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李克強經濟學三季度須見分曉

文章摘自邱震海《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

編者按：博鰲亞洲論壇2014年年會在4月10日上午舉行開幕式，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發表主旨演講。李克強指出，我們不會為經濟一時波動而采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長期的健康發展，努力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李克強稱，把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是中國當前宏觀調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長期政策取向。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個上下幅度，無論經濟增速比7.5%高一點，或低一點，只要能夠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不出現較大波動，都屬於在合理區間。

兩個月前，當馬年春節來臨時，大家的互相祝福語是“馬到成功”、“馬上就有”。兩個月過去了，我們發現“馬到成功”沒有來到，“馬上就有”倒是有了，只不過來的全是壞訊息。看看今年開局的國內外形勢，你就知道我說的不是瞎話。今年開局的中國經濟就尤其如此。

以上這段話，是兩周前我在太原的一次論壇中發表的觀點。就經濟層面而言，今年上半年的形勢可能很糟，李克強總理壓力很大。從現在已經知道的情況來看，3月中旬日公布的1、2月份經濟數據只能用一句話來形容，“一片慘淡”，就連李克強最關心的用電量、鐵路運輸量等數據也全面下降，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嚴重。

清明節過后一周，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即將公布。這幾天，經濟學家們都在猜測，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可能下行跌破7.5% - 這是李克強為今年全年中國經濟設定的底線。其潛臺詞是：突破了這一底線，政府就要出手。

問題是：這一次，中國政府若不出手，其“文火燉湯”是否敵得過經濟下滑的“疾風暴雨”？但若出手，度到底如何掌控？究竟是溫家寶時代四萬億的翻版，還是其他？四萬億“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但卻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後遺症，以致於今天北京高層總結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時，用了三句話：經濟增速的換擋期，經濟轉型的陣痛期，前期刺激措施的消化期。這最後一句話就是指溫家寶時代的四萬億。

剛剛過去的4月2日，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三條基本的刺激措施：一、研究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范圍；二、部署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援作用；三、確定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

有人說，這三條意味著重返老路；有人說，這三條意味著毫無作用；也有人說，這三條意味著李克強在“酒瓶裝新酒”。

我的觀點是：這三條意味著李克強在謹慎地探索，既不能走溫家寶的老路，也不能見死不救，更不能忽略改革和結構調整。一句話：這個時候搞經濟，李克強很難。

我在各地演講時的觀點很明確：2014年沒有什么“李克強經濟學”，有的只有“李克強難題”；而且“李克強難題”的解題思路，最遲不能拖過今年第三季度。換言之，最多還有六個月，李克強治理中國經濟的思路（亦即出不出手、如何出手、出手到什么“度”）就須見分曉。

而這個月，亦即4月份又很關鍵，因為一季度的數據將決定李克強未來幾個月的思路。

寫了這些，引用一些我剛出版的新著《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里的段落。下面這幾段是涉及到對前一、兩年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

任何有經濟學感覺的人，想必都會發出疑問：此輪中國經濟放緩，究竟是周期性放緩，還是結構性放緩？

所謂周期性放緩，就是指經濟運行周期本身的規律所致，其大多受到國際經濟波動和自身經濟環境的影響。國際經濟波動方面，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先是美國后是歐洲，中國出口所賴以生存的外部市場接連受挫，也由此重創中國企業的出口業務。在自身經濟環境方面，國內消費市場的階段性疲軟和其他眾多因素，也是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放緩的因素之一。

用通俗的話來說，經濟周期性放緩猶如身患感冒，身體雖不舒服，但總有自然康復的一天，其原理就在於人體的新生代謝機制。而經濟的結構性放緩則不同，它猶如身患器質性疾病，雖不致於不治，但病因深植於人體的深層結構，其矯正或調理需要相當的耐心、時間和技巧。

中國此輪經濟放緩，到底是“感冒”還是“器質性疾病”？2013年5、6月間，我的回答是：它既是“感冒”，又是“器質性疾病”，其“治療”既須針對“感冒”，又須針對背后的“器質性疾病”。

