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放棄亞運會主辦權是徹底的政治失靈事件

編者按：財經從業人士魏峰認為，越南輕率申辦亞運折射“政治失靈”，理由是：在這種並沒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況下放棄主辦權，不僅違背之前的莊嚴承諾，還等於公開承認，本國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極為糟糕，由此將導致的負面影響會遠遠超出體育或單純的“國家榮譽”。而這份公告透露的資訊，甚至比棄權本身更令人震驚。近年來，國內輿論有不少對越南政改的“欣羨”之聲，認為“越南已經在政治改革上遠超中國”。公告卻暴露出越南政治決策已陷入混亂無序的窘境。和訊網特摘編如下，以供理論界學術研究與參考。

雖然之前有過一些風聲傳言，但當4月17日越南總理阮晉勇突然在電視臺上正式宣布：越南首都河內放棄2019年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主辦權時，這仍然立即成為了轟動性國際新聞——獲得國際運動會主辦權后又主動棄權的案例相當少見，尤其是影響重大、深受關注的大型綜合性運動會。越南這次的舉動不僅創造了亞運會歷史上的一個新紀錄，而且也是自1906年羅馬放棄主辦第四屆夏季運動會以來，國際體育史上遭遇的最大意外之一。

按照越南政府的公告，其放棄主辦亞運會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越南對於舉辦亞運會這樣的大型賽事並無經驗，也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申辦時，越南沒有做好保證賽事成功舉辦的具體計劃，而目前相關籌備計劃也沒能得到政府總理的批準”；二是“越南在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國家經濟水平仍處於困境。目前，越南的中央和地方預算有限，僅會用於更加緊急的任務中”。

越南輕率申辦亞運折射“政治失靈”

在這種並沒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況下放棄主辦權，不僅違背之前的莊嚴承諾，還等於公開承認，本國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極為糟糕，由此將導致的負面影響會遠遠超出體育或單純的“國家榮譽”。

然而，這份公告透露的資訊，甚至比棄權本身更令人震驚。近年來，國內輿論有不少對越南政改的“欣羨”之聲，認為“越南已經在政治改革上遠超中國”。公告卻暴露出越南政治決策已陷入混亂無序的窘境。

越南奧委會在2010年9月正式提出申辦十八屆亞運會，2012年9月越南政府批準申請計劃書，2個月后，亞奧理事會代表大會將主辦權授予越南。如果公告所述屬實，那么在至少兩年的預備申辦期內，越南居然對自己有沒有能力舉辦亞運會，連一次基本的內部評估都沒有認真做過。對國家大事如此漫不經心的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籌備計劃如此不靠譜，預算的科學性可想而知。預算最初預計僅約1.5億美元，經過幾番調整和重估，在宣布棄權前被調高到3億美元，而經濟學家給出的估計是至少5億美元。但根據近年的國際經驗，大型運動會成倍超支幾乎成了“慣例”:2012年倫敦奧運的直接支出是原計劃的近五倍，從24億英磅變成了110億英磅，這還不包括英國政府另行承擔的超過120億英磅的城市基礎設施改造和安保費用。而舉辦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的印度，預算超支四倍，花掉60億美元后還差點把整個大賽辦砸。很難想象完全缺乏經驗的越南能夠比它們花得更少卻做得更好，更無法想象越南政府竟輕信如此低的預算進行決策。

而且，越南相關的支出預測，都只包括了直接的場館建設和賽事一般運作費用，而要成功舉辦亞運會這樣級別的大型國際綜合盛會，大幅修繕或者新建基礎設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對於河內這樣原來基建就很薄弱的城市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只怕真會如棄權公告中所坦白擔心的：“一旦不能成功舉辦，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升越南形象產生相反的效果。”但越南忽視這一重要環節，可謂是自欺欺人。

越南政府沒有自我測試評價，沒有具體籌備計劃，就批準申辦世界第二大綜合性運動會，並且還在報告中脫離實際，“忽悠”到了主辦權，以至於今日不得不難堪地主動放棄主辦權。這恐怕已不能用某些政治人物的失職、好大喜功來解釋，只能歸因於“政治失靈”。

越南激進政改導致“政治失靈”

只要對越南近年時政客觀分析，就能認識到，由於長期缺乏領導核心，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在意識形態上又不斷搖擺妥協，越南高層已經半固定化地分化成了幾個以地域背景為主的派系，互相爭權奪利，還美其名曰是所謂“權力制衡”。近年，以現總書記阮富仲和總理阮晉勇為代表的兩大派系，甚至發展到幾乎相互公開攻擊的地步。除了沒有直接分裂以維持執政地位外，他們之間還能剩下多少共同見解已經很成疑問。

