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回中國做盟友 美國還能挽回中國的心嗎

編者按：愛荷華州前議員格雷格•庫薩克珍視歷史經驗，近期還呼吁美國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說公道話。在本文中，他從美國人的角度闡釋了為什么中國會對日本右翼行動反應強烈。而后自然地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過渡到美國國內大肆迫害異見人士的“麥卡錫主義”，認為正是這種激進的政治行動導致了兩國之間的隔閡與對抗。在庫薩克眼中，強權政治的老黃歷是窮途末路，中美應該開拓一種新關係，而美國更應該首先伸出友誼之手。和訊網摘編如下，以供理論界學術研究與參考。

拉納•米特（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讓我深受啟發的同時，也讓我心情難過：深受啟發，因為讀完全書，我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許多事情；心情難過，因為米特活靈活現地講述了中國人民長期遭受的暴行。

盡管我在攻讀研究生階段就知道數以百萬計的蘇聯人在二戰中死亡，但得知超過兩千萬中國人在日本侵華戰爭中遇難，我還是震驚了。

因此，我希望本書能在美國國內列為必讀書目，因為該書可以事半功倍地幫助美國公民了解中國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了解當前變化莫測的中日緊張局勢。

這本書讓我更好地理解了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的心情——為什么日本一提“愛國主義”，一出現修改二戰后美國強加的和平憲法的念頭，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就寒毛直豎。我對日本局勢也頗為警惕！

這本書也能為西方提供他們所急需的、解讀中西關係復雜歷史的切入點。中國現在之所以懷疑西方，根源就在於那段丑惡的過去，西方不斷干涉中國內政，侮辱中國的古老文化。

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政府偶爾會讓西方覺得“過於張揚”，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潛意識里依然希望中國“牢記自己的位置”，並且像從前一樣對西方百依百順。

身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深知整個十九世紀，在西方勢力的反復欺凌下，中國這屈辱的一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但在翻閱這本書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作為西方國家的盟友，遭遇竟如此悲慘。

下面這段節選自《被遺忘的盟友》（第243-44頁）

問題在於中國與西方透過幾乎完全不同的鏡頭看待中國的角色。對於西方同盟來說，中國是一個乞求者，一個雙膝跪地、遭受重創的國家，靜候英美國家將它從日本的手下拯救出來。而在蔣介石和許多中國人眼里，他們是軸心國的頭號也是最為始終如一的對手。盡管有無數次從衝突中撤離的機會，中國卻在外界援助似乎遙遙無期之時選擇繼續戰斗，現在它被作為平等力量來對待，當之無愧。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自身對待中國的態度也是忽冷忽熱。

一方面，羅斯福總統個人同情中國人，強烈支援中國成為平等的同盟國，盡管英國擔憂崛起的中國可能染指其在東南亞幅員遼闊的殖民地。

但另一方面，美方派來聯絡對華關係的約瑟夫•史迪威將軍（general joseph stilwell）卻一再與蔣介石發生衝突，調動中國軍隊時無視蔣的意見。他甚至非常鄙夷蔣介石，私底下稱他為“花生米”（觀察者網譯注：the peanut，意指笨蛋、沒用的小人物）。

閱讀史迪威的材料，我常常掩卷皺眉。他大概就是那種“丑陋的美國人”，總是惹惱不同文化的人——飛揚跋扈、自以為是。

盡管史迪威制造了重重困難，美國對毛澤東的總體態度從最初的中立轉向了積極的一面。

他（毛澤東）共產黨員的身份自然在華盛頓引起諸多不安與爭議，但他目標明確、組織能力強、關心延安地區農民，給一些來自美國的訪客——包括平民和軍人——留下了非常正面的印象。

相比之下，盡管蔣介石給人以強烈的反共形象，但他偏愛尊卑分明的上下級關係，對平民則有點兒漠不關心，給大多數美國訪客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毛澤東那么正面了。

麥卡錫的政治迫害

出乎毛澤東和蔣介石意料，戰火很快停息，美國醞釀能使毛蔣二人妥協的可行方案，免除中國內戰之苦。然而，二者對中國未來的設想差距太大，妥協方案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美國國內的右翼勢力將毛澤東在1949年的勝利視為華盛頓的“自由主義者”已經“失去”中國的證據（就好像中國屬於哪個外國人，而不屬於中國人民似的！）。

這項指控是美國右翼勢力復甦的一部分，緊隨發生的朝鮮戰爭和威斯康辛州參議員麥卡錫發起的政治迫害則推波助瀾。麥卡錫無端指控中共廣泛滲透美國各級政府部門，把政治迫害粉飾成國會聽證會，在全國廣泛傳播。

美國國內這段丑陋的時期進一步破壞了數十年來的對華關係。實際上，直到七十年代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做出英明決定，訪問中國並接受對方領導人的盛情款待，局勢才漸漸改善，朝著更有希望的方向發展。

不管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顯然是注定要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國家，我們想知道：兩國關係是否注定不斷重蹈覆轍？或者雙方都能從思想桎梏——這種桎梏扭曲了可能發生的事情，同時也掩蓋了新的機會——中解放出來呢？

右翼勢力強迫美國繼續宣稱中國“不能被信任”。

在他們看來，美國對中國的姿態應與冷戰年代對前蘇聯的一致——當年美國利用貿易壁壘和軍事聯盟包圍蘇聯，遏制蘇聯侵略鄰國。

這種說法謬誤不少。打從一開始，美國領導人就沒有意識到，斯大林四處結盟友好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即為了降低西方再一次入侵俄國的可能性。他沒忘記——似乎許多西方人忘記了——祖國曾遭受法國1812年和德國1941年的侵略。

斯大林還記得，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不久（觀察者網譯注：即十月革命），西方列強出手干涉，協助“白軍”對抗“紅軍”。

建立真正的伙伴關係

現在的中國許多方面都與十九世紀初年幼的美國所面臨的處境相似：自信力與實力都在增長，希望在國際舞臺上平等相待，知道那些大國在歷史上並不友好，甚至懷有敵意。

如果美國能夠意識到這個與中國建立真正的伙伴關係的機會——當然首先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並朝著互相信任、互相依賴的伙伴關係發展——那么十有八九這兩個國家能夠共同協作，創建並維持亞洲及其它地區的和平穩定局面。

或許對於兩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我認為唯一正確的是，美國應該首先真誠地伸出友誼之手。短時間內，中美大概還無法消除猜忌與懷疑，但是各層面的交流與合作開展得越多——政府間、軍事、民間——那么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友誼就越有可能開花結果。

而另一種選擇，回到過去那種強權政治的老黃歷，已然在上個世紀就被證明是窮途末路。

我們是否有勇氣探出一條新路？為了所有死去的人們——中國人，俄羅斯人，亞洲人，歐洲人以及美洲人——那些付出無數代價的人們，我們要放手一搏。

作者曾任美國高校歷史與政治科學高校教師，美國國家天主教農村生活會議主席。他還曾任美國愛荷華州眾議院議員，2004年從愛荷華州政府退休。（英文原文刊載於《上海日報》。觀察者網 陳佳靜/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