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設置家族辦公室的優勢

李智仁

台灣產業、人才與身處民主陣營，成為有別於港、星家辦的獨特優勢。

近年來，家族辦公室已經成為熱門且重要的議題。此項機制肩負「企業治理」與「家族治理」的雙重治理任務，對於尋求穩健轉型或家業傳承的家族企業而言，具有重大實益。

根據國際組織最新調查，全球家族辦公室的數量與所管理之資產（AUM）出現歷史性增長，整體市場規模預計於 2026 年突破 220 億美元，而所管理的資產總額也逐漸邁向 6 兆美元。從家族辦公室的地理分布觀察，北美依舊是全球最大的市場，然而亞太地區（尤其是新加坡及香港等）近年來也有明顯的增長態勢，家族辦公室的數量預估至 2026 年達到 2,600 家，且該地區家族在代際接班與財富傳承上的投入遠高於全球平均。此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尤其是杜拜及阿布達比）因其所具備的稅賦優惠與中立地位，也正迅速成為全球超高淨值人士（UHNWI）關注的重點新興樞紐。

家族辦公室最早可溯源至西元 6 世紀歐洲皇室聘請「大管家」（Majordomo）管理莊園、財務以及日常行政事務的概念，在現代金融史上，摩根家族（The House of Morgan）、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 Office）或梅隆家族（Mellon Family）被視為第一個運用家族辦公室的家族企業。其中，洛克菲勒於 1882 年成立的家族辦公室，不再僅是側重管家功能，而是實質地建立由會計師、律師與投資專家組成的專業團隊，開創了將「資產配置、法律稅務、慈善事業、家族治理」整合的架構，這也影響全球家族辦公室的發展模式。這種跨領域能力的整合，來自於跨領域的思維以及領導者的洞見。

時代縱有更迭，家族辦公室所肩負的使命未曾改變，然其所應對的環境與風險卻變化莫測。觀察近年全球趨勢，私有股權基金、私募債權、房地產及基礎設施在整體資產配置中的占比持續提升（平均達 40% 以上）；此外，受到高利率環境與通膨的影響，家族辦公室近來多青睞具備穩定現金流的私募債權與綠色基礎設施投資，以尋求優於公開市場的風險報酬比。再者，越來越多的大型家族辦公室不再藉由外部基金作為媒介，而採取直接投資初創企業或成熟公司的方式獲利，同時掌握更多主導權並節省管理費。面對大環境的不確定性，家族辦公室的投資策略勢必展現過人的韌性與彈性，方能穩固家族企業的基業長青。

除了落實「創富、守富、傳富」的傳統目標，全球正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家業傳承浪潮，新世代接班人逐漸重視 ESG、影響力投資以及虛擬資產之應用議題。影響力投資成為吸引下一代參與家族事務與培養投資能力的極佳平台，也能夠有效緩解傳承中存在的價值衝突。此外，近年來已出現跨洲的「家辦同儕網絡」，以共同進行影響力項目的盡職調查作為出發點，進行資訊交流與投資分擔，於必要時提供優惠資本，降低項目的初期風險，並採用影響力報告及投資標準指標（IRIS+）或科學減碳目標（SBTi）追蹤投資的實際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家族辦公室將「影響力損益表」納入年度審核，其重要性與財務報表相同。

2026 年全球家族辦公室仍存在地緣政治等諸多挑戰。據貝萊德（BlackRock）調查，超過 80% 的家族辦公室將地緣政治衝突與貿易戰爭視為最大財務威脅，家族辦公室在資產配置的戰略上也必須有所調整或因應，並奠定其耐心資本，亦即不僅看其收益率，而是在於其能否在全球動盪中，透過專業的治理架構與敏捷的科技應用，實現家族價值與產業的雙重延續。

亞太地區的新加坡與香港，透過政策與環境吸引家族辦公室的設置。新加坡強調「全球安全港」的定位，策略核心是提高經濟實質要求，吸引來自東南亞、中東及歐美的家族資金，強調法律穩定性與資產保護。香港在 2025 年超額達成吸引家辦落戶的目標後，目前「家辦 2.0」策略著重於資產類別的廣度與中國內地的深度連結。台灣金管會與金融機構希冀爭取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例如藉由財管 2.0 政策開放銀行經營高資產客戶業務（如債券交易不受傳統限制），讓國內銀行有能力提供與星、港媲美的家族辦公室服務。

台灣作為全球人工智慧（AI）供應鏈的心臟，AI 浪潮帶來的巨額財富，讓台灣的高資產族群數量激增，加上台灣擁有的大量隱形冠軍企業與科技巨頭，目前皆面臨接班高峰期，對於財富保全與企業傳承有強烈需求，再者，良好的家族辦公室需要法律、稅務、會計與資產管理的跨領域協作，相較於星、港高昂的營運成本，台灣不乏高品質且成本合理的專業人才，加上 CRS、CFC 等全球稅務透明化趨勢，海外金融人才回流台灣，可望為本地家族辦公室的生態注入國際視野。

因應全球制裁與關稅壁壘常態化，資產去中心化需求已浮現，台灣的家辦可作為離岸與在岸的銜接點，透過 OBU 架構，家族可以靈活調度全球資金，並在信任貿易的趨勢下，設在台灣的家辦更容易獲得民主陣營（如美、日、歐）科技項目的准入資格，降低被列入敏感名單的風險。

家族辦公室的終極目標，是透過專業的「雙重治理」，協助家族企業的價值與財富能同步跨越時間的考驗，它不應僅被視為家族企業的私人金庫，而應被視為國家戰略資產。（作者為銘傳大學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執行長、金管會金融法規調適委員、台灣信託協會理事）

來源：《台灣銀行家》1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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