這種同床異夢的聯合體，實際上和西方為了湊足票數上臺才抱團的多黨聯合已經相差無幾，其施政眼光和執行力自然也會大打折扣。為了給自己的派系爭取到更多的支援，對於能在短期內即時獲益、但對長期發展有害的民粹政策，越南整個領導層的抵抗力都越來越低。各派也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打扮成最“擁護民意”的代表，至於這種“民意”是民眾長期期盼的凝聚，還是一時的激動或者被誘導而成，就沒多少人在意了。

因此，在2007年之前，不顧國內外各種機構、智庫、學者的一再警告，和大量已經清晰無誤的先兆跡象，越南從中央到地方，上下都放任明顯已經過熱的經濟不管，誰都不愿意做率先踩剎車的惡人，唯恐自己在“民意”中失分。直到最後形勢已經快不可收拾時才手忙腳忙地試圖挽救，但此時時機已逝，整個經濟遂元氣大傷。

這次放棄主辦亞運會事件也有相似之處。即使當時阮晉勇政府是一時自大，或是在經濟危機和船舶工業公司丑聞連續打擊下急於拿出一件亮麗的政績，才會提出申辦亞運。那么號稱能對政府進行制衡的“另三駕馬車”以及國會當時又在想什么，做什么呢？似乎只有到申辦成功，木已成舟后，越南國會中的許多議員們才突然發現民眾不支援主辦的態度了。

確實有一些調查顯示，八成越南民眾反對主辦亞運，於是乎在中國的微博上，認為越南放棄主辦亞運會是“務實”、“節儉”的觀點頗為流行。微博大v@韓仁均叔叔稱，“希望過正常生活，不被大型活動騷擾”。網友@北京廚子也認為越南此舉“務實，不圖虛榮，注重民生，不好大喜功，給贊一個”，稱“一辦奧運經濟就垮，多少專家分析過，就是不聽”。不少網友紛紛為越南點贊，並認為中國應該向其學習，“至少人家已經開始搞政治改革了”，而且越南“越來越有現代國家的樣子了”。盡管網友有這些想法確實正常，但在對越南的政治經濟現實缺乏了解的情況下一味吹捧，多少顯得缺乏理性。至於越南先前的決策失靈、現在的民粹失度，網友們更未及深思。[NT:PAGE=$]

“激進政改”沒給越南民眾帶來實惠

談政治改革，不能靠動聽的口號和概念“務虛”，必須考慮實際效果。越南的政治失靈，當然會在經濟上有所反映。自認“沒錢”開亞運會，已體現出該國經濟之困頓。

盡管越南經常被稱為“東南亞新小龍”，是世界上最具潛力的新興經濟體之一，國內外的主流媒體近年來更不時宣稱，越南已經承接了中國沿海大量的產業轉移，成為中國工業的有力競爭者，甚至很快就會青出於藍；但實際上，越南這幾年來一直處於嚴重的經濟蕭條甚至是危機之中。去年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經濟總規模也僅有1700億左右。

早在2008年，越南經濟就已經滑出正軌，嚴重失控的通脹（年率超過25%），大幅的貨幣貶值（僅在2008年就接近一半），巨額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雙雙創下歷史最高紀錄），以及經濟增速急劇下跌同時發生，一度到達經濟崩潰的邊緣。

經濟蕭條，有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前述“激進政改”在經濟上產生的后果。

雖然之后越南努力掙扎挺過了最危險的時期，但至今為止仍然沒能走出這輪經濟蕭條。盡管去年的各項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大多有了好轉，但高通脹、低增長，國民對不斷貶值的本幣缺乏信心，財政赤字和外債積累過大的原有難題還是都沒有解決，而金融系統壞賬率高企不下（僅越南央行就承認整個系統內壞賬高達10%以上），和房地產市場全面冰封（包括越南最重要的胡志明和河內市）的打擊卻自2011年起又接踵而至。此外，在它申辦亞運會的2010年，還爆發出船舶工業公司丑聞。越南政府被迫對其進行重組，不得不承擔了高達45億美元的虧損，超過越南當年gdp的3%，消化這一損失對於越南來說也絕不輕松。

