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不等于有魄力 剖析強力領袖的幾個特點

“狠”不等於有魄力 剖析強力領袖的幾個特點

中國是一個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原因在於，在中國，政權和儒教是合一的。由於信“官”，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民眾，沒有哪個國家老百姓像中國老百姓這樣信“官”。如果治吏不嚴，治吏無方，一旦“貪污賄賂橫行，把經濟搞上去又有什么意義”（鄧小平語），中國老百姓將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治理的民眾。因此，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認為，強力領袖的幾個特點：首先要強調個人的意志力，個人的鐵腕手段，果敢的意志。第二是要善於借用民力。第三，強力領袖一定不是孤家寡人。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強力領袖出現的五個必然條件

強力領袖出現應當具備五個必要條件：

一是形勢“逼”人強，客觀性造就了強力領袖。強力領袖出現一定是形勢逼人強。比如說，如果沒有中華民族苦難深重、日本入侵的形勢，就造就不了毛澤東。客觀性造英雄，時勢造英雄，毛澤東本人也說過一句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是他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為什么會選擇他、共產黨為什么會選擇他作出的解釋。

二是自身也很強，主觀造英雄。這是講內功，內功不行也是不行的。個人主觀的努力也可以造英雄。對毛澤東而言，他的成功既有時勢造英雄的客觀，也有他主觀的努力，他19歲時就能寫出《商鞅徙木立信論》，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磨練自己的身體和意志，準備匡扶天下。

三是民眾需要強。強力領袖的主體清楚了，還要搞清楚客體。民眾需要強，這是基礎性造英雄。沒有這樣的民族性，是不可能有強力領袖的。強力領袖是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接受的情況下，沒有對應的民族性，不可能出現強力領袖。比如當代美國，是不需要強力領袖的，強力領袖在當代美國的權力架構里是不可能出現的。它的權力架構決定了它只能出現常人領袖。

四是歷史需要強。五千多年的歷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以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活到當今的中國，其實是一個信“官”不信“教”的民族，甚至把官當成教來信。因為中國的官員都是信孔孟之道的儒生，都是通過讀書科舉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老百姓通過信官來信教，這種情況下是很容易出現強力領袖。這里有歷史延續性、歷史的傳承基因，任何民族都難以擺脫她的歷史慣性。列寧曾經說過，“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當民眾需要強人，當歷史需要強人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等就出現了。這些強人都是那個時期歷史的一種折射。

最後一個是制度需要強。強力領袖一定是制度安排、權力結構使然。打一個簡單的比方，石墨和金剛石都是由碳元素組成的，但是石墨的硬度是1，金剛石的硬度是10，就是因為分子排列結構不同。研究制度的結構用這個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了。當制度安排需要強力領袖的時候，它的制度，其核心為權力結構就要呈金剛石的那種分子排列結構。相同碳元素分子的不同排列組合，軟的可以是硬度只有1的石墨，硬的時候可以是硬度高達10的金剛石

強力領袖的幾個特點

首先要強調個人的意志力，個人的鐵腕手段，果敢的意志。由於權威高度與權威管轄的面積是成正比的，而民主則需要降低權威高度。例如普京，他若用降低權威高度來解決蘇聯解體后的轉型和過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必須用一定程度的專制、專斷或者是專權的方式來解決，而普京恰恰懂得這一點，他是比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乃至比勃列日涅夫都更強的專制、專斷、專權的人物，所以他不但駕馭好了俄羅斯，現在連烏克蘭、克里米亞他都在插手。這是因為他的權威高度夠高，他的權威高度讓他有信心這么做。所以說，普京是時勢的選擇、自己主觀的培養，他有很強的意志力，同時民眾有這樣的需求，再加上其制度設計就是一個很相信沙皇的民族，有這樣的民族傳承，他的權力結構也需要這樣的人物出現，於是普京就出現了。

第二是要善於借用民力。強力領袖不能靠自己的匹夫之勇，一定要善於運用民力，借助整個統治階級，乃至民眾的力量才能夠形成。

第三，強力領袖一定不是孤家寡人。孤家寡人是玩不了強人政治的。秦始皇失敗就在於他后期不懂得利用身邊像李斯這樣的人才。他自己又當皇帝，又當“中央巡視組長”，五次巡視天下，平均兩年巡視一次，多辛苦啊。唐太宗懂得善用眾力，所以就成功了。而朱元璋也不太懂，還逼走了劉伯溫；還有項羽也是因為不善於用眾力而做不成強力領袖。

