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富不過三代”

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有所謂“富不過三代”的民間觀點，這並不是暗指企業家不善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而是指企業家無力應對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

周叔弢（1891—1984），晚清重臣周馥之孫，他的四叔周學熙乃北方實業巨子，與張謇齊名。企業史上一度有南張北周之稱。周學熙橫跨官僚和企業家兩大領域，但企業思想極為開放，近現代企業史上中外企業股份合作模式乃是為他所創，到民國時代，張謇的公司偃旗息鼓，但周氏企業卻發展穩健，一度富可敵國。

1953年，社會主義公私合營改造運動開始之后，周叔弢的天津啟新水泥公司先是被派入駐中國共產黨啟新公司黨委，企業開始在外部和內部同時接受政府領導，接著很快就進入公私合營階段。周叔弢意識到這個變局無法回避，只能接受，不能拒絕，也沒有選擇的余地，因此，在啟新公司董事會議上，他反復陳明一個道理，實行公私合營，啟新不僅要參與其中，接受國家的管理，而且一定要起到帶頭作用，爭取成為天津市公私合營的先進。

對於股東們的遲疑與反對聲音，周叔弢說：“早晚要合營，晚合營不如早合營”，“毛主席問過我，把企業公私合營，你們舍得不舍得，我說現在舍不得也要舍。”

周叔弢說的是大實話，反映出他對時局的基本判斷。社會主義公私合營運動乃是大勢所趨，私人企業惟有配合，才是保全之道，拒絕是沒有意義的。不過，這些判斷並不是周叔弢全部的判斷，事實上，作為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企業家，他對自己的啟新公司有一個合理的計算和分析，當其時，啟新公司已經在外部和內部接受了黨和政府的領導，勞資關係由民國時代的資本家和勞工的關係轉換成了政府和勞工的關係，工人的工資也已經在政府的統一計劃安排之下，而更加重要的公司股票，國家的銀行已經成為大股東之一，占到了17％，加上三反、五反時期企業必須拿出來的退款和補充款項，此時此刻國家即使在資本的層面，不用拿出任何錢，也可以把啟新強行公私合營。

也就是說，到社會主義公私合營的運動全面展開之后，在資本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層面，啟新已經是一家事實上的國有企業，作為名義上的企業私人股東，這個時候還堅持企業的私有產權性質，堅持企業股東的私人利益，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所以，周叔弢很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在毛澤東給他親口過問公私合營之后，周回到天津，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主動向天津市有關方面正式提出了啟新公司公私合營的申請。

中國傳統智慧有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之說，企業家周叔弢這個時候主動選擇公私合營，一方面乃是企業和他本人已經被逼到了絕境，不可能有還價的空間，另一方面，企業家天然的妥協精神和合作意識，也幫助周做出這樣的選擇。

事實上，周叔弢的旗下，除了啟新水泥公司，他的企業乃是一個帝國系統。他的華新紡織廠在青島、唐山華新、天津都有龐大的工廠，周叔弢是每個工廠的總裁，同時他還是啟新洋灰公司董事、協理、總經理、董事長，灤州礦務局、耀華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廠董事。和他的爺爺和叔父周學熙一樣，1940年代的周叔弢，乃是中國北方工商業企業家的代表人物。如此豪邁的財富，如此龐大的企業，拱手風險給國家和政府，周叔弢心里不痛，不符合基本的人性。

事實上，毛澤東當然知道企業家不可能愿意自己的企業和財產被國家完全控制，因此要反復召開企業家座談會，一方面曉之以理，一方面其實也在暗中威脅。聰明者如周叔弢，當然選擇了合作，事實上在接下來的時間之內，周叔弢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的確失去了龐大的周氏企業帝國，但在政治版圖上終於謀得一席之地。他先后擔任過天津市副市長，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晚年還熱衷於書畫收藏，家中墨寶無數。