而中國經濟的所謂“器質性疾病”又是什么？一般說來，這無非是指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的不協調，亦即投資、出口、消費三者的結構性失調。關心中國經濟的人們都知道，過去幾年，中國政府在“調結構”方面可謂費盡心機，其核心就是要拉動消費，讓消費成為主導中國經濟的核心動力，減少投資在拉動經濟方面的比重，並逐漸擺脫依賴出口的局面。

但實際情況是：過去幾年的“調結構”任務，從來就沒有真正完成過，中國的經濟結構始終是投資主導，高度依賴出口，消費疲弱。

然而，2013年7月以后的經濟形勢，卻迅速掩蓋了人們對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思考。進入8月后，中國經濟明顯企穩。8月22日，匯豐集團發布數據顯示，8月匯豐pmi初值為50.1%，較上月的47.7%大幅回升，創下4個月來最高；9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官方pmi為51.0%，比上月上升0.7個百分點，連續11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創下16個月以來的最高。

受經濟數據轉好影響，國內外研究機構對於中國經濟的看法也轉為樂觀。8月下旬以來，多家國際投行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8月21日，德意志銀行發布研究報告，上調了今年下半年中國gdp增長預期，將今年第三、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長分別上調至7.7%、7.8%，而此前的預計分別為7.5%及7.7%，並將今年下半年gdp增長預期相應從7.6%調高至7.7%。同樣上調的還有瑞士信貸與英國巴克萊銀行。瑞信把對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6月的7.4%上調至7.6%；巴克萊銀行則表示，當前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比前一季度加快。甚至有外資經濟學家一改此前的悲觀論調，改口認為中國經濟已經觸底，雖然目前上升動能可能還不強，但中國經濟企穩無疑是利好訊息。

一如“感冒”趨於好轉時，人們往往滿足於暫時的康復而忽略了“器質性疾病”，中國經濟的連串結構性問題，就這樣被暫時而巧妙地掩蓋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從中國政府面對復雜經濟形勢的兩難說起。

從2013年6月起，人們就不斷聽到一種叫“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一說法顯然是從年初開始的“安倍經濟學”克隆過來的。發明這一說法的據說首先是一家外資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其認為“李克強經濟學”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不出臺經濟刺激措施；二、金融領域去杠桿化；三、調經濟結構。

不知是否一種巧合，最近十幾年，中國乃至世界經濟中的一些重大現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資銀行或經濟智庫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並繼而引起各國關注，最後成為一種廣為流傳的共識、趨勢甚至政策取向：無論是“金磚國家”還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都無不如此。

所謂“李克強經濟學”的提出，顯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經濟學”概念的影響。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過日元貶值等刺激經濟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出口，同時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由此獲得了“安倍經濟學”的美稱。從政治的角度看，“安倍經濟學”的成功，也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國內的民望，並使其在外交事務上更加具有底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與政治的互相交織關係。

2013年，除了“安倍經濟學”之外，“李克強經濟學”和“默克爾經濟學”也都是風靡全球的一些術語，其無非是希望以此來總結各相關國家經濟政策的一些成功之道。

當然，作為中國新任總理的李克強，從來就沒有明確提出過這三大要素，更沒有將這三大要素歸結為“李克強經濟學”。所有的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據2013年3月李克強上任后掌管經濟的一些思路，甚至從他的一些做法和說法中推斷出來的。

“李克強經濟學”被巴克萊銀行的幾位學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當時居李克強上任總理正好三個半月。大家仔細回憶就可發現，李克強上任后的頭幾個月里，幾乎十分安靜，甚至安靜得有些低調。除了對印度、德國等國進行過一些外事訪問外，李克強的精力基本上都放在國內問題上，而且主要是國內的經濟問題上。當然，從后來公布的情況來，這幾個月李克強就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做了不少調研，強有力地推動了上海自貿區的進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強似乎沒有更多、更高調的公開表述。

201年6月中國“錢荒”的爆發，是對李克強的第一個考驗。過去幾年，中國素以流通性過多著稱，似乎從不缺錢。但2013年6月的某一天開始，中國卻忽然出現了“錢荒”的怪事。當然，客觀上自然有銀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國金融體系里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則是“錢荒”的真正元兇。

