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列陽本人就是一本妙趣橫生的書

《法律與生活》雜志社社長、總編輯 李秀平

錢列陽本人就是一本妙趣橫生的書。

因為職司法治新聞之故，我自1990年代后期通過關注“德國牙醫案”結識錢列陽。在2002年歲末至2003年尾采訪劉曉慶稅案期間，我作為記者對作為“采訪對象”的錢列陽有了更多了解。既“有想法”又“有趣”，是我對他的基本認識。后來，我們之間的聯系一直不曾中斷，他則一如既往地“有想法”和“有趣”。

如今，作為記者的我已經和作為律師的錢列陽交往近20年。更多的時候，我對他的關注已不是為了“采訪”，而是想“聽一聽”他在想什么。這個時候，我成了一名旁觀者。

我被錢列陽吸引的原因，一大半是因為他的“比方”——我天天與之打交道的法律是一門“板著面孔”的學科。當這門嚴肅的學科和錢列陽這個特別會打比方的人相遇，出現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那些在法律書本上被繞來繞去“繞”了半天的東西，他用一個人人能懂的比喻就能“輕松”抵達問題本質。

換句話說，對那些在外行或初入行者眼里生澀的東西，錢列陽都能通過“形象化”而使之“有趣”。比如，他用“不做‘拳擊手’而做‘田徑運動員’”來給刑辯律師做法庭定位；在談到資深律師和年輕律師的關係時，他主張前者做后者的“鋪路石”而非“絆腳石”。

當這樣的比方到了不勝枚舉的程度，我便產生了約請錢列陽寫一本書的想法——讓那些“拳擊手”一類妙喻像珍珠一樣在文字的貝殼里閃亮。

寫書是一件“外耗”大量時間、“內耗”大量元氣的事情。君不見，有不少才俊因為寫書而“受內傷”被迫改變了職業規劃。雖然消耗巨大，有些人可能還是為了工作之需或有可能的“名”和“利”而為之。但是，對錢列陽這樣的當紅刑辯律師來說，早已不需要通過出書來揚名，更談不上用巨大的付出來追逐微小且不確定的利益。觸動他出書的唯一“武器”，是通過“出書”的方式把20年寶貴的執業經驗“歸攏一下”，對年輕律師“有所啟發”。

2013年的某個日子，我把請他寫書的想法告訴了錢列陽。他有些猶豫，原因在於忙。后來，他雖然說了“可以”，但因一個“忙”字而難以抽出寫書需要的時間和精力。在他忙得幾乎讓我“有些絕望”的時候，他突然有了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以訪談的方式來寫這本書。由我提問，他來回答。

對我而言，這真的是個難題。一方面，我每天必須用12個小時才勉強能做完工作中的大事小情，也是困於一個“忙”字；另一方面，於刑事辯護而言，我是個外行。最終，因為不能食言，我決定學著做一個適格的提問者。

轉眼之間，2014年到了。

2014這個年份，對錢列陽來說非同尋常。這一年，他的律師職業生涯年滿20年。這一年，他作為鐵道部前部長劉志軍的辯護律師繼續站在刑事辯護的“巔峰”之上——也已因為經過之前的“挨罵年”而深切體味了“高處不勝寒”的滋味。

這一年的4月17日，我在法律出版社組織了一場《錢列陽律師刑事辯護執業感受交流座談會》。在此之前，我已經讀了包括錢列陽所著的《道與術》在內的一些刑事辯護專著。這一次，我想聽一聽年輕的刑事辯護律師向錢列陽提些什么問題。

座談會上，來自北京多家律師事務所的30多位年輕律師可謂“求知若渴”，而錢列陽在答問時也將自己的經驗“傾囊相授”。在“專業的問”和“精彩的答”之間，原定的2個小時“座談”變為了3個小時。

在這3個小時里，我從錢列陽答問的“談笑風生”中看到了“專業范兒”。這里的“范兒”二字既指“專業風范”，更指骨子里透出來的規則意識。比如，在談到律師與法官的關係時，他引用了“法官是法庭的國王”這樣的國際通行的規則並用足球比賽來闡釋自己的觀點：“我們對法官的尊重實際上是對法庭的尊重，是對法治理念的遵守，而不是對法官個人的尊重。在法庭的運行過程中，即使法官是錯的，我們也必須遵守法庭秩序。這就如同足球比賽，當裁判亮出紅牌罰球員下場時，哪怕他吹錯了哨子，球員也要遵守規則離場。因為，對程式的遵守遠遠重於對實體的是非判斷。”

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之間有“裂隙”的背景下，需要有人告訴年輕律師，規則意識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粘合劑。錢列陽適合也樂於做這樣的傳道者。

