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鄭永年：中國應吸取俄羅斯寡頭經濟的教訓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俄羅斯過度輕信西方顯然是失敗的。在內政上，西方式的經濟自由化很快就導致了寡頭經濟，國民經濟一蹶不振，並且出現成為西方經濟附庸的趨勢。經濟寡頭直到普京執政時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惡果到現在並沒有消化。俄羅斯盡管想走西方的市場路線，但今天俄羅斯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正是西方式市場路線所導致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就國家安全來說，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中國最直接的危險仍然來自發達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處理和西方大國的關係仍然是中國長期的挑戰。對西方，中國存在著兩種傾向性，即過分恐懼和過分輕信。這兩種傾向性既表現在政策話語中，也反應在實際的外交政策層面。

兩種傾向性都是極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現。過度恐懼西方往往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征，或者說，對西方的過度恐懼經常導致極端民族主義式的反應。一些民族主義者把西方對中國所做的一切都視為是要“遏止”和“圍堵”中國，把西方的一切都視為是“陰謀”。這種恐懼心理就要求中國針鋒相對，準備好和西方的衝突和戰爭。在內政方面，過度恐懼西方的表現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經衰落，而“中國模式”會取而代之。

過分輕信西方則往往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個極端，也是沒有自信的表現。在內政方面，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各種體制沒有任何信心，總以為中國應當以西方為模式，實行西方式制度。對外方面，自由主義天真相信，一旦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接受西方的價值觀，西方就會接受中國的崛起。有人甚至認為，接受西方領導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保障。

但實際上，這兩種心理認知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走到了極端，就會演變成顛覆性錯誤。中國應當從前蘇聯和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演變過程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首先是不能過度恐懼西方。過度恐懼西方是前蘇聯領導集團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終導致蘇聯和蘇聯集團解體的主要因素。二戰之后，美蘇之間很快就陷入冷戰狀態，各自組建了地緣政治集團，即蘇聯集團和美國集團。當時的蘇聯對“敵對陣營”（西方集團）無比恐懼，以最大限度動員國家資源來對付之，並且把重點放在軍事上。蘇聯集團和美國集團之間的競爭是全球范圍內的，並且多表現在軍事方面。但是，正如后來的歷史所展示的，兩者之間的競爭最終導致了蘇聯和蘇聯集團的解體。

美國在二戰之后成為全方位的強國，表現在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等各個方面，而蘇聯和蘇聯集團在政治、經濟上並沒有能力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進行競爭，而幾乎把所有資源導向軍事的競爭。這種完全不對稱的競爭導致了蘇聯和蘇聯集團國民經濟的軍事化，最終經濟萎縮，不僅不能支撐龐大的軍事費用，而且更促成了國內的短缺經濟，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最後蘇聯和蘇聯集團在和西方的競爭中，自行走向了解體。

不過，蘇聯和蘇聯集團解體之后，俄羅斯和很多東歐國家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即過分輕信西方。蘇聯時代的戈巴喬夫想通過民主化來促動國家的改革，結果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在西方的一片呼呼聲中，戈巴喬夫儼然成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為戈巴喬夫以無聲的方式促成了西方夢寐以求的目標的實現。在戈巴喬夫之后，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領導人也是高度輕信西方的，一方面輕信俄羅斯能夠順利地變成另外一個西方民主國家，另一方面輕信西方必然會接受和歡迎一個民主化的俄羅斯。俄羅斯是敞開大門迎接西方的。

俄羅斯國內的各方面改革“嚴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來做，即西方新自由主義。在國際政治上，俄羅斯也自信成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視了西方的野心。這種戰略松懈使得西方輕易地獲得了原來蘇聯帝國的地緣政治空間，把西方的地緣政治勢力范圍直接擴展到了俄羅斯的后門。

俄羅斯過度輕信西方顯然是失敗的。在內政上，西方式的經濟自由化很快就導致了寡頭經濟，國民經濟一蹶不振，並且出現成為西方經濟附庸的趨勢。經濟寡頭直到普京執政時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惡果到現在並沒有消化。俄羅斯盡管想走西方的市場路線，但今天俄羅斯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正是西方式市場路線所導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也呈現出緊張關係。在經濟寡頭嚴重干預政治的情況下，普京對寡頭進行了整治。同時，原來葉利欽時代的分權也走向了集權。這些變化直接導致了西方的不滿。西方現在並不認為俄羅斯是民主國家。在外交方面，俄羅斯已經失去了往日蘇聯帝國所擁有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並不是說，俄羅斯要回到前蘇聯時代。問題在於，作為大國的俄羅斯，其生存和發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緣政治勢力范圍。這是烏克蘭克里米亞問題的直接起源。

