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會在國際格局的“三角”關系中崛起

中國的崛起有許多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目前中國在聯合國與世界上的影響力，還沒有達到美國與過去蘇聯的程度。但是，其發展的速度，以及許多方面的不斷進步，導致產生了中國在21世紀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的可能性。信孚教育集團創辦人、董事長信力建認為，要實現這種可能性，有許多工作要做，就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而言，我們必須處理好三對三角關係。這三對三角關係由遠到近就是：中美俄關係，中日韓關係和中國大陸與台灣和香港地區的關係。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中美俄關係，中日韓關係和中國大陸與台灣和香港地區的關係。

   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趨勢，近年以來，中國在全球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方面勢力都有長足的進步。由於中國擁有穩定而眾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支出，因此經常被視為是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占有一席。當然，中國的崛起仍然有許多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目前中國在聯合國與世界上的影響力，還沒有達到美國與過去蘇聯的程度。但是，其發展的速度，以及許多方面的不斷進步，導致產生了中國在21世紀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的可能性。要實現這種可能性，有許多工作要做，就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而言，我們必須處理好三對三角關係。這三對三角關係由遠到近就是：中美俄關係，中日韓關係和中國大陸與台灣和香港地區的關係。

就國際范圍而言，中美俄關係可以說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最為重要的三角關係，也是中國崛起要首先處理好的三角關係。

先看中美關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發達國家。就經濟總量而言，美中分別占據第一二位。同時，美國還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起碼在名譽上——卻是世界最大也算最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諸多因素聚集在一起，說中美關係是國際關係史最重要也最糾結的關係，當不為過。從歷史上看，中美應該要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美國從來沒有侵略過中國，倒是在中國最為困難的時期（抗日戰爭）對中國有過無私的支援，雖然因為意識形態與冷戰，中美中斷了二十多年的友好來往，后來又因為“風波”而關係有所冷淡，但總的趨勢是向友好互助邁進的，尤其是“9·11”后，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和克林頓、小布什先抑后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事實上，后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美兩個大國還是在致力於國際和平，反對法西斯主義和霸權主義，促進民生方面有良好合作，而且在大的方面（比如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方面）都彼此協調並肩作戰，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美關係，應該象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那樣——“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事實上，跟美國的友好意義不限於美國，還包括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和大量的西方美國，所謂“牽一發而動其全身，著一子而改其全域”，所以，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如果中美關係遭到破壞，兩國回到敵對狀態，那中國的崛起就只能是天方夜譚——建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就是證據。

再看中蘇關係。中國跟俄羅斯有最長的陸上邊境（總長達4350公里，占整個中國陸上邊境線的五分之一），而且，俄羅斯也是跟我們接壤的最強大國家，處理好與這個最大也最強鄰國的關係，對於中國崛起的意義，自不待言——只要能保持中俄邊境線的穩定和諧，中國就基本上能在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中進行自己的建設自身的崛起；反之一切都無從談起。從歷史上看，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日俄兩國，而對中國造成最大實質傷害（霸占領土最多）的就是俄羅斯。這首先是因為在地緣上，中國跟這個國家要么山水相連；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這個國家是世界近代以來最貪婪最殘忍又最無厭，因而其鄰居中國這塊肥肉就成了它拼命撕咬的對象，中國的命運也因此而多災多難起來。還有一點是中國跟俄羅斯有過一段意識形態相近而“哥倆好”，結果又徹底鬧翻的歷史，因此形成了現在這種“地緣政治上互有所需；意識形態上難有交集；經濟貿易上交流互補；國家關係上穩中有疏。”目前的中俄關係，正象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言，兩國關係已經處於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但俄羅斯不會考慮與中國結盟。

