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真性情：金岳霖戀林徽因不避梁思成

許多年前，清華園中有幾位著名的人物，號稱“清華三蓀”，他們都是著名的單身漢。其中有個哲學家叫金龍蓀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聰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時候，有一次居然在夢中背四書，因此他小小年紀就考進了清華。辛亥革命爆發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十幾歲的時候，他就覺得中國俗語所謂“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到美國后，他服從家里的意見學了商業科。后來他對此很不滿意，寫信給五哥說：“簿計者，小技耳。吾長七尺之軀，何必學此雕蟲之策！昔項羽之不學劍，蓋劍乃一人敵，不足學也。”於是他改攻政治學，就到了哥大。他在那兒的同窗多得很，如胡適、張奚若、宋子文、孫科、蔣夢麟等，后來都是出了名的。金某人也不是吃素的：僅僅兩年，他就獲得了博士學位。那一年，他二十五歲。在美國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帶著自己的美國女友秦麗蓮（Lilian Taylor）到歐洲，周游列國，走遍了英、德、法、意等國。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時候，忽然聽得有一班法國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辯論著。幾人聽得很是過癮，也就參加辯論起來。不巧，從這以后，這位政治學博士就開始感興趣於邏輯學，而且以此成就了畢生的名山事業。如此一來，世人所熟知的是作為邏輯學奇才的金某某，而非作為政治學博士的金某某。

回國后，金岳霖在哲學系當系主任。這個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師，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學生，就是沈有鼎。沈就成了他的開門大弟子。那時候，他只有三十出頭。但邏輯學這門嶄新的學科，差不多就是由這個年輕人像模像樣地引進中國來的。短短幾年間，金岳霖在學術界確立了迄難撼動的地位。

時人說，中國只有三四個分析哲學家，金岳霖是第一個。

那眼界極高的張申府則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那么金岳霖當是哲學界之第一人。”

二

一九二六年，金岳霖發表了他回國后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里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其實，金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只“哲學動物”。

某日，金岳霖打電話給楊步偉，以異常沉重而急切的語氣說是有要緊的事，請楊進城來幫忙。楊問什么事，金不肯說，只是說非請你來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吃烤鴨。楊步偉是醫生，以為是其女友秦麗蓮懷孕了，說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說，大約不犯法吧。楊步偉和趙元任將信將疑地進了城。到金家時，秦來開門，楊步偉還一個勁兒地盯著她的肚子看。進門以后，楊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雞出了事。金養了一只雞，三天了，一個蛋都生不下來。楊步偉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把雞抓來一看，原來金經常給它喂魚肝油，以至雞體重達十八磅，並且因此“難產”。雞下蛋時，下到一半就出不來了，急得金博士團團轉。楊步偉不說二話，一掏就出來了。金一見，贊嘆不已。事后，為表慶賀，母雞的主人特地請他們到烤鴨店吃了烤鴨。

養雞乃是金岳霖的終生愛好。后來，女友棄他而去，他的雞還陪著他，他就和它們一起過日子。金岳霖飽經歐風美雨，生活極度西化，平素亦西裝革履，瀟灑異常，但在這點上一點也不洋氣。金博士酷愛養大斗雞。吃飯時，有一只奇大的大斗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與雞平等共餐。偶爾，他帶著大公雞出去溜達。后來，金岳霖專門養公雞，不再養母雞。

無紅袖添香，有群雞做伴，日子倒也怡然自樂。金還喜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還擺著一個大籮，籮里有許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種蛐蛐。盡管這樣，男傭老王還是經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還說，斗蛐蛐“這遊戲涉及高度的技術、藝術、科學。要把蛐蛐養好、斗好，都需要有相當的科學”。

曾有一度，金岳霖住進了清華園。他和陳岱蓀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派陳代理校事。一日，金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並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給陳寫了張紙條遞過去：“伏以臺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看那意思，既然你是為全校大小事情服務的，當然也包括為我金某人的這種事服務一下。

三

一九三一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薦下，敲開了總部胡同那扇門，見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這就是張幼儀所謂“思想更復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這就是徐志摩曾為之如癡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徐志摩介紹他認識了林徽因，不久，他自己就死了。

