟在政治民主、發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希望烏克蘭能夠在政治上倒向西方體系；俄羅斯則憑借資源優勢躋身於新興經濟體國家之列，不斷以能源和市場為手段迫使烏克蘭加入其主導的獨聯體一體化。

一方面是烏克蘭社會在自我摸索國家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周邊大國也在竭力爭取烏克蘭向自己的模式靠攏。因此每一次烏克蘭發生道路紛爭時，都會演化成為俄歐之間的地緣政治爭奪戰。烏克蘭國家獨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不同價值觀的多元化過程，在社會衝突的背后是價值觀衝突問題。

烏克蘭在引進了自由主義價值觀之后，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也獲得了傳播。在經歷了痛苦的經濟轉型和政治轉軌之后，不同價值觀的競爭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愈發緊張。在烏克蘭獨立的最初10年里，國內政治紛爭不斷，經濟陷入自由落體式下滑，直到2000年后，經濟才逐漸走出衰退陰影，社會開始思考國家的發展道路問題。圍繞國家發展道路的價值觀嚴重衝突，在獨立后的20余年間已經兩次爆發。

2004年末烏克蘭爆發了總統選舉糾紛，代表西方價值觀的候選人尤先科和代表傳統斯拉夫價值觀的候選人亞努科維奇發生了激烈的斗爭。其背后是烏克蘭向何處去的國家發展道路危機，是不同價值觀斗爭的危機。

東、西部地區選民按照地理分界線被分割成兩個部分。西烏克蘭地區的選民支援尤先科的“歐洲一體化”政策，而東烏克蘭地區的選民則傾向於與俄羅斯保持特殊的鄰國關係。

遺憾的是，親西方政黨在“橙色革命”勝利后，並沒有能夠兌現選舉前關於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的承諾，而是讓國家再一次陷入腐敗和內斗的丑聞之中，讓打算成為“歐洲人”的西烏克蘭人再一次失望。

2014年初，烏克蘭再次爆發的政治危機同樣也是兩種價值觀的斗爭，導火索是烏克蘭是否簽署有關歐洲一體化的協定，不同地區和政治力量因此展開激烈博弈。

2主體利益矛盾導致的價值觀衝突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不同的價值觀念實質上反映的是不同主體的現實利益。從價值活動主客體來看，由於主體的利益等價值關係的改變，價值主體會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目標。

在利益的驅使下，主體評價標準之間、判斷事物的準則之間難以一致無爭，使價值選擇多種多樣，實現價值的手段、過程和結果呈現出新的特色，創造價值的活動必然也是充滿多種目的、行為、觀念、意志之間的沖撞和爭斗。

首先，烏克蘭寡頭階層內部的利益分歧是導致價值觀分化的經濟基礎。烏克蘭獨立以后，按照“華盛頓共識”實行了自由市場經濟改革，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消滅了計劃經濟，形成了一大批富可敵國的寡頭階層，以及數量龐大的貧困化社會階層。烏寡頭興起於庫奇馬總統大力推行私有化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

在一片混亂中，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成為瓜分盛宴，獲益者往往是那些接近經濟資源的人，如：工礦企業管理層、經濟管理高級干部。短短的幾年間，烏就出現了一個超級富豪階層，被稱作“寡頭”。寡頭們先是控制了國家的經濟資源，數以千計的工礦企業成為他們的獵物；緊接著，他們又逐漸控制國家政治機器

寡頭們在政治體系中培養代理人，甚至干脆自己進入政府，成為議員和高級官員。可以說，在烏克蘭，大商人和官員的界限非常模糊，他們常常是同一個人。

這是一個特殊的政商階層—大多數政治家是大商業的代理人，在議會和政府層面代表他們的利益，而寡頭自己也成為政治家。

在這個政治和商業高度結合的社會體系中，烏克蘭大致可以劃分出幾個大的寡頭集團或者派系，如頓涅茨集團、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集團以及基輔集團。他們來自不同的產業區，擁有各自的政治基礎，除了在維護現有格局這一點上有共識，彼此充滿了競爭。[1]獨立后的烏克蘭，政府在形式上建立了西方模式的憲政政府。