面對這一情況，李克強的態度基本是按兵不動，因此中國央行未象一般人們預料的那樣率先出手。也許，正是李克強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當時的這一舉措，讓巴克萊銀行的經濟學者們眼睛一亮：不出臺經濟刺激措施，這不正是李克強經濟思路的主要元素嗎？

於是，一個后來幾乎家喻戶曉，甚至風靡全球的名詞 – “李克強經濟學”就這樣誕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強經濟學”誕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就在節目中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容忍底線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簡單：在中國的“經濟政治學”的背景下，經濟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乃至政治不穩定情況的出現；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可以忍受社會乃至政治不穩定的后果。既然這樣，下一個邏輯的問題就是：面對經濟可能必然下降的趨勢，中國政府能否容忍的底線到底在哪里？如果經濟下滑到可能引發社會不穩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則？這里的兩難就在於：若不出手，則經濟下滑可能引發社會不穩；但若出手過重，則2008年后的那一幕（資產價格上升、國進民退…..）又將重新上演。

果然，幾天之后，我們就從媒體中不斷讀到中國政府領導人談經濟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誡大家要有“底線思維”。什么是“底線思維”？很顯然，就是要對經濟下行可能到什么水平，有一個基本的預估和預案；一旦不行，政府還是要果斷出手。

這顯然已向人們傳遞了一個核心資訊：所謂的不出臺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決策層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國“經濟政治學”的基本原理；一旦經濟下滑底線失守，那導致的社會不穩將是任何人都無法承受的代價。

問題是：中國政府能夠承受的底線到底在哪里？

任何一個決策者，都必須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同時也應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以最大的現實主義態度考慮經濟下行和社會轉型的成本，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決策者和領導者。

因此，外資銀行以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來詮釋中國的“經濟政治學”，以為不出臺只能說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國，或者說不懂中國的政治。

但對於中國決策高層而言，這樣做並不是沒有風險或考驗的。原因很簡單：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任由經濟下滑，那將產生嚴重社會后果；但若政府出手過重，那勢必將導致2008年后的一幕重演。關鍵是：其間的“度”到底在哪里？

就在“底線思維”出臺幾個星期后，2013年7月30日，北京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確定了“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九字方針。上一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2012年12月16日召開。那天晚上，我正在北京主持一個活動，當晚參加活動的有一位剛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趕來的央行高層。

我問這位高層人士：“今天的經濟工作會議有什么內幕可以透露？”

這位高層人士回答：“沒有內幕，現在的新聞聯播正在報導，明年經濟工作六項任務，其中首要是‘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當時的背景是：經過2012年第四季度“換屆效應”的影響，中國經濟開始回升，因此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注重“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然而，僅僅過了七個半月，2013年7月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再次提出“穩增長”的口號，顯示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風雨飄搖的嚴重性，這顯然是一個方向性的轉變。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九字方針的先后次序：“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

經濟學家許小年在他的微博上寫道，這個次序顯然錯了，正確的次序應該是“促改革，調結構，穩增長”。

許小年認為，今天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問題都是由於改革滯后而引起的，因此促改革應是未來提升經濟時應主要著力的目標；解決了改革的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自然啟動，屆時穩增長的目標自然水到渠成，反之則可能本末倒置。

必須說，許小年的邏輯是正確的，我也十分佩服許小年的勇氣。但這一正確的邏輯放在今天中國的現實中，卻是很難行得通的。或者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任何一個決策者也許都深知這一邏輯的正確性；然而，他在做出決策時，還是會將“穩增長”作為重中之重，因為經濟大幅下行而導致的社會不穩，其代價將遠遠超過經濟改革緩行的代價。

但誰又都知道，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都是由於改革緩行而導致的。因此，為了維持穩定而暫時犧牲或緩行改革，其后果必然是導致更為深刻、長遠的問題。“李克強經濟學”今天面臨的問題有兩方面：一、能否在不大幅刺激經濟的情況下，維持經濟的平穩發展，或至少不大幅下降？二、政府一旦出手，經濟自然立時“臉色紅潤”，但如何保證在“穩增長”的同時，不大幅拖延本已嚴重滯后的改革進程？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今天中國決策高層面臨的恰恰是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一點也不比其前任在2008年面臨的問題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