林徽因極其活躍，這“太太的客廳”也就成為學術文藝界著名的沙龍，真是談笑多鴻儒，金岳霖也是一個。相識之后，單身漢金岳霖也搬過來，在近旁住下了，與他們住前后院。因為投緣，金岳霖平時就走動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調查，待的時間長了些，一回來，林痛苦地對梁思成說：“我苦惱極了，因為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道怎么辦才好？”梁思成極為震驚，連血液都凝固了。他內心顛簸，終夜苦思，一個勁兒地問自己：“徽因到底和誰在一起會比較幸福？”他雖然自知在文學、藝術上都有一定修養，但金岳霖那哲學家的頭腦，是自己無論如何都比不了的。次日一早，他眼圈暈黑，決定把選擇權交給妻子，乃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選金岳霖，我將祝你們永遠幸福！”林將此語傳給金聽，在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面前，金棄權了：“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從此三人終生為友。金一直跟著梁、林作鄰居。

那時，他常常看到梁思成為了古建筑上的某個數據而在房頂上上下下，就為梁林夫婦編了一副對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反話正用。梁思成聽了很高興，還說：“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開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豈不是紙上談兵了嗎？”可林徽因並不領情：“真討厭，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么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為欽服，連連鼓掌。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萬分。適逢他的一個學生到辦公室看他，金先不說話，后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一邊說，一邊就嚎啕大哭。他兩只胳膊靠在辦公桌上，幾分鐘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淚，靜靜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滯，一言不發。學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陣，這才把他送回家。臨末，他送給林徽因的挽聯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許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結婚，重溫二人世界，而金岳霖還是獨身一人。他對此一聲不吭。一日，他出面請摯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飯店赴宴，沒說任何理由。大家都過去了。弄了半天，大家還鬧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別的日子，老金為什么要在今天請大家吃飯。直到開席的當兒，金岳霖站起來，說：“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梁思成過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許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醫院中苦挨最後的時光。當有人將一張林徽因當年的舊照呈在他眼前時，老人忽然來了精神。他嘴角漸漸往下彎，像是要哭的樣子，喉頭微微動著，似有千言萬語哽在那里，卻又一言未發。他緊緊捏著照片，仔細端詳。許久，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的說：“給我吧！”

相當多的人都變著法兒從老人那兒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間的種種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緊牙關不松口，不吭聲。

最後的最後，他終於一字一頓、毫不含糊地說：“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不能說，”他停了一下，“我沒有機會同她自己說的話，我不愿意說，也不愿意有這種話。”他說完，閉上眼，垂下頭，沉默了。

四

抗戰時，金岳霖也跟著到了昆明，去了聯大。那時候，他的衣著很有特色，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鏡，鏡片一只為白一只為黑。黑白相間，很有意思。金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鑒，上面絕對不會有灰塵。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因為在當時看來，gentleman（紳士）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襪。走路時，他微仰著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樣子有些怪。

但這並不妨礙大家都喜歡他。除了哲學，他對小說也來者不拒，不管什么樣的小說都看。沈從文請他給國文系的沙龍去講小說和哲學的關係。金滿口答應，在那邊講了起來，講了半天，有人就納悶了：那么小說和哲學到底是什么關係呢？金岳霖說：“沒有關係。”

聯大側門旁有條狹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叫金雞巷的小巷，在這條小巷的一座小樓上，住著西南聯大的一些學生，如王樹藏、陳蘊珍（蕭珊）、施載宣（蕭荻）、劉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學和老師過來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個小沙龍。金也是這里的常客。這時，他常常四處搜羅大石榴、大梨，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賽。看誰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輸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給小朋友，然后他還會去買！金岳霖常常輸，但他樂此不疲。

金岳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作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他講課常常不帶書本，不帶講稿，走進課堂只帶一支粉筆，而且經常一堂課下來一個字也不寫。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去聽課就如去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人。其中有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他能夠懂得此門學問的奧妙。金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於是這堂課就成了師生二人的對話。