而每個寡頭集團則通過建立自己的政黨、推舉政治代理人的方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

例如，基輔集團創建了“我們的烏克蘭黨”、“烏克蘭社會民主黨”和“烏克蘭民主改革聯盟”；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集團組建了“祖國黨”和“人民陣線黨”；頓涅茨克集團則創建了“地區黨”，成員就包括時任州長后來成為總理和總統的亞努科維奇。

寡頭集團還操縱著全國的媒體系統，主要的報紙、電視臺等傳媒機構都由他們控股。在這個后蘇維埃時代的民主國家里，每個寡頭集團都有足夠的能力資助並影響政治。來自東部地區的頓涅茨克集團的主要商業活動在冶金和能源領域。這里包括烏克蘭最大的寡頭阿赫梅托夫和菲爾塔什，他們的經營活動涉及金融、冶金、能源和商業多個領域，特別依賴於俄羅斯的能源供給和市場。保持與俄羅斯的特殊政治和經濟關係，是該集團寡頭的生存基礎。

因此，由他們支援的地區黨在對俄關係和俄語地位等議題上持積極政策。而來自中西部的寡頭集團則較為積極地支援歐洲一體化，反對與俄羅斯保持過於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其次，新生代烏克蘭人與寡頭集團的利益矛盾是價值觀矛盾爆發的社會基礎。

這里提及的“新烏克蘭人”並非一個地域性、民族性的政治概念，而是特指蘇聯解體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烏克蘭人。他們具有全新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政治參與積極性較高，對社會現狀不滿。希望通過參與政治活動改變國家，認同歐洲政治民主。[1]

烏克蘭獨立以后，國家放開了對公民在政治領域的控制。西方民主價值觀通過選舉、大眾媒體不斷影響到新生的烏克蘭人。伴隨著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西方文化在原蘇聯地區廣泛傳播。

西方的電視電影、搖滾音樂和文化交流讓新生的烏克蘭人認識到了不同的世界，更增強對美國和歐盟社會的憧憬。由於國內經濟不景氣，許多年輕人選擇了出國打工。在蘇聯解體的最初10年，烏克蘭勞工主要選擇去俄羅斯就業，每年在那里的短期勞工約150萬人。

進入21世紀后，隨著歐盟東擴和簽證制度便利化，大量的烏克蘭勞動力開始涌向歐盟國家。選擇去華沙和柏林學習就業已經成為烏克蘭大學生的潮流。人員交流的增多增強了新烏克蘭人對歐盟民主制度的向往。與當權的政治家和壟斷國家經濟的寡頭不同，新生代的烏克蘭人更在意歐洲一體化給他們帶來的自由權利。

獨立20多年來，烏克蘭不僅存在著東西部的地區差異，而且也逐漸與周邊鄰國拉開差距，從而導致居民在心理層面的感受發生了較大變化。東西部地區的認同差異也源自特殊的經濟版面。烏克蘭經濟版面以第聶伯河為界劃分為東西部，東部地區是工業基地，西部則以農業和服務業為主。

東部占經濟總量的2/3，成為國家經濟的頂梁柱；西部地區由於產業空心化而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大量勞動力被迫通過合法或非法渠道流向俄羅斯、波蘭和德國。進入21世紀后，勞工流向歐盟國家的趨勢更加明顯。

目前，在波蘭、德國和意大利等歐盟國家的烏克蘭勞工已經超過120萬人。可以說，西部地區不僅在文化上親近歐洲，在經濟上更是離不開歐洲。西烏克蘭人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希望通過“歐洲一體化”更加便利地獲得在歐盟就業的機會。巨大的經濟反差強化了“新烏克蘭人”懷抱“歐洲夢”。獨立20余年來，烏克蘭的發展模式越來越令民眾失望。

