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公平中國”要的是毫不遲疑的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王福重在世界末日的轉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找尋那把被制度設計者們輕視太久的公平鑰匙。

節選自《公平中國》 作者：王福重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30多年來，雖有短期的停頓和反復，但總體上中國進步巨大。如果總結一下中國進步的原因，可以羅列一大堆理由。但是，在我看來，無非就是一條：自由。改革的本質是尊重個人，給個人自由的空間。

計劃經濟下，個人的利益和愿望被無情漠視，因為要維護集體利益，於是人們因動力匱乏而怠惰。市場經濟之所以優於計劃經濟，最根本的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個人，而非集體，個人利益被尊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因此人的積極性被激發。

尊重個人利益不但表現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也表現在允許農民進城、參加高考、出國定居、發展非公經濟、自由職業者大量涌現，等等。國家和人民的面貌因此大變，中國人從未如此與世界接近。這種尊重獲得了巨大回報，解決了最大人口國家的吃飯問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增強，等等。

尊重個人利益是過去30年我們做得最正確的事情。

但是，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不是推倒重來的激進式的。漸進符合中國人的中庸性格，也有其優點，還可能是保證某些改革舉措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是，也必須承認，漸進式改革也有瑕疵，甚至有很大缺陷。如果說，過去30年，我們做得不夠好或者不對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給個人的空間還不夠大，改革還不徹底，改革的步子太慢。

最嚴重的是，在尊重所有人取得進步的同時，整個制度似乎對於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團更加尊重，或者說尊重是有等差的，不是不偏不倚的。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似乎得到了更大的尊重，更優厚的對待。當改革碰到他們的抵抗時，往往會自動停下來。

比如，雖然允許農民進城，但是，被所有人詬病的戶籍制度仍頑固存在，農民工不能獲得與有戶籍人口同樣的待遇，戶籍約束著他們的權利；戶籍制度還讓高考錄取分省進行，統一高考名存實亡；非公經濟是憲法鼓勵發展的，但是，不論如何出臺鼓勵支援政策，民營經濟始終不能獲得與國企平等的地位，中間隔著“玻璃門”；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基本已經全覆蓋，但是，不同人群之間的實際差距一點也沒縮小，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始終還是有特權的一群人；很多權利，外國人都已經取得，而國人自己卻還在積極爭取中，如金融對外開放和對內封閉；連慈善都要經過授權才能做；三公花費驚人、壟斷橫行、稅收高懸、腐敗猖獗，解決起來如同搬山。

可以說，凡是容易進行的改革都已經進行並達到了某種最高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後中國的改革任務更重、更難。難的倒不在於改革會有風險，很多東西不過是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難就難在，繼續改革必然觸動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更嚴重的是，會觸動延續多年的傳統觀念。

很顯然，在思想上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所以，改革到一定階段后，就出現了放慢或者停頓的趨勢，一切都在往后拖。

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目標還沒有達到，那么我們就應該意識到，沒有風雨能躲得過。早早晚晚，這些剩下的硬骨頭還得啃。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踟躕太久，改起來就更難，改革還可能走上回頭路。

這種回頭的趨勢，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就有苗頭。種種計劃經濟的老做法借著宏觀調控的名義又都殺回來了。改革中出了問題，不是繼續改革，而是否定市場，干預微觀經濟。而干預出了事，似乎就為進一步的干預和調控提供了口實和必要，惡性循環。而改革，似乎被擱置在一旁。

中國已經迎來一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公平和效率的關係，主要不是替代而是互相促進的關係。即便僅僅從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消除特權、繼續推進社會公平也是必需和值得的。公平和效率，是同一事情的兩個方面。

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馮·米塞斯（1881—1973）曾斷言：要么社會主義，要么市場經濟。因此，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為了實現這個崇高的目標，我們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突破思想意識上的羈絆，才能為改革提供新的動力和空間，突破人為的限制。

而以公平權利為突破口來加速或重啟改革，則是最自然、最恰當的選擇。這樣的改革，一定會得到全體人民的支援，而有了這樣的支援，所有的困難便不在話下。

30多年來，我們在沒有給所有人平等權利的條件下，已經走了很久，其取得的成績已經是奇跡，已經接近極限。在人口紅利、改革的制度紅利都趨於消失的時候，我們不能指望，在這種不正常條件下還能創造奇跡。只有平等的制度安排，才能產生新的制度紅利，為市場經濟開辟新的道路，帶來新的、更大的奇跡。因此，《公平中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為平等而平等，而是毫不遲疑的改革。