金岳霖一直強調說學生要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立即感了興趣，說要買來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馬對他說道：“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聞言，並無惱怒，只是說：“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學問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寫文章，總到處聽別人講課。金岳霖的課，他不來。金並不惱。他們還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這段對話，對金的學生殷海光影響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卻，反而異常感佩地說：“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里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么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聯大時期，金岳霖仍在繼續自己的研究，其實他寫得並不多。他最早的一本書是《邏輯》，此書出版后，哲學家賀麟譽之為“國內唯一具新水準之邏輯教本”。殷海光更贊譽說：“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著一本《邏輯》，立即拿起此書說：“就拿這本書來說吧！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也僅僅就這本書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突然，他把這本書往桌上一扔，說：“你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聯大時，金岳霖寫了《知識論》，這是他畢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書成后，金岳霖異常寶愛。有一次他跑警報，特地把書稿也帶上，而且席地坐在書稿上。直到天黑，警報才解除，他這才回去。回來一想：壞了，書稿丟了！再回去，書稿就不見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見了。金岳霖絕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輕生呀！后來，他終於平心靜氣，咬咬牙，居然又把這幾十萬字的東西重寫了出來。這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奇跡，在那狼煙四起的年代。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書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書終獲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終點。他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馮友蘭的評語則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他對金岳霖極為贊賞，說：“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長。他的長處在於把簡單的東西講得復雜，我的長處在於把復雜的東西講得簡單。”他認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晉風流的人物。

五

解放后，金岳霖調離清華，調到了北大，又調到了別處。到社會科學院后，因他資歷老，成就大，學問也高，組織上就要他擔任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告訴他研究所不同於大學，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學校那樣自由了，而應該坐在辦公室里辦公。他在辦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於是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

打小開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園里，念書、教書、寫書，幾十年下來，他成了個十足的書齋人物，對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陣，領導建議他不能老是在書齋里，要走出去接觸社會，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幾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這社會在哪里，這生活又怎么體驗。后來，他苦思冥想總算想出了個辦法，就找了三輪車夫，讓對方經常帶著他到王府井（行情，問診）去。這才把北京的“生活”體驗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時候，他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后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兒。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是過去資產階論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這位邏輯學大家，此時已被階級論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國籍后，二話沒說，就把她趕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學動物”，對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無興趣。

一九二二年，還在留學的金岳霖在國內發表長文《優秀分子與今日的社會》。文中說：第一，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作職業的意思。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作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時，他是這么說的，也差不多是這么做的。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后，聯大教授們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絕閱讀這本每人必須閱讀的書。在一個靜寂的黃昏，殷海光隨金岳霖散步時，說現在各派的宣傳都很兇，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沒有正面答復，他稍作沉思，說：“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問：“那么什么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這句話，成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燈。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轉變，他加入了民盟。對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於早年對殷海光多有關切，金岳霖此時異常后悔。他對自己某些學生的政治選擇開始持批評意見。他說：“殷福生（海光）這個人，我非常不贊成他，他為什么要反對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逃到台灣？”他還說：“我培養了只會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里，為美帝國主義服務。”——而這時，殷海光卻在彼岸深切懷念他的恩師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學生來拜訪金岳霖。金很不以為然地說：“抗戰末，一切都亂了，他（殷海光）還去印度抗戰。都這時候了，他還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馮友蘭因為經歷比較復雜，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綱上線，但是主持人還是不讓過關。金岳霖由於素來與政治無涉，經歷清白，過關就比較快，不久還被封為積極分子。組織上讓他到馮家去做工作，以幫助馮轉變思想和立場。一進門，金岳霖就大聲說：“芝生，你有什么對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徹底交代呀！”說著撲上去就和馮友蘭抱頭痛哭。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七十多歲了，但他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后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了。”

粉碎“四人幫”后，金的學生一起去看望老師。金見到學生后，異常高興，對學生發議論說：“現在可好啦，中國再也不會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歲的金岳霖身體每況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樣子，甚至上廁所時也需要有人幫助，但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埋怨保姆說：“我今天不高興，你為什么不按時叫我，我跟不上時間了。”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來惜墨如金。學術之外的文章，他幾乎不著一字。“抗戰”之后，他就基本沒有成果問世了。臨終前幾年，他忽然興致大發，連寫了百來則往事。每則均極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過四次飯。”還有一篇，《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釗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文章說：

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只比我大十三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作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有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為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十三歲，但是，在你一歲的時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二十八了，正是寫文章的時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還得了，那我已經成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紀了，文章還寫得如此的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