不僅政治上一直陷入腐敗和黨派紛爭之中，經濟發展也更是糟糕。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的實際gdp僅相當於1990年的69.5%，得益於人口減少，人均實際gdp才僅相當於1990年的81.1%。而與原來水平相仿的鄰國波蘭相比更是天壤之別，gdp僅為其1/4。

巨大的發展反差堅定了烏克蘭融入“歐洲一體化”的信心，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幻想通過加入歐盟直接過上好日子。在2013年底的政治騷亂中，年輕人已經成為示威人群的主力群體之一，否則無法解釋反對派能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原因。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2013年11月的民調顯示，18～29歲年齡段的受訪者對加入歐盟的支援率高達50.8%，而全國平均值為39.7%。[1]

烏社會轉型已經23年，在此期間成長起來的新生代烏克蘭人至少有1,000萬，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社會人群。無論是來自外巴爾喀什山脈的西烏克蘭人，還是來自於克里米亞半島的東南部烏克蘭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時代符號—

21世紀的年輕人。

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和資訊技術快速發展，西方文化和媒體迅速全球化，特別是對於年輕的烏克蘭人，他們更多地接觸到了不同文明和價值觀，有著不同於父輩的民族文化粘度。

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已經成為新生烏克蘭的價值觀符號，他們有著表達自主政治意愿的荷爾蒙。以往的烏政治危機更多意義上是地域性的文化衝突，是不同國家發展道路的競爭，是不同寡頭利益集團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占位之爭。而此次發生在烏克蘭的歐洲一體化危機，卻是新烏克蘭對於國家命運和自身夢想的價值觀抗爭。

3文化認同差異導致的價值觀衝突

價值觀念是特定文化環境下的產物。從價值觀念的形成過程看，價值觀念是主體價值活動和在一定風俗習慣、一定文化氛圍下積淀而成的關於價值取向、價值信念、價值標準、價值規範的穩定的觀念模式。

而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風俗習慣、文化特點，由於各個民族的特點迥異，使得不同民族在歷史發展和文化進步的道路上產生了多樣性，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念。烏克蘭社會基於不同的民族、歷史和文化差異形成了差異性較大的文化認同。

位於中西部地區的居民主要以烏克蘭族為主，他們在歷史上對沙皇俄國和蘇聯時期的統治具有較大的敵意，在文化上具有強烈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情緒，抵觸俄羅斯文化和語言，傾向於歐洲文化。[1]

而烏克蘭東部地區以講俄語的居民為主，他們在歷史上長期處於沙俄和蘇聯治下，在宗教、文化上更加親近於俄羅斯，與其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系。盡管東部居民也支援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是反對割裂與俄羅斯的歷史文化聯系，希望賦予俄語第二官方語言地位。

由於烏克蘭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居民不同的歷史文化認知，他們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差異也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國家未來發展道路的理解和選擇。

2013年末，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決定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地位協定》和歐盟自貿區協議之后，遭到來自中西部地區的政黨和選民的強烈不滿。價值觀差異在歐洲一體化問題刺激下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主要矛盾，烏克蘭因此陷入國家危機和內戰漩渦。

烏克蘭身處歐洲大陸和俄羅斯之間，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競爭自然不可避免。烏克蘭作為一個統一民族國家的歷史十分短暫。歷史上的烏克蘭一直被周邊大國分而治之：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和沃倫地區曾長期被波蘭和立陶宛大公國統治，而東部地區則長期處於沙皇俄國的控制之下。

波蘭在統治西部地區時期強行推行天主教，壓制烏克蘭人的東正教信仰；沙皇俄國則在東部地區奉行俄羅斯化政策，打壓烏民族文化和語言。

兩種不同的文化政策導致烏民族文化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發展軌跡，西部地區雖然保留了烏克蘭語，但是在文化上逐漸波蘭化。東部地區的烏克蘭則被沙皇俄國視為“小俄羅斯”，處於社會上層的東烏克蘭人完全放棄了烏克蘭語，成為俄羅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耳熟能詳的19世紀俄羅斯著名作家果戈理就是這樣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烏克蘭人。