就中國與亞洲近鄰的關係而言，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中日韓關係了。就日本而言，作為全球四大經濟體（美國、歐盟、日本、中國）之一，日本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日本作為島國，國土面積僅為37.7835萬平方公里，人口1.28億，卻創造了5.4742萬億美元的gdp，約占全球gdp的8.8%（2010年數據，2010年全球人口接近70億）。還必須看到的是，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直接投資國。2010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出口金額達到13萬億日元，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日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大約占整個中國外資的40%多，占整個中國gdp的20%多。所以，中日關係搞不好，一旦擦槍走火，沿海地區，尤其是日資企業多的城市，將會受到重創我們一旦決定與日開戰，就得準備冒經濟工業迅速倒退 、人民大批失業 、大量外債一掃而空的危險——這樣的危險足以使我們整個國家陷入空前動亂，甚至軍閥割據。這樣的代價我們付得起么？

再看韓國，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資對象國，韓國是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據統計，中韓雙邊貿易額由1992年的50.3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900億美元,增長了近17倍。近年來，兩國貿易產品的品種正在逐漸轉變為高附加值產品，以電腦等it產品為主的貿易取代以服裝等紡織品為主的貿易，占據兩國進出口的第一位。中韓確定的在2008年將兩國貿易額提高到1000億美元的目標，已於2005年提前實現。韓國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已達3萬多家，投資總額達到270億美元。雙方目前已完成《中韓經貿合作中長期發展規劃聯合研究報告》，作為指導兩國經貿合作的指針，確定了17個重點合作領域。中韓兩國近年來越來越感覺到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彼此為解決地區問題開展密切合作。中韓曾合作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韓同是東盟地區論壇的對話伙伴，參與“10+3”會談，共同致力於地區和平與經濟發展。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針對亞太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韓加強溝通和協調。特別是在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中韓兩國與其他各方合作，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而共同努力。中韓友好合作關係的深入發展，惠及兩國人民，也將促進地區和平和共同發展。

要之，中國的崛起實際上就是亞洲的崛起，因而在這一過程中不可能沒有亞洲最重要也是轉型最成功的國家日本與韓國的參與——就好象歐洲的崛起，不可能沒有德國與法國的參與一樣。而且，因為日本與韓國都屬於儒教影響國，在文化上跟中國有不少的血緣關係，因而中國完全有可能將其作為騰飛世界的兩翼，以亞洲同盟的方式同時崛起於世界東方。

最後來看國內。在中國，除了生機勃勃的大陸而外，我們還有兩個重要的“雞腳”——這就是台灣與香港。

台灣對於中國的意義主要是政治民主方面。台灣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民主實踐告訴我們：中國人並非不能實現民主，中國人的民主也可以搞得轟轟烈烈像模像樣。當執政的國民黨宣布開放黨禁報禁之時，有人就擔心其會失去手中的政權，實際上國民黨也在這之后的14年拱手把政權讓給了民進黨。然而，在民主體制下更生的國民黨通過自身改造，又在2008年通過和平的方式，贏得選票再次獲得政權。可以說是付出最少的代價，得到台灣長治久安的國家管理機制。6月15日，在第六屆海峽論壇大會上，政協主席俞正聲表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知曉一部分朋友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這表示中共領導人對台灣民主模式的尊重與認同，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香港則是經濟自由的典范。香港可以作為一面鏡子，從中我們可以反省我們自己在制度層面的成敗得失；香港還是一個燈塔，我們可以通過它看到自己可以走也應該走的道路。對比香港的繁榮，我們或許可以找到我們自己的制度上的遺憾，相比於香港的國際化、廉潔、高效、自由和法治，我們也許能找到走上現代化的捷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何況香港是我們自己的“武庫”，當然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借鑒了。著名學者陳志武在《香港是中國的無價之寶》一文中有云：“香港是中國的無價之寶。香港的傳統就是自由經濟、法治下的自由社會，不干預反而她會更好。香港是一個非常令人向往的現代社會，也是人類的經濟奇跡，在許多方面都是值得內地學習的榜樣。除非內地在制度保障和新聞媒體輿論監督問題上有實質性的改善，讓司法、市場監管和媒體都享有相當的獨立性，否則那些認為‘上海能從根本上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廂情愿。’”這些話值得我們三思。

幾何學上有所謂三角最穩定的說法，如果中國能處理好這三對三角關係，則中國的崛起將在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中進行，也因此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