越南警示：從正路滑向邪路的第一個坑

其實越南糟糕的經濟狀況完全不是什么秘密，由於中越之間相鄰的地緣關係和密切的經貿及文化往來，這個話題甚至談不上“冷門”。之所以很多媒體和人士會無視事實，總是熱衷於制造一個越南“形勢大好”的虛假幻象，原因同樣眾所周知，無非是對所謂越南“深層次政治改革”的愛屋及烏罷了。

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在國家體制也與中國比較相近。自從上世紀以來，越南在經濟政策上大量借鑒中國經驗，甚至由此產生了一個歷久彌新的笑話：把中國有關經濟改革的中央檔案改個臺頭，再把“改革”替換成越南常用的“革新”，就可以直接作為越南的經濟政策檔案下發了。這樣的這樣的改革雖然有依葫蘆畫瓢依葫蘆畫瓢亦步亦趨之嫌，卻多少保證了越南改革的的穩健發展。

然而，或許是為了擺脫擺脫中國影響的焦慮，近年來越南在政治改革領域，開始遠比中國“激進”，尤其是近幾年來多項黨內外高級干部選舉和任免程式的變化。對此，越南聲稱是在原理上的政策創新，給外界的直觀感覺卻是向“西方模式”積極靠攏。不論這些改變是不是真的某種自我“和平演變”，也不論其在越南國內的真實反響如何，至少在中國國內，很引起了一些人發出的羨慕之聲。也因此，越南這個人均gdp還不到中國三分之一的發展中國家榮幸地加入“世界高幸福國家”行列，諸如越南“國窮民富”、“政治日漸清明”，真正實現了“黨政分開、依法執政”之類的神話也被不斷發明創造出來。

可惜在這個網絡資訊時代，任何編造的神話都長久不了。因為工作、商務或是旅行等原因訪越的國人每年就數以萬計，兩國邊境口岸上邊民穿梭不息。指望多編些段子就可以掩蓋住越南的實際國情，無異於掩耳盜鈴。於是我們知道：

越南兩大城市胡志明市、河內市的房價竟然比北京上海還高，其它大量物價也相當接近，而越收入最高的胡志明市工薪水平僅相當於中國的二三線城市；

農地號稱已經實際私有化，但農民需要自建住宅的基地卻平均需要支付約4萬元人民幣的費用，而越南農民2012年平均收入才約600美元（不到4000元人民幣）；

至於腐敗，論大老虎，前文所提到的越南船舶工業公司丑聞對越南造成的損失之重，甚至超過了雷曼破產案對美國的打擊程度（國際評級機構因此直接調低了越南國家信用評級），另一起越南遠洋船業公司丑聞又導致越南超過12億美元的損失，又是接近越南gdp1%的重創；論蒼蠅，很多人都有在越南海關遭到公開索賄的經歷，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顯然不可能代表著更加清明的政治；

而越南民眾“雖然物質上不富裕精神上卻普遍幸福”的論調，更被越南頻頻傳出的騷亂乃至暴亂的訊息打得粉碎。除了各城市越來越常見的勞資矛盾演化的暴力衝突之外，雖然外界對越南農村地區的衝突所知較少，但從少數泄露的典型事件看，往往規模更大敵對性也更強。在2001年、2004年和2011年，在中部和北部地區越南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動了大批軍隊，才暫時鎮壓了抗議。

事實上，越南現在面臨的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僅“激進政改”解決不了，反而受其影響而更加惡化。

當然，各國有各國的國情，選擇什么道路是各國人民自己的權利，外人也不應該多插嘴。從歷史上看，中國為越南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成功政策，對於越南迅速找到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擺脫極端貧困狀態，躍升為在世界上也頗受矚目的新興經濟體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現在及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越南能在“政改”領域實實在在地深入探索，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能給中國一些經驗教訓。

“實驗室”不只是越南。放眼周邊，朝鮮正在思索如何求變破局；中國台灣“民主”則亂象重重；香港特區原地踏步，人均gdp已被澳門趕超，這其中有何政治教訓？韓國精英大眾普遍改信基督教，對政治有何影響？這些小國、小地區可視作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特區”，我們應認真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不能炒作一些似是而非的口號和概念，甚至出於種種目的，歪曲影射。如果各自根據實際情況，吸收好的政策，建立良政，推動區域繁榮，東亞的政經改革、互動往來或將成為一件歷史美談。如若不然，蘇東覆轍仍有可能再次上演，甚至導致區域動盪。世人不可不察也。(來源：觀察者網，作者：魏峰，財經從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