果戈理作為烏克蘭貴族從小接受俄語教育，他的著作也都是用俄語寫成的。蘇聯解體后，烏克蘭獲得了國家主權獨立，但是從民族文化認同角度看卻仍處於東西部分裂狀態。國家主體認同的缺失是造成烏克蘭社會數次政治危機的文化根源。不同的政黨把國家認同差異作為選舉中動員選民的工具，一次又一次地把烏克蘭社會撕裂成東西兩個部分。

2013年末，烏克蘭爆發的“歐洲一體化”政治危機，再次深刻折射出其國家身份認同的困境。烏克蘭作為“夾縫國家”無從選擇的悲劇色彩在這場危機中再一次被放大。烏克蘭從屬於沙皇俄國比從屬於其他國家的歷史更長，而在沙皇俄國，烏克蘭史形同禁學，研究所謂“南俄歷史”無偏見的學者，無論是烏克蘭人還是俄羅斯人，全都遭到堅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和堅持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立場的沙皇當局的懷疑和迫害。

蘇聯繼承沙皇俄國的“統一而不可分割論”，將它改為“統一而牢不可破的聯盟”，以“俄羅斯救星論”和“美化大俄沙文主義”，推行史學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方針。自20世紀20年代末起，蘇聯在文化和科學領域開展了反對“敵對意識形態”的斗爭，依靠政治高壓建立了官方的烏克蘭史學。烏克蘭史學被貼上“民族主義”的標簽，其代表人物被打成“民族沙文主義者”。

這類意識形態的整肅，在隨后的數十年中反復進行，許多烏克蘭史學家受到譴責，罪名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種政策在蘇聯史學界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解體和烏克蘭獨立標志著蘇聯官方修正史的終結，但烏克蘭史學政治化的后果異常嚴重，至今影響尚存。

蘇聯解體后，烏克蘭教育體系迅速“去俄羅斯化”。烏克蘭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注重突出烏克蘭本國歷史的教授，烏克蘭歷史教科書對於20世紀的幾個重大歷史問題進行了修訂。

在新中學歷史課本大量詳細介紹20世紀共產黨政權的政治迫害和鎮壓、烏克蘭民族起義軍以及持不同政見運動反抗共產黨統治、烏克蘭大饑荒的情況等。這使獨立之后進入學校學習的烏克蘭人對於本國歷史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歷史中的作用有著不同的認識。

語言和歷史教育對於“新烏克蘭”的價值觀塑造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這與那些受教育於蘇聯時期的退休金領取者記憶中的國家認同，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新舊兩種歷史文化記憶自然帶來不同的價值觀。

在尤先科時代，當政者竭力要求人民嚴格以民族身份、“歷史”和“語言”等符號去劃分自己，強迫社會進行價值觀認同的再確認，令人們篤信烏克蘭人為了從其他民族或者政權中獨立而進行著戰斗。尤先科總統在2010年卸任前授予烏克蘭有爭議的著名歷史人物班斯捷潘·班杰拉[1]“烏克蘭英雄”稱號，也是引發東西部選民矛盾的一個導火索。

烏克蘭東部地區和俄羅斯把斯捷潘·班杰拉稱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烏克蘭西部認為斯捷潘·班杰拉是反抗蘇共統治、爭取烏克蘭獨立的“民族英雄”。

當時作為總統候選人的亞努科維奇就表示，尤先科應是整個烏克蘭的總統，而不應是烏克蘭一個地區的總統。尤先科的舉動無助統一，將進一步造成烏克蘭分裂。重新研究這些歷史不僅讓今天俄烏之間的裂痕不斷擴大，而且也在烏克蘭社會上造成新的民族文化認同危機。

在其后的亞努科維奇時代，當政者則使用經濟手段和蘇聯記憶來強化選民的價值觀屬性。

2012年6月，在烏克蘭執政黨—地區黨的主導下，議會通過了《國家語言政策的法案》，賦予俄語在地區官方語言地位，此舉引發反對黨的大規模抗議。

同樣在亞努科維奇執政后期，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了14項雙邊合作協議。普京宣布向烏提供150億美元貸款，並下調對烏供應的天然氣價格。[1]應該看到，現代民主國家的多元價值觀共存是一種常見的政治現象，不一定導致衝突。

