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不為人道的因素讓99%央企高管不愿離開體制

三個不為人道的因素讓99%央企高管不愿離開體制

央企高管即使降薪70%，也比同級別的官員中的多數人要高出很多；盡管反腐和薪酬改革對高管的職務消費有限制，但他們能夠找到更多對沖辦法，比如，高管能很方便地把一些職務消費算做企業成本，但官員就不能；央企高管還能分享只有一定級別和身份的官員才能享受的待遇，這種待遇不一定是物質利益，但更能體現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和價值。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中共政治局通過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該方案的核心，簡單就一句話，要想拿高薪，就換身份；要想保身份，就降薪酬。不能魚和熊掌皆得。在這個兩難選擇面前，據說國資委之前的一個摸底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國企高管超過99%不愿意用離開“體制”換取高薪。

其實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這個99%的數據還是讓人有些驚訝，雖然它前面有一個限定詞“50歲以上”。考慮到央企高管的年齡結構，尤其是作為一、二把手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其年齡普遍都在50歲以上，因此，這一數據可以視作絕大部分央企高管都不愿意放棄現有的身份和行政職位，可見體制的力量有多么強大。

那么，他們看重體制的身份為了什么？既然體制對他們有如此大的魔力，想必這里有不為外人道的一些東西讓人留戀。我分析，有三個因素。

一是盡管這次央企高管的薪酬有大幅度下降，據悉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將削減到現有薪酬的30%左右，削減后年薪不能超過60萬元，但相比多數政府系統同級別或更高級別的官員，這一薪酬依然是有競爭力的。我敢斷言，政府部門局級和副部級的官員（央企高管大部分處於這個級別），其工資表上的收入，一年不會超過30萬元，央企高管即使降薪70%，也比他們中的多數人要高出很多。

二是福利和職務消費，央企要比政府部門的官員強。后者雖然有權，但這個權要變現成資源和金錢，才有“價值”，否則，政府自身並不創造財富。但在現在反腐嚴厲的情況下，官員們不大可能用權大幅撈錢，即使會有權錢交易，也是戰戰兢兢的，心理壓力很大。而隨著審批權限的減少和下放，這塊給政府部門帶來的福利也相對會減少，特別是在新的預演算法通過后，加大清理部門的小金庫，統一預算，能夠從這塊得到的部門福利不會很多，官員有的也只是國家明文規定的一些職務消費和福利。相對百姓來說，這塊職務消費和福利當然很大，但同央企高管相比，則要遜色得多。因為企業自身創造財富，盡管反腐和薪酬改革對高管們的職務消費也會有限制，但他們能夠找到的對沖辦法要比政府官員更多，比如，高管能很方便地把一些職務消費算做企業成本，但官員就不能。

三是官本位體制所帶來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價值增值，包括官商兩吃的旋轉門頻道。中國是官本位社會，央企高管保留行政職別，最低也是處級和副局級干部，主要負責人一般則是中管干部，在黨管干部下，干部身份意味著高管就是黨的人，不僅前面說的國家給干部的各種有形的職務消費他能享受得到，更重要的是，他還能分享只有一定級別和身份的官員才能享受的待遇，這種待遇不一定是物質利益，但更能體現一個人的身份、地位和價值。如內部檔案，資訊的優先獲取等。在一個講究等級和身份的社會，這些東西其實比有形的物質消費更被官員所看重。

在官本位所帶來的各種價值增值中，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現象，是旋轉門。所謂旋轉門，原來指的是西方等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大學、研究機構、商業機構的學者和企業經理之間，能夠隨時變換角色。一個人今天是某大學教授，明天就入閣做官了。這種旋轉門現象在今天的中國官場和企業屆也相當普遍。最近幾年，就有很多央企老總進入政府做了省長或書記。最新一例是農行董事長蔣超良，到吉林做省長去了。蔣的年薪是113.36萬元，他做省長的年薪估計連這一半都到不了，但為什么愿意舍高薪而做省長？商而優得仕嘛。這也可以說是許多央企高管的入仕情節，做央企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做高官。中共的干部政策本來就是官商一體的，從企業中選拔官員不但理所當然，而且會越來越普遍。因為企業出身的官員常常被認為懂經濟，能夠帶領一方發展起來。而對央企高管來說，雖然身份是干部，但畢竟不是政府官員，所以，也樂於以此作為跳板。

如果央企高管放棄體制內干部身份，他除了還能享受企業配備給他的高管職務消費外，其余的干部身份所能享有的東西，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他都無權得到，雖然他可以拿著目前的高薪，但是，對於習慣了在體制內生活的央企高管來說，這個高薪的價值肯定比不上他放棄的多。何況，對於他們來說，並不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