強力領袖必須自己的意志力要強，善於借助眾力的能力要強，吸納眾人特別是優秀人才的心胸心襟要寬。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凡是在中國推行強勢政治的人自己不一定特別強，但他一定有很強的幫手。魏源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他在《默觚下•治篇十二》里的四句話就非常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傾危之世，士在游寓；亂亡之世，士在阿谷。”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貞觀之治的盛世——至治之世；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比較重要的“僚采”（地廳級、縣處級）位置上，就可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如果最重要的人才，不能進入比較重要的位置，社會就會出現危亡，比如蘇聯東歐，它們最後失敗就是因為最重要的人才沒有放到合適的位置上。而在亂世，最重要的人才如果躲進山溝，像三國演義里的伏龍諸葛亮、鳳雛龐統都躲進山溝。所以人才處在權力結構的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出世道是處於盛世、小康、傾危還是亂亡。這就是強力領袖在人才方面的安排。如果幫你的人都很優秀，像唐太宗，人才都被他吸納進去了，所以就出現了中國難得的千年的盛世。唐朝以后，中國沒有哪個朝代可以超越。在唐朝貞觀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將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並約定他們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頸就戮。“及期，囚皆諧朝堂，無后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這充分說明了唐朝當時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不僅貞觀之治居於中國、世界之顛，唐人街也因此走向世界，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中國當前需要強力領袖

在難得的機遇期和巨大的嚴峻挑戰面前，一定要明確這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當前需要強力領袖。因為中國的歷史傳承——信“官”而不信“教”。中國是一個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原因在於，在中國，政權和儒教是合一的。由於信“官”，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民眾，沒有哪個國家老百姓像中國老百姓這樣信“官”。如果治吏不嚴，治吏無方，一旦“貪污賄賂橫行，把經濟搞上去又有什么意義”（鄧小平語），中國老百姓將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治理的民眾。

二是改革開放的成功，也是“防止顛覆性錯誤”的成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僅是中國最偉大的社會轉型、體制轉軌的強力領袖，而且還是“防止顛覆性錯誤”的高手中的高手。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面臨的情況是比新中國建立時的情況更為嚴峻。新中國建立時，全黨全軍高度團結、認識一致，只需推翻一個舊政權就可以了。而鄧小平在70年代末，不僅要把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把計劃體制變成市場經濟體制，而且還要面臨上上下下不同程度的分歧。“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有嚴重分歧怎么辦？總設計師用劃經改特區的方法，成功了就拷貝復制，即使失敗了也買得起單，從而防止了顛覆性錯誤。筆者曾談過的深圳特區的先行先試，對全國的經改就起到了“化大為小、化遠為近、化險為夷、化整為零”的“四化作用”。

三是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一定要把握住四個關鍵詞。第一個是“問題導向”，說的是方向要明確。我們過去總是回避問題、粉飾問題、掩蓋問題，致使問題拖成難題，難題拖成老大難題，現在有些問題已經積重難返了。習近平明確這個情況之后提出了問題導向。第二個是“底線思維”，解決的是方法問題。在如此嚴峻的三個關口（政治體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關口、兩極分化到了不得不解決的關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關口）面前，一個大國要完成轉型、轉軌，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想到底線在哪里。把預案想好了，即使出現了大亂子也能夠應對。戈爾巴喬夫就缺乏底線思維，結果失敗了。兵家有句話：“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后求戰、求和、求勝。所以說一定要有底線思維，有了它就可以從容應對。第三個是“防止顛覆性錯誤”，強調的是方針問題。這么大的黨和國家，積累如此多的問題、難題，不改革——等死！不建立特區就大規模搞改革——找死！全面深化大膽搞改革，但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必須先抓試點，盡快設立政改特區。第四個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就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是習總書記關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施政目標。因為，如果權力不能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相當多的官員就可能被關進監獄的籠子里。

四是要把我們國家的特色講清楚 。中國兩千多年都是中央集權制的體制，這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當年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集權，這是由其客觀性和主觀性，即前面所講的5個要點所決定的。像陳獨秀、早期的孫中山想用民主化來推動都不行，只能用至少是專斷的方法來解決。所以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這也是當前中國的最大特色。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鄧小平語）。因此，黨內必須分權，以“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如果地方各級黨委書記的權力得不到監督制衡，不僅腐敗會“越演越烈”，而且中央的權威也會受到嚴峻挑戰。據此，縣、市、省必須通過改革黨委權力結構和選人用人體制，堅決擯棄“蘇聯模式”，這樣可以降低地方權力的相對高度。所以我在十八大前講過，就戰略而言，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並保持“三個相對”，即中央必須相對集權，地方必須相對分權，紀檢、司法必須相對獨立、垂直。中國從鄧小平之后進入了常人政治，中央的權威高度下降了，於是一些問題就出來了。中央權威的相對高度要能出來。地方要相對分權，省委、市委、縣委就要把決策權、指令權、監督權通過黨代會常任制改革進行分開，即黨權三分：黨內分權、黨政分工、黨政分開。黨權三分一定要解決，三中全會強調黨內要形成“決策科學（的決策權），執行堅決（的執行權），監督有力（的監督權）”。 中央的相對權威高度如果能出來，就能強力推動地方先走民主之路，最後中華民族就能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