但烏克蘭確實是個例外，當政客將價值觀分歧作為其爭奪政權和維護執政合法性的工具時，基於不同歷史文化認同的價值觀矛盾便有可能爆發社會衝突。

4意識形態矛盾造成的價值觀衝突

冷戰結束后，原蘇聯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紛紛修改憲法，宣布放棄意識形態壟斷模式，實行多元化的意識形態政策。在美國和歐盟（當時的歐共體）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鼓動下，“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大行其道。

獨立的烏克蘭也迅速進行了國家政治經濟轉型，按照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的轉型藥方，建立了西方憲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但是，烏克蘭的政治經濟轉型並不順利，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不僅沒有挽救國家經濟，反而使居民生活一落千丈。

三權分立、多黨制和普選制也未能造就廉潔高效的民主政府，腐敗、動盪和低能成為烏克蘭政治的代名詞。國家獲得獨立雖然已經23年，但是烏克蘭社會一直沒有形成主流的意識形態，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一直處於分裂和競爭的狀態，在政客和政黨操縱下，國家政治生活一直處於各種意識形態斗爭的漩渦之中，導致國家重建和轉型過程波折不斷。烏克蘭存在的意識形態主要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

在這些不同意識形態和思想競爭的過程中，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衝突最終成為引發2014年烏克蘭危機的文化因素。由於烏克蘭正處於政治轉型期，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價值觀交織在一起，各種不同的政治認知、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價值觀外在的表現都處於混亂狀態中，難以形成穩定的政治環境。

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的靈魂，統率著全體社會成員行為的一致性。意識形態矛盾是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意識形態是由一定社會經濟狀態決定並為其服務的。

不同種類的意識形態承擔著不同的社會政治功能，大致可分為兩種基本類型：

一種是為現行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進行辯解的“統治型”意識形態；另一種則是批判現有制度與秩序、鼓動重建更為合理的新秩序，並動員進行根本性社會變革的“革命型”意識形態。而這兩種類型的意識形態在烏克蘭都表現得尤為突出

5結 論

綜上所述，從價值觀看導致烏克蘭危機的主要原因為：

一是主流價值觀缺失是導致烏克蘭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多元價值觀並存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它表明整個社會的開放、政治的清明，同時也表明人們行為選擇的自主自由程度和選擇的豐富性多樣性。社會轉型過程實質上是一種社會現代化過程,因此它應該是有序的、漸進的和可控制的。

關鍵在於，在多元價值觀並存的情況下,如果缺乏一種主導價值觀,人們在不同價值觀導向下的行為選擇將會變成一種“無主題變奏”,呈現出一派無序與混亂。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就是主流價值觀缺失下的政治行為失范，是不同價值觀對抗競爭的一種極端情況。

二是外部壓力是導致烏克蘭的價值觀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由於定期選舉制度的存在，使得選民可能通過選舉表達對不同價值觀的好惡。只要這些價值觀不是對抗性的競爭，一般情況下不至於導致國家分裂和社會革命。

由於烏克蘭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俄羅斯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關係緊張，雙方將烏克蘭的價值觀競爭視為兩種價值觀體系的競爭，因此在處理危機過程中往往采取“零和遊戲”的方式。

西方集團希望把烏克蘭納入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目的在於消除原蘇聯地區出現的逆民主化潮流。

蘇聯解體后，原蘇聯國家雖然接受了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按照三權分立、自由選舉原則建立了國家政治體系，但是在實踐中卻多流於形式，形成了權威主義色彩的政治體制。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所說：“烏克蘭危機是一場價值觀衝突。”[1]最終，外部大國因素將烏克蘭的價值觀衝突催化成為國家危機和內戰。（注釋略）

文章來源: 《和平與發展》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