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辮子教授”辜鴻銘：中華帝國最后的辮子

辜鴻銘的辮子是要拽住歷史的車輪嗎？

辮子留還是不留，自清人入關，便是和掉腦袋一樣重要的事情。那是政治忠誠的表現。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后留辮子，大膽。蔡元培先生聘用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在革命的漩渦北大教書，更為大膽。其實，以反革命面貌出現的這些行動，某種意義上更說明了他們的堅定意志。這種堅定意志可能是整個20世紀中國隨大流話語霸權現象中，國人最缺乏的一種獨立精神。

清朝入主中原，從一開始就把頭發問題作為政治忠誠的一種象征。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軍打敗李自成進入山海關的第一天就下令剃頭。

改朝換代，移風易俗，這是清朝作為異族心理自慰的一種手段。它曾遭到明朝遺民的堅決抵抗，比如，有的人為保頭髮而與妻子一同跳井而死。這種事件還不止一次發生。也有舉族躲到深山之內，逃避削發的。

削發后就是在后面留一個小辮子。經過如此武斷的種族歧視政策，奴性便慢慢培養起來。留辮子就成為革命到來時表達對前朝政治忠誠的高風亮節的行為了。

辜鴻銘把留辮子作為一種忠誠看待。他認為，中國人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他正是儒家國家的基石。他也認識到自己的忠誠是一種文化立場，不僅僅是政治立場。他說:“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受皇恩之王朝的忠誠，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之根本的忠誠。”

20世紀80年代有個電影叫《神鞭》，其中的傻二說:“辮子剪了，神還留著。”辜鴻銘是要留住那個神。他說:“如果把地球看成一個頭，各個民族看作是頭髮，那么中華民族就是那條標新立異的辮子。”

1917 年， 能夠容忍並欣賞辜鴻銘的蔡元培執掌北大時， 提出了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的用人主張，創中國大學曇花一現的鼎盛時代。辜鴻銘被邀請教授英國文學，沙灘紅樓的那個校園里便經常可以看到拖著長辮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同時， 2 6 歲的胡適也被請回來教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辜鴻銘是著名的守舊派， 而胡適恰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1917 年2卷5 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且被陳獨秀稱譽為“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如此搭配的北大，其熱鬧之況可以想見。

1923 年， 蔡元培辭職后，辜鴻銘也辭了職。因為蔡元培以后的北大已經不是原來的北大，北大已經不是他能容身之處了。1924年4月23日，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辜鴻銘與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熊希齡、蔣夢麟等前往北京前門車站迎接。對於這般的吹捧，十年后，魯迅還耿耿於懷，在《罵殺與捧殺》一文中諷刺:

“人近而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這是一種偏見吧。當魯迅自己被當成另一個捧殺的對象時，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鴻銘與泰戈爾，一個很奇特的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不過可以肯定，泰戈爾一定為中國有這么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為經常用英文寫作的印度文化大師泰戈爾， 在某些方面和辜鴻銘有相似之處:二人對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種矛盾的態度。只是泰戈爾更能從全人類的角度，以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關注人類的發展。其立意與辜鴻銘相比，更具有現代性，也更接近21世紀的歷史主題。

泰戈爾在一生的相當長時間里， 對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態度的。

有感於印度的苦難， 泰戈爾說:“ 我再次指出， 如果真理從西方來，我們應該接受它，毫不遲疑地贊揚它。如果我們不接受它，我們的文明將是片面的、停滯的。科學給我們理智力量，它使我們具有能夠獲得自己理想價值的積極意識的能力。為了從垂死的傳統習慣的黑暗中走出來，我們十分需要這種探索。我們應該為此懷著感激的感情轉向西方活生生的心靈，而不應該煽動反對它的仇恨傾向……今天，任何國家把別的國家拒之門外，都不能謀取獨特的進步。”有人在泰戈爾的傳記中說:和西方的密切接觸“使他原已十分廣博的人道主義同情心更加寬廣，並深化了他對那種激勵西方心靈去建立偉大功業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爾逝世時，印度國大黨領袖、后來的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從監獄里致書報界，說:“祖師(泰戈爾)和甘地從西方或其他國家吸收了許多東西，特別是祖師尤其如此。他們之中誰都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使命面向整個世界。”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攪亂了人類的和平生活的時候，泰戈爾和辜鴻銘一樣，對戰爭進行了譴責。只是泰戈爾對交戰雙方抱以同樣的悲憫和譴責。其詩篇有云:

大地萬千的痛苦和罪過，

多少暴力的喧嘩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洶涌澎湃，

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膽小，

強悍者的殘暴，

貪婪者的無恥，

被宰割心靈的創傷，

民族的傲慢，

對神明的褻瀆，

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不過，在北京的講演中，泰戈爾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質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輕質，其文明之基礎薄弱已極，結果遂驅人類入於歧途，……雖然此種文明，吾東方人士萬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則必受其害。吾人今須知人類之精神，須如機械之輪之自強不息。吾人分所應為者乃對於一切壓迫之奮斗抵抗，以求到達於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對於大人（ 即西方文明） 須以較機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換言之，即吾人今須以精神戰勝物質是也。”

這個精神戰勝物質的理論， 是否為泰戈爾對待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關係的最終結論，抑或是泰戈爾在中國迎合中國情調的言論，已經不得而知。但是，泰戈爾和辜鴻銘所共同關心的東方文明的命運，並沒有因為二人的離世變得比1 0 0年前更加明確。

辜鴻銘離開北大后，在1 9 2 4～1 9 2 7年期間曾多次前往日本講學，並在日本引起了轟動，造成了一時的“辜鴻銘熱”。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贊譽都顯得多余。”

1 9 2 7 年秋，辜鴻銘從日本回到故國。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薦他做新組建的“ 安國軍政府”大帥張作霖的顧問。張作霖對這位穿前清服飾， 留小辮的老古董很奇怪， 直截了當地問:“你能做什么事？”辜鴻銘怔怔地看著這位大帥，絲毫也找不到當年張之洞總督那待人如賓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 9 2 8年4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他也有意前往執掌。但辜鴻銘染了感冒，請了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過去的“東西南北”經歷一齊涌上心頭，無法自拔，他精神上異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4 月3 0日，辜鴻銘無奈地看著兩個小女， 說了句 “名望、地位都不過是泡泡，轉瞬即逝”。辜鴻銘死后，女兒珍東、娜娃到蘇州削發為尼，秉承了父親的倔強脾氣。

這位把中國文化視為珍寶、向西方傾力推薦的人， 畢竟獲得了西方的尊重；同時，也至少使西方在其文明處於強勢的鼎盛時期，對中國有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德國作家勃蘭特夫人說:“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還沒出生！”那么，能寫歐洲詩的中國人出生了嗎？我們可以回到辜鴻銘的立場，但是估計再也沒有他那樣的能力和骨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