事實上，錢列陽不僅“樂於傳道”，而且“善於傳道”。加上法律出版社座談會這次，我幾次見證了他傳道時的“盛況”。他布道之時，臺下年輕律師的眼睛是發亮的；因為珍惜當面求教的機會，年輕人會在臺下把他團團圍住，“中間休息”的時間也變成了答問的過程。

這是法治社會需要的“正能量”。

作為出版人，我們有責任把這種能量傳播出去。換句話說，這是我做好“提問者”的動力之源。為此，我一邊讀中國的張思之、田文昌，美國的德肖維茨、法國的佛洛里奧等大律師的著述“惡補”刑辯專業知識，一邊從錢列陽的記憶里和網絡的汪洋大海里打撈其“思想碎片”。

在漸漸變得“內行”之后，我突發奇想——在訪談中，加入一個“青年律師”的角色。因為，他們更明白自己的內心需求。最終，我選中優秀刑辯律師、人大律師學院教師陳海陽為“青年律師”代言。

錢列陽曾做過10年警官，陳海陽曾做過10年刑庭法官。這樣的經歷，對於刑事案件中的“換位思維”的建立或者說“知己知彼”是一筆財富。此外，陳海陽是錢列陽在人大律師學院的同事，他既了解錢列陽，也了解年輕律師的需求。

這樣一來，我和錢列陽律師之間的“兩人談”就變成了錢列陽和陳海陽我們之間的“三人談”。我的定位，陳海陽代表刑辯律師提專業性問題，我從律師業和社會的結合點上提問。我和海陽作為“綠葉”來襯托錢列陽這朵“紅花”——只為他的思想火花迸發得更燦爛。

問題在於，我們三人一個比一個忙。

在近一個年度內，我們在“百忙”的縫隙之間多次聚在一起“對話”。因為更重要的事情突然出現，中間至少有三次，說好的三人“對話”變成“我和陳海陽”或“我和錢列陽”之間的“兩人談”。2015年7月初，這場馬拉松一樣的“三人談”終於完工。

“三人談”的內容只是這本書的半壁江山，另外的“半壁江山”是錢列陽近幾年的講座和授課內容——自人大律師學院成立以來，錢律師在“刑辯班”的5次授課內容和“思維班”的2次授課內容是這部分內容的主體。之所以做這樣的安排，是因為這7次授課內容各不相同，把它們集納在一起就能基本完整地反映錢列陽律師在刑事辯護方面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

因而，在“三人談”馬拉松“跑著”的同時，被我稱為“演講錄”的授課內容也在準備之中。熟悉錢列陽的人都知道，他講課用的是“習總”倡導的脫稿方式。這種即席分享的方式意味著既沒有講稿留存，更沒有現在各類講壇上流行的ppt。

萬幸的是，人大律師學院保留了錢律師自2010年以來那7次課的錄音資料。

兩個“半壁江山”，一個是“訪談錄”，一個是“演講錄”。兩者之間，存在一些話題“重疊”的問題。在統籌整本書稿內容的過程中，曾為之糾結過。最終，選擇性了保留了這種“重疊”。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雖然問題是同一個問題，但是因為錢律師在不同時空進行的“解讀”，讓同一問題具有了不同的“神韻”。

錢列陽的前一本書叫《道與術》。“術”可以理解為辦案技巧，“道”則可以理解為一種與修為有關的功夫。他說，“術”是學出來的，“道”是悟出來的。

每當年輕律師表示想從他那里取一些“道”與“術”的經時，錢列陽都會說一句“每個人辦案的手法不同”。在他看來，年輕律師具備了“道”的素養，加上經驗就形成了自己的“術”。

這本《三思而行——錢律師與青年刑辯律師的談話》，在集中展示了錢列陽作為一名成功刑辯律師的“道”與“術”的同時，也在字里行間展示了他的修煉歷程。

惟愿錢列陽其人其書，有助於讀者形成自己的“道”與“術”。

順便說一句，在“三人談”期間，陳海陽已在創辦一家專業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在本書即將付梓之時，他的上海行仕律師事務所已在“核名”中。

順便再說一句，在7次律師學院授課講稿齊備、最後一次訪談“收工”后，錢列陽請我和他的助理李金鑫律師吃飯。飯前，他和我開玩笑：“這本書一路做到現在，你也‘刑事辯護碩士’畢業了。”這種認可和信任，讓我深感欣慰。

我也是錢列陽的“粉絲”。在一路策劃、推動並統籌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累並快樂著”。因為，在參與本書成稿的過程中，我不僅讀了“刑事辯護”這本大書，更透過本書的大量素材和與錢列陽的交流讀了他這個人。

文如其人。書如其人。

錢列陽，這位善於從實踐中提煉真知灼見的刑辯律師，本身就是一本妙趣橫生的書（該書由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