克里米亞本來是俄羅斯的領土，在前蘇聯時代，因為烏克蘭本身是蘇聯聯邦的一部分，因此劃給了烏克蘭。現在俄羅斯收回克里米亞，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很容易理解。但這直接導致了俄羅斯的“顛覆性錯誤”，和西方交惡，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亞問題，烏克蘭東部也是俄羅斯和西方繼續爭斗的根源。人們還不知道，俄羅斯和西方什么時候才能走上關係的正常化。而現在的這種情形無論於俄羅斯還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國外交反映對中國的恐懼

今天的中國，也同樣面臨選擇問題，是恐懼西方還是輕信西方？這兩方面的選擇都存在著。首先是過分恐懼美國。中國一些人過分恐懼美國主要是因為美國恐懼中國所導致的。就今天的中美關係來說，所面臨的挑戰與其說是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倒不如說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中國花了很大的努力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美國的反應並不是中國所預期的。今天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的美國猶如二戰之后的蘇聯。今天的中國盡管沒有像前蘇聯那樣來組建反美國的同盟，但美國對中國的恐懼猶如當時的蘇聯對美國的恐懼，並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關係建設。美國實行“重返亞洲”政策、強化和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國的關係、努力發展新盟國（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強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二戰后的很長時間里，美國曾經是一個全方位的大國。但現在則不一樣了。經濟實力不如從前，其所推行的軟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處碰壁。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強調軍事力量。

第三，發展排他性的戰略性貿易。主要表現在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關係協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國主導的區域經濟組織，但明顯排除中國，並且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直接針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的。

第四，想盡一切辦法把其同盟國淪落為“附屬國”，聽從美國的領導。和日本的關係表現得很明顯。在日本民主黨鳩山任首相的時候，日本通過訴諸於建立東亞共同體來追求和美國較為平等的關係。東亞共同體被美國視為是“親中國”的，因此很快就被絞殺。安倍上臺之后，走的是反華路線，這不僅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援，而且美國不惜以犧牲和中國的利益，來鼓勵日本等盟國挑戰中國。很顯然，美國所有這些方面的行為和前蘇聯的行為並無二致。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義者，也轉而恐懼於美國，主張要以牙還牙。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則把目前中美關係的緊張歸咎於中國的“強硬政策”，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在中日關係、南中國海問題、中印關係等等一些列問題上繼續“韜光養晦”、配合美國和西方的“情緒”。他們的確相信，如果中國這樣做，西方美國就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的和平性質因此能夠得到保障。

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看，這兩種傾向性有可能導致中國的顛覆性錯誤。如果過於恐懼於美國，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國的軍事競爭陷阱。一旦陷入軍事競賽陷阱，中國國民經濟就有可能被軍事化，就如前蘇聯那樣。這種可能性並非假設，而是有制度條件的，主要是因為中國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一旦軍事競賽開始，大量的經濟資源就會導入國有部門，而非民營部門。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會破滅，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很難會走東歐那樣的民主化道路。執政黨一直強調中國不會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國民主化了，美國也會同樣把其地緣政治利益置於民主之上。

中國必須做正確的選擇，在內政外交上避免因為過分恐懼西方和過分輕信西方而導致的顛覆性錯誤。在內政上，中國不可以簡單照搬西方經驗，但也不可以關起門來，自以為是地搞建設。一方面要意識到中國內部建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國仍然需要虛心學習西方經驗來促動和促進內部的現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識到到學習西方並非走西方道路。這里，中國需要一大批政治企業家，能夠結合東西方最佳實踐和經驗，把內部經濟建設和制度建設搞上去，學習西方，但做得比西方還要好。學習西方必須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而不能抱過多的幻想和烏托邦精神。

在國際層面，中國要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繼續和國際接軌，在現行國際體系上往上爬。中國不可以學習前蘇聯那樣，脫離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另起爐灶，建設和西方相對立的區域或者國際體系。在全球化時代，這樣做，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不利於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建設性作用，而對國際和平更不利。同時，中國不能盲目相信西方會和平地歡迎中國的崛起。

中國要善於建立自己主導的、開放性區域甚至國際性秩序。這里要強調的是開放性。美國等主導的無論是戰略上的同盟關係還是經濟上的tpp等區域組織都是排他性的，中國主導的區域和國際組織如果要有競爭力，唯一的來源就是開放性，不僅向發展中國家開放，而且也向發達國家開放。目前所進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這樣一種開放性的區域組織，並且中國所確立的區域和全球性組織的目標，至少在早期並非取代現存國際組織，而是從補充的角度行使現存國際體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來的發展如何，取決於現存體系的改革和中國本身的能力。

簡單地說，開放性是中國經濟的本質。無論是內部建設還是國際秩序建設，都必須秉持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就可有效避免過分恐懼西方或者過分輕信西方的顛覆性錯誤，同時也可確立和提高中國本身的自信度。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