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選舉為何愛打“中國牌”

刁大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美國政府與政治(美國國會政治

中美關係、比較政治等,著有《國家的錢袋:美國國會與撥款政治》等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具有在21世紀蓬勃發展的更好條件。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更好地面對來自俄羅斯、朝鮮以及伊朗等國家的傳統威脅，並應對如中國這樣新興力量的崛起”，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6月13日參選后的首場造勢活動中就直接提出了對華事務的重要性。在15日的競選中，希拉里再次聲稱，“中國的崛起是下一屆美國總統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相比之下，作為共和黨眾多參選人中重量級人物的杰布·布什雖然承認需要“接觸”中國，因為美國“在對華交往中獲得了經濟利益”，但也強調中國是“威脅”。

即便如今距離2016年美國大選尚且還有不到16個月的時間，甚至要在8個月之后才有可能確定兩黨候選人，但中國議題卻已頻繁地被兩黨參選人提及，儼然成為了他們在選民面前展現所謂“強大領導力”的選戰工具。

中國議題的強大動員效果

選舉中的政策議題是那些讓對政治並不熟悉的選民切實了解候選人的橋梁。這就意味著，議題一定要與選民實際利益切身相關。那么，對於並不了解國際事務、更不太熟悉中國的普通選民而言，候選人又要如何操作中國議題才能發揮有效的動員作用呢？其中的秘密在於對中國議題的定位與詮釋。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一次大選和兩次中期選舉中，中國議題呈現出回歸美國選舉政治舞台中心的總體態勢，其熱度已超過了1990年代關於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政壇爭論。據《紐約時報》報導，2010年中期選舉周期中有29位兩黨候選人負面炒作了中國議題，其中不乏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哈里·里德等擁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在2012年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也曾多次宣稱在上任第一天就要將中國列入所謂“匯率操縱國”名單。而到了2014年中期選舉周期，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甚至因妻子趙小蘭的華裔身份而被抨擊為對華立場軟弱，背負上令美國公眾失去就業機會的“罵名”。

事實上，與預算、財政、醫療、教育、治安、防務等國內公共政策議題比較而言，中國議題是一組籠統的議題集合體。在中美關係的內涵與外延如此廣泛與復雜的今天，中國議題幾乎可以涉及美國公共領域的方方面面。作為兩國關係壓艙石的經貿事務當然是歸於經濟議題范疇，台灣問題對美國政治人物而言就涉及意識形態、亞太戰略以及軍工利益等，而網絡安全議題則是廣泛地牽扯到經貿、高新科技、知識產權、非傳統安全等多個重要領域的所謂“抓手”議題。中國議題的內涵之廣，就為美國政治人物在選舉中操作中國議題、加以動員性詮釋預留了較大空間。

2008年以來，中國議題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回歸，基本上被解釋為是一種對“潮流”的回應，而這種“潮流”的底色就是美國經濟與就業復甦緩慢、選民感受有限或微乎其微。根據美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usc us-china institute）的數據統計，2010年整個選舉周期共出現了48例含有中國議題的兩黨競選，其中30例為國會眾議員競選，也存在一定數量的國會參議員和州長競選。從議題內容看，48例中國議題競選的基本基調高度一致，即負面攻擊“中國的經濟發展搶奪了美國的就業”，將美國的經濟與就業窘況算在中國賬上，而這種議題詮釋是與當時民調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將就業視為最為關鍵議題的民意導向存在高度且直接的關聯性。

換言之，面對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民意仍舊期待更多經濟實惠的現實，候選人硬是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詮釋為“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的威脅”，從而有效地動員了那些可能絲毫不了解中國但卻期待美國經濟轉好的選民大眾。在這個意義上，美國選舉中的中國議題，對精英而言可能是一個外交與國際關係上的重大關切，但對普通民眾而言就是一個美國國內經濟與就業議題的外化與延伸。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議題在選舉中的這種工具化詮釋，也勢必釀成了不良的政治后果。通過研究發現，在2010年涉及中國議題的30例國會眾議員選舉所產生的29位眾議員中，有15人在新一屆國會中參與了涉華議案的提出與聯署，其中10人持有極端負面立場。換言之，某些議員對中國議題的炒作已經在非選舉時間內呈現出“常態化”傾向。其原因有二：議員迫於選民壓力，要兌現選舉承諾；議員意識到了中國議題的強大動員效果，持續炒作為連任備戰。

警惕2016年大選負面炒作中國議題

從1990年代的最惠國待遇到貿易逆差與人民幣匯率，再到今天更為多元化的詮釋，中國議題在美國競選政治不斷復雜化與多元化的變遷，凸顯了中美兩國各自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的相對變化，特別是這種變化給美國政治人物帶來的不安甚至不自信。

2016年大選尚且處於預熱階段，可能上升為選戰核心議題的公共政策還不明朗。但即便如此，中國議題被總統、國會議員甚至州長等其他公職參選人炒作的可能性持續走高。特別是在美國經濟目前相對轉好的情況下，中國議題又將被如何詮釋，值得特別警惕。

一方面，希拉里在民主黨陣營中的強勢存在，意味著外交事務可能占據選戰爭議的焦點地位，其中作為希拉里重要“業績”的亞太戰略顯然是重點，對華政策也就成了重中之重。在這種情況下，兩黨之間頗有可能紛紛展開對華示強的拉鋸戰。

此外，作為奧巴馬執政重要遺產之一的tpp，由於直接波及美國國內勞工與產業的實際利益，因此具有極大的選戰動員空間。關於tpp的爭論其實就是關於美國亞太戰略的爭論，其中的中國因素也就不可回避。

另一方面，共和黨陣營中多位茶黨青睞的政治人物對中國長期持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民調位居前列的馬爾科·盧比奧還曾公開撰文公然將“中國夢”稱為“噩夢”。這股勢力在選舉中必然會攻擊中國國家經驗，從而捍衛美國及其價值觀的世界領導地位，進而展現自身的國際視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奧巴馬醫改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歷史性判決，勢必激發起盧比奧等共和黨內保守派在初選中的優勢地位。主打意識形態的茶黨候選人可能在設定選舉議題和議程方面具有更大話語權，這也再度增加了中國議題保持在選舉舞台中間的可能性，而且其詮釋方式也是由共和黨保守派設定的。

總體而言，中國議題在2016年大選周期中存在從單一的經濟與就業議題轉換為多內涵的功能性議題的潛在隱患。這就意味著，候選人可以直接告訴選民，中國及其發展模式日益成為美國國家實力與世界領導地位的嚴重威脅，不但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上挑戰著美國主導的繁榮和安全，甚至直接損害著美國公民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優越感。而在美國普通公眾對華了解有限的現實情況下，這種對中國議題混淆視聽的炒作無疑會直接扭曲美國公眾的“中國觀”，侵蝕中美兩國交往的重要民意基礎，從另一個側面加劇著兩國彼此之間的互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