1940年代，據說石濤的名畫《巢湖圖》一度被日本人買走，周叔弢以一萬元的高價收入囊中，使得這幅名畫不至於流落海外，如今依然保存在天津博物館內。而在1952年，他把宋、元、明抄校本書715種、2672冊捐給了國家。1954年，他捐給國家中外圖書3500冊，藏於南開大學圖書館。1955年，周叔弢捐給國家3100種書，一共22600多冊，藏於天津圖書館。1981年，他又將1800余種、9196冊善本書和1262件古印璽，200多卷敦煌子卷及名人字畫等文物全部捐獻給國家，分別收藏在天津圖書館和天津藝術博物館。周叔弢先生的愛國愛黨之情，由此溢於言表。

去世之前，周叔弢先生寫下墨跡：“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兒子周玨良談及此事，因為驕傲，說先父一生愛黨，最後一次進入醫院病房之前，寫下這樣的筆墨，代表了老人家一生的情懷。

周叔弢的后人值得陳述。周一良，周叔弢的長子，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自傳體著作《畢竟是書生》一度在讀書人圈子廣為流傳。周一良乃是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高材生，接著就去到哈佛大學攻讀，直至成為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周一良的學養很好，且早慧，楊聯升在一篇懷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周一良是“當時青年學者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注1）1945年，北大的傅斯年為網羅人才，致函胡適，以周一良為第一人選，說“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而司徒雷登也是極度看好周一良，力邀他重回燕京，出任重要教職。大學問家趙元任在給傅斯年信中，稱“史語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個要緊的人，萬萬不可放去”。

就是這樣一個大才子，或許是受到了父親周叔弢的影響，他於1946年由美返國，執教燕京大學，1950年代初期也沒有選擇離開中國大陸，和他的父親一樣，主動加入到了共產黨的體制運行之中。這是日后反復被后人詬病的事實，“文革”后期，周一良和幾位老教授一起，出任“梁效”寫作組顧問，做了不少有悖於他的文化理念的事情。對於這些，他自稱因為“生性小心謹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由此對自己的一生頗有遺憾也。（注2）

周叔弢的兒女們絕大多數都進入了學術界和教育界，子女10人中有8人是高等學府的知名教授。長子周一良是北大教授，自不待言。次子玨良長期任教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三子艮良是建筑設計專家。四子杲良為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教授，神經生理學家。五子以良，東北林業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國家森林植物學學術帶頭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北京亞運會工程副總指揮、總建筑師。七子景良50年代留學蘇聯，是中國大陸最早使用電子衍射進行晶體原子結構分析的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北京地質學會分析測試委員會主任。次女與良是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學家。

周叔弢的兄長周達，其后人也多以學術立身。長子周震良是山東工學院電機系教授。次子熙良為上海華東師大外語系主任。特別是三子煒良，1927年赴美留學，后在德國獲數學博士學位，是愛因斯坦的得意學生，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數學系教授、主任。

羅列周叔弢和他的兒女們的職業生涯和學術地位，在經濟史和企業史雙向敘事的維度，我們乃是要言明一個觀點：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有所謂“富不過三代”的民間觀點，這並不是暗指企業家不善於應對市場的不確定性，而是指企業家無力應對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因此企業家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化探索之后，大多數都會改弦更張。有人歸於毀滅，有人歸於轉行。

亞當 斯密論述自由企業的發展，強調一個前提，乃是政治修明。失去了這個前提，企業家不過就是政客們的門下走狗。周叔弢的企業家生涯，接續周馥、周學熙龐大的家族傳統，剛好是第三代，他曾經遇到過黃金時代的自由經濟秩序、民國時代的官僚資本主義，雖然時局動盪，大概還能維持企業的可持續經營。但社會主義公私合營改造運動，對於任何私人企業而言，都是一種徹底的改變，企業失去基本的產權基礎，也失去市場的自由競爭的必要條件。

企業退出市場，被國家改造和收編，企業家轉型為官僚體系的一份子，企業家的后人不再接續家族企業家傳統，從事企業家的工作，而是努力從事學術和教育，這一方面或許有個人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卻是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的不確定性使然。由此，龐大的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帶來的是當時國家對企業的全面整合，對企業家的全面收編，是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全面計劃管理，失去的卻是一個龐大的企業家市場創新階層，是私人企業這樣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市場主體。

附，參考資料：

注1《談陳寅恪》，p30，台灣傳記文學社

注2《中華讀書報》，2008年6月27日，周家代代